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部伊朗电影说起
这些日子，一直在看伊朗电影。不是为了感官上的刺激，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那种不同于好莱坞式大投入、大制作、大题材、大场面的异域电影，它展现的似乎是 人类久远的事件和情感，在速度时代的背面，让人恍如隔世。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过去，同样是发黄的印象，脏乱的街道，贫穷的乡村，笼罩在阴郁里的城市，以及那些在底层讨生活的人们。然而，我却看到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和别样的世界与人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速度，然而，伊朗电影却是逆节奏，甚至说是反节奏的。一部部电影看来，我几乎看不到快速推进的情节，看不到那种盘根错 节的矛盾冲突，没有现代人期待的紧张和刺激。和我们习惯的电影相比，伊朗电影情节简单，节奏缓慢，甚至拖沓，画面单调，而且多有重复，然而，它却有一种直面当下生存困境的真实，有一种直抵心灵的力量。在粗线条的故事之下，是伊朗电影人倔强的身影和柔软的目光。那里面是同情？是关注？是疼痛？是悲悯？或者就是人永恒的纠结？我说不好，但是，我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按照一般的逻辑，伊朗一直处于宗教冲突的敏感地带，世界矛盾的风口浪尖，那里似乎难得太平，那么，它的电影也应该展示战争的残酷和因不同政见而引起的杀 戮，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宗教禁忌和难民的流离失所。然而没有，伊朗电影规避那些敏感的主题，而是从焦点中转身，回归到人的命题。同样是写底层，伊朗电影要比我们做得彻底，它的镜头没有游移不定，而是始终在那里，黄沙弥漫的大漠，破旧拥挤的生存空间，在风沙中播种希望的大人，在废墟中守望幸福的孩子。在那里， 国家和民族似乎不存在，或者就是遥远得近乎虚无的记忆。在人们受伤的时候，哭泣的时候，国家缺席，主义不在，只有那些哭告无门、四顾无援的人们，他们的伤痕累累，以及他们幽暗的命运。在没有所谓国家保护的背景下，他们只有依靠自己像骆驼一样的耐力，背负着自己的命运，隐忍着走过茫茫大漠和未知的人生。而我 们的电影，国家无处不在，它是审判的眼睛，是把握方向的巨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时候，国家是强大的后盾，即使正义暂时受挫，你也不用担心，因为，那只是时机未到，国家总会布下天罗地网，让所有的邪恶无处可逃。这种大团圆的因果思维牵制着我们的电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道路上，一路向前，鼓舞人心，高奏凯 歌。而我们，却总觉得隔着一层层厚厚的玻璃，灵魂的叩问模糊不清，心灵的感动遥遥无期。
然而，现实不堪。那种绝对的因果关系，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预设，或者是就是一种麻醉心灵的乌托邦。对于不明白国家意义的普通人而言，正义只是道义上的、书 面上的安慰，在苦难的中心，它不在场。而伊朗电影，却冲破了国家意义的枷锁，回归到苦难的中心，把那些普通人血泪凝结的伤口展示给你看，没有审判，没有谴责，甚至没有安慰。比如《手足情深》中，那两个因为失去父亲被拐卖的孩子，他们的遭遇是那样的触目惊心，然而，在电影里，你看不到那个场域的同情，导演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故事告诉你，在那个孩子的世界里，一个孩子的死亡无声无息，一个孩子的泪水孤立无援，那才是事件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手足之情再深，也深不过现实的黑暗，最终，一切都将融入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包括那两个注定无法相见的兄妹，包括他们执着而又卑微的希望。比如 《背马鞍的男孩》，那个弱智少年最后被套上马鞍、戴上马面具，拴在马圈里，像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莎一样被异化成非人。你看不到任何逆转的可能，因为，所有的可能都被否定，所有的梦想都被粉碎。不是导演冷酷，而是现实如此，我们期待的审判和谴责没有出现在那个现场，它在遥远的剧场，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这是艺术的规则。那里面当然有我们关注的制度问题，但对那些尘土一样没有重量的生命而言，制度上压迫远远不如那些毁灭他们人生的恶人铭心刻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属于精英，受活属于百姓。我们有理由谴责罪恶的体制，但我们更应该反思参与建造地狱的人性之恶，在任何时代，所有的灾难，都由那些具体的个人来完成。
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曾经给我强烈的震撼，但绝对不会看第二遍，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没有勇气。在一个美丽的别墅里，一群少年男 女被集体审判，然后是地狱里的场景：赤裸的少年男女围坐客厅，听已经是半老徐娘的妓女讲述堕落的快感；为一对临时指定的少男少女举行婚礼，然后看他们模拟做爱；一个少女吞咽裹着钉子的狗食，一个少女被迫吞食主人拉出的大便，等等等等，让人发指。但在被受罚、被凌辱、被虐杀的时候，没有反抗，没有抗议，有的只是令人心寒的顺从。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极权的罪恶，但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衣冠楚楚的施虐者？难道可以统统归于极权？难道所有的罪恶都由一个千夫所指完 成？难道所有的个体都那么清白和无辜？
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由史蒂芬戴德利执导的同名电影表达的是也是这样的困惑。面对那个因为不识字而让几十条生命葬身火海的汉 娜，无论我们拿出多少诸如纳粹非常时期、非常人性或者责任忠诚的辩解理由，都无法让我们对那些被烧死在集中营里的生命坦然地说声安息。相对而言，我们更喜欢雨果《九三年》中的那个“叛军”首领朗特纳克，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放弃了逃生的希望，而是听从“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从暗道回到了火海，也从黑暗回到了光明，救出了那三个无辜的孩子，最终完成了正常人性的涅槃。读到这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放弃固有的立场，一同在伟大的人道之中泪流满面。我不是鼓吹雨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理论。但是，人类的个体之善和个体的忏悔，的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完美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子的法治并没有解决人性的根本，因为，它只是简单的外科手术，用冰冷的刀子防止人性之恶的蔓延，并没有从灵魂上完成救赎，所以，才会制造出那么多恐惧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