张:您知道我至今多多少少接触了四个专业:考古、蒙古史、新疆史、中国伊斯兰史。我刚才向您提这样的问题的目的，是因为我非常想搞清楚这个盲目地找自己，难道真是理想这东西在捣鬼么?.
俞：当然是这样。提起有些理想或理论的东西，我这些年来也很痛苦。我在最近这几年里在搞学问的时候，又经常思索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这二者是关系密切的。如果对做人的道理没有一个追求的话，深奥的学问一定探索不到。无论是我个人，我们国家，或是这个世界，为达到这样的认识都付出了代价。当然而已经付出的代价，又使大家都提高了理想的境界。所以，你的问题我虽然明白，但我只能这样说:今天的我又苦又不苦。今天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悲观失望走上绝路。就学问而说，确实象你注意到的一样，我观察过一些问题，除了三门峡，盘龙城，我搞周代用鼎制度的研究时，有一次连续工作了四十八小时。因为，我面临着一个对傅斯年的观点的思考的问题，而他的观点又事实上被郭沫若等整整一代人所肯定过。
张:我明白。我在登封挖王城岗时读过他的《夷夏东西说》，我知道傅斯年的份量。
俞:简单地说，连续工作了四十八小时后，我更相信了当时新找到的观点。但是—今天我感到，如果又有新收获，我却再也没有当时那种兴奋、满足和高兴了。尽管那高兴不是吃了好东西和挣了大钱所能比拟的。因为我也悟出:一个人的追求永远不能完全实现。以前，我很惋惜王国维，惋惜他还在壮年就跳了昆明湖;其实，王国维已经做完了他能够做的事业。去年十月，在辽宁海滨，我和我的导师苏秉琦先生聊天。老头年纪大了，我宽慰他说:“无论是那一代人的理想本身反正是完不成的，但许多人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张:王国维的悲观主义是一早就存在的。他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古往今来的看法恐怕早就形成了。
俞:如果讲到有关生死问题，我想说，在我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人生对于我可能正是一半的时候。
张:俞老师一九六六年您多少岁?
俞:三十三岁。人生正是一半的时候。
张:俞老师，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正式地间一问您这件事，可是我觉得那是不礼貌的，而且我也不愿意让老师触起伤心事。您愿意谈谈六六年的事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也许还不能说是郑重，但我的心情是严肃的。
俞:当然可以。我知道同学们总是不正面问我，是因为大家关心我。我很感谢大家。
张:让我先说—您在受了人格的污辱后，您跑到清华园火车站去卧轨。可是火车把您铲了出来。您不甘心，跑回家去把电灯泡上的两根电线缠在两个食指上，然后拉了电门......
俞:是先触电，没死成，我才去清华园的。其实还有一次，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还有那一次: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张:我这样说可能非常不礼貌了:我感觉那一天的您简直是不顾，一切地去求死。好像不死，不达到死的目的绝不罢休一样。
俞:但是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收益最大的一年，有好处的一年。但是我没有任何怨言。真的，我没有一丁点儿怨言。后来，七三年学校搞运动的时候，他们想收集我的言论，他们觉得至少我对那件事是有怨言的。四人帮垮台后，有的同志告诉我，当时，人家总觉得你至少对那件事是不可能没有什么言论的。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他们不可能搜集到，因为我根本没有那种想法。
张:我不能想象。我常想，我比您脆弱多了。
俞:六六年那次以后，我有了相当的变化。如果让我总结，我也归纳不出几条来，我只是觉得那以后我的变化非常之大。那正是我人生的一半，那一年我三十三岁。总的来说，对人生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别人态度的理解。我体会到了，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其它条件的变化，自己身上承担着东西。我悟出了一点道理:每一个人所承受压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压力。
张:有的人命定不承担压力。
俞:我悟出的另一点道理是:有的人他注定是要倒霉的，因为他想说，他有追求。那次咱们从洛阳回来，就是咱们俩在洛阳谈到深夜那次以后，我对那次运动的思想准备是非常之清楚老师，正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十五年来我一直记着的两件事中的第二件。那天晚上，咱们在洛阳街上聊到了深夜，您忘了您带着教师宿舍的钥匙。回到考古所洛阳站时，所有教师都在传达室等着开门。—咱们俩想保密的聊天，结果人人都知道了。
俞:后来，人家也调查过你，我没告诉你，他们问我那天晚上和你谈话的内容。
张:说实话，我只记得在洛阳的街上蹓呀蹓，聊的什么我全忘光了。
俞: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咱们说过的有些话今天不必重复。但是，你至少说过你上北大后对还留在内蒙插队的知识青年的留恋。所以，我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要整张承志，他是个感情很重的人。
张:总的来说，北大的那次运动，我感觉您应付得非常沉着，包括情绪，从洛阳回北京以后，我一直注意观察，虽然运动的矛头不出所料的对准了您，可是您很镇静。
俞:那是七三年的事情。它如果发生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会全面崩溃。
张:谢谢您给我讲了六六年的事情。可是很奇怪的是，我觉得，六六年的事情和盘龙城的发掘以至后来搞青海搞羌胡，贯穿在您身上的是一种气质。我说一句您可能讨厌的胡言乱语:那一天里三次赴死的行为，简直是一首壮烈的诗。而且，正是有了后来的用鼎研究、有了后来的盘龙城、早期楚文化、青海彩陶族属研究，有了这后来十几年的注释和证明之后，我才体会到了这诗的含义。
俞:后来我多少有了一点比较自觉的东西。我很难把它说清楚，但我知道我不应该再有任何人为的后退。
张:俞老师，您的这一切更多的是后天形成的吗?
俞:是的。
张: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受教育的环境，是不是对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俞:毫无疑间。
张:北京大学是个有灵气的环境。
俞:有些问题也可能要到一定的年龄才能思索。你问到的，有一些我只是近两年才开始注意:人不一定越老越糊涂，上了年纪是有可能更清醒的。
张:俞老师，您愿意对我说几句什么吗?断断续续十五年了，后来虽然见面机会很少，但我知道无论是我对您，还是您对我之间的信任从来没有改变。
俞:是的。
张:而且在我这十五年的一些关键时刻，我都想过您，比如说考研究生的时候，第一篇论文发表的时候……我倒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很想听听您印象中的我。
俞:在和你的交往中，印象最深的还是读那本《老桥》后发生的联想。—我一直想把你拉到考古这一行里来!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搞考古，但是，后来你写起小说了。读完你那本集子，我想，你的作品有些人是不会喜欢的。你的愿望我理解，所以读完后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张:十一页纸。我至今还留着呢。
俞:我用十一页纸告诉你:我看了，我懂了。你那个作品里，不只一篇，许多篇都写了一种对过去的美好的追求，追求到头追到的失望。但是你又说，人尽管碰到多少次失望，又一定会产生新的希望。这是你给我的最大帮助。我不知道你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想，你干嘛怕失望呢?实际上追求的理想本身也会变化的。
张:我最近有时想，还是应该搞一点学问。可能是几年文学创作使我注意到了学问和学科的本来目的，我说不清楚要搞什么，但我好像今天才有了一种认真地看待考古学，看待历史学的心情。
俞:有一次我在火车上，从别人那拿来一本杂志，那上面有一篇王蒙的小说《海的梦》，我就拿起来读，后来控制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张:好像上岁数的人对他这篇小说感触很探。
俞:我对王蒙的作品读的很少，只偶尔读一点儿，使我感慨最深的，也是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新疆居然有那么深的感情。这使我又坚信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人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社会也许又是最公平的，它在一定的时期，会对付出的人回报。不偏不倚，不多不少，你付出了什么，你花出了怎样的代价，你总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说得绝对一点，有些回报是在死后得到的。譬如莫扎特，他对社会付出了那么多的善良之心，尽管在生前得到的是贫困潦倒，可是死后的二百年来，人们付给他的报答又是谁能企求的呢?前边我说过我不埋怨，我真的一点埋怨也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最初追求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付出了有怎样的份量，我也体会到了我得到的有多宝贵。我想我们都要坚信这一点，社会一点不会骗自己的成员。
张:我知道您的意思—这回报尽管可能看不见，但是，对于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首诗来追求的人，这看不见的回报高于一切。其实这样的选择摆在每个人脚下;我想，考古学可能正因为它的艰苦、奔波、田野工作、还有结论埋在地下，不能预知，所以，真正的考古学与真正的文学才这么相似。
俞:我们真应该争取做到这一点:连一个人都不理解你也无所谓—因为其实只是没有当面对你说。如果你付出的真有份量，如果你敢说你付出了沉重的心血，那么，你一定已经得到了别人不能奢望的东西。读你的作品时，我在想你付出了那么重的感情;可是，没有给你写十一页纸的人有多少呢?你得到的回报是读者的感情。难道还有比这更沉重的东西吗?难道还非要人家当面对你说吗?——你只是没看见、没听见而已。
《文学自由谈》1987-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