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说创作应该是永生的操练
郑小驴：卡彭铁尔说，小说是一种需要，展现了一个世界。您自己也说过，写作是为了“复仇”，这对您的写作而言，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吗？
残雪：我从世俗中来，我的精神因为自己，也因为社会而受压，我当然总想复仇。但艺术的复仇已经改变了性质。所以我说要起飞。材料还是那些材料，我赋予了它们崭新的意义，将其变成了精神游戏。一种让人在精神上变得高贵的游戏。注意，这里说的是让人性变美的游戏，而不是为游戏而游戏，搞智力游戏图得一时快感。如果抱这种目的，注定从残雪这里得不到满足。我制作了这种游戏，我的复仇欲望也得到释放。然后我再回到社会里，拥抱生活，于是又压抑了内部的精神，然后又来搞艺术……这整个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保持创造能力的策略。孤独只是相对的，拥抱生活才是根本的。如果厌倦了现实生活，厌倦了人，你就别来搞实验文学。
郑小驴：您的作品里人物的遭遇以及对话都非常离奇，神秘，富有力量，就像衣兜里藏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处处凸显出危险的气息。比如《长发的遭遇》，为什么主人公会匪夷所思地数次提起“边疆”和“父亲”？他们之间有内在的关联吗，这篇小说让我着迷，请您解释一下。
残雪：我小说都是引人向上的。我把追求变成“永生的操练”。我认为自然造出了人，人有这个使命弄清自己同她的复杂关系。我反对虚无，虚无是东方文化的病根。从我阅读过的国内青年的小说来看，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我在很多地方写文章说，传统文化自身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所以大部分青年都是写到一定的时候就遇到瓶颈，搞不下去了，同我们这批作家的情况一模一样。我认为要搞实验文学，只有下死力向西方学。学进去了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要用西方文化这面镜子来照我们的文化。“长发的遭遇”就是描写了人企图弄清人与自然关系（也就是人性之谜）的历程，这种作品绝不是要人陷入虚无的。
郑小驴：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我们国内青年作家的作品的，您认为目前比较优秀的青年作家有哪些代表？他们该如何继续前行？
残雪： 就我看过的实验文学来说，我国的青年作家和青年读者还是很有希望的。至少比日本的高一个档次。早五六年我就想办一个实验文学杂志，那时邀请了几个青年作家，小饭啦，朱文颖啦，张万新啦等等。我还看到一位姓黄的诗人，写得好。杂志没办成。
至于你们如何前行，只能靠自己去闯。我一贯的主张就是读西方经典文学和哲学。我觉得你的小说很不错。你已经到了一个关口。
郑小驴：80后的青年作家里，我发现有很多都热爱您的小说，是您的拥趸，小饭啊，唐棣啊，他们似乎都曾经迷恋过您的小说。我后来看过小饭的几篇短篇，里面小说的意境和叙述都和您很像，您愿意看到这样吗？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写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看法？
残雪：我的创作属于年轻一代。小饭的作品以前看过几篇，很有灵性，和我的作品并不一样。可惜没有像我这样坚持。一个人写几篇好作品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成为一个流派。之所以不能坚持，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天因素大多是文化的影响。搞实验文学不将西方吃透是搞不下去的。现在文学界不是都不搞了吗？还是写实最好，既踏实又有名利，也不会有精神危机。我的建议就是先要掂量一下，我爱自由到什么程度？我能忍受孤独和精神危机吗？我是那块料吗？如果你有把握，就去读西方人的作品，他们已经做出了榜样。
郑小驴：您的小说里带有很尖锐的批判性，除了自我的批判外，隐藏得更深的批判意图是什么呢？或许已经不再是批评那么简单了？
残雪：就是人性批判吧，批判是底色。因为这种小说不借助任何外力，所以可以看作否定了一切之后的产物。它应该是生长的赞歌，和谐的精神运动图，真正的，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这就是作品后面要宣扬出来的意图。就是说，如果我不写，一切都不存在，我每冲动一下就存在一下。再写，以前的存在又不存在了，又要无中生有。因为这种性质，我的作品里面看不到伤感，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回归，只有一架虚拟的杀人机器悬在头上，看你革不革命，看你发不发展你的精神。不自由，便是死。作品的批判性就在这里。它是对于东方惰性，散漫性的批判。并不会去批判外部表层世界。
郑小驴：卡彭铁尔说，小说是一种需要，展现了一个世界。您自己也说过，写作是为了复仇，“我是体认了恶之后开始创造的。我的创造物全部都是善的。黄泥街里头的每个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他们组成了我对人性所唱的赞歌。以后我会分析他们的。……为复仇写小说只是直接的，有些那样的世俗情绪。在那些情绪上起飞，开始创造。一旦进入机制，所有的情绪都转换了，变成了高层次的幽默，大欢乐，赞美。”复仇对您的写作而言，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吗？
残雪：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那个是一个问题。我从世俗中来，我的精神因为自己，也因为社会而受压，我当然总想复仇。但艺术的复仇已经改变了性质。所以我说要起飞。材料还是那些材料，我赋予了它们崭新的意义，将其变成了精神游戏。一种让人在精神上变得高贵的游戏。注意，这里说的是让人性变美的游戏，而不是为游戏而游戏，搞智力游戏图得一时快感。如果抱这种目的，注定从残雪这里得不到满足。我制作了这种游戏，我的复仇欲望也得到释放。然后我再回到社会里，拥抱生活，于是又压抑了内部的精神，然后又来搞艺术……这整个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保持创造能力的策略。孤独只是相对的，拥抱生活才是根本的。如果厌倦了现实生活，厌倦了人，你就别来搞实验文学。
郑小驴：您平时看与文学无关的生活百科类杂志吗？业余有没有其他的爱好？
残雪 我每天看北京晚报，吸取生活的动力，同时也放松一下紧张的思维。同时也放松一下紧张的思维。业余爱好就是在家听音乐。我还喜欢搞绿化，每天提水下楼浇我们种的树。
郑小驴：方便谈谈您的家庭吗？您的先生好像一直在您背后默默支持您，您的所有手稿都是您先生录入电脑的吧？我觉得他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残雪：我老公就像我的秘书一样。我们志同道合。我写完作品他就帮我打出来，他打五笔，打得快。他还处理家务。近年来我过敏有所加重，很少出门了，所有家里的琐事都是他在处理，我潜心创作。请了个小阿姨来做饭打扫卫生，我们还是很忙，我的事太多了。我想趁现在精力旺盛时狠写几年。小说、评论，一齐写，写到哪算哪。我和他没事就上网，东看西看。开始一人一个宽带，没有节制，后来觉得对身体不好，就退掉了一个，只留下小区宽带，两个人轮流上网。
郑小驴：您刚才又提到过敏，是指什么？
残雪：啊，是风湿引起的。我们家族有风湿病。在我身上体现为过敏。对温度湿度的变化过敏，要穿很多衣服，外出不太方便。但由于我一直坚持锻炼，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创作。
郑小驴：套用巴西记者赛迪的一句话：我想知道，作为作家您最喜爱的品质是什么？您最讨厌的缺点是什么？
残雪 作为作家我最喜爱的品质是诚实。否认他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写作时诚实是第一重要的。当然也不是你想诚实就可以诚实的，有个认识过程，至少要将它作为目标去追求。最讨厌的当然就是虚伪了。还有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虚伪，令人作呕的既得利益者的标榜，这些年渐渐都现原形了。这类的愤怒也是我创作的原动力。当然在作品中已转化为另外的东西了。
郑小驴：近藤直子说，您的小说给人的最初印象往往让人联想起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往更深处看，它的发展是螺旋地向内旋入的，而且您的亚文本又有着惊人的逻辑结构。近藤直子说的这种“逻辑结构”是“逻各斯”的成分吗？
残雪：现代主义的作品都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人性的结构，也是“自然”（包含了精神）的结构。没有结构的实验文学只能算三流。法国新小说里大部分是二、三流，早就失败了的文学运动，我们这里当圣经读。看实验文学必须要有哲学底子，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但丁，卡夫卡，歌德，包括舒尔茨等人，其实都是另类哲学大师。我以后会就这个方面写文章的。实验文学研究精神的自由运动，探索人作为人具有哪些先天能力，哪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用实践来证实美学的基本原理，并建立起同哲学并列的世界观。既然是这样一种文学，它自然而然同西方经典哲学结缘。只不过它在认识论方面的重要性几千年里头都被人们忽视了而已。
郑小驴：如果把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您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您认为自己最成功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已经超越了或者达到了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高度，从而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领域？
残雪：这个方面我很有自信。我是全新的，因为我是两个隔得最远的文化的杂交。我吸取了两种文化的优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境界。我现在真正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西方的弱点是他们的宗教感太强，限制了生命力的发挥。我不信宗教，我的精神创造力直接从世俗中转化而来，所以我总有用不完的力。而且因为我的东方背景，热爱世俗生活，我能自然而然将世俗转化为哲理，这在一般西方作家是很难做到的。他们西方作家总是从古代历史或民间传说里去找灵感，那种东西很快就用完了，难以像我这样一直持续下来。对于他们来说，在精神与肉体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对我这样的东方人来说，我能很容易地将这两个东西看作一个东西的两面。我认为我的方法最好，值得提倡。因为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在艺术活动中都要协调，时时都要意识到自己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这样的生活会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满足和心理上的健康。不是吹牛，我自己是受益者。
郑小驴：您曾经说过，很害怕与人交际，又渴望与人交际。或许这和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现在和您一样有着类型的经历。在您的小说里，人物之间关系充满了紧张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敏感的、神经质的，是忧虑重重的、剑拔弩张的，多疑而互怀敌意，充满戏谑的精神。我这么说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处理手法，和您的性格里的潜意识是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