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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 VS. 郑小驴 文学需要哥白尼式的革命 (上)

发布: 2011-1-06 22:03 | 作者: 残雪



  被访者:残雪
  访问者:郑小驴

       一、不自由,就是死

       郑小驴:在当代作家里,您是唯一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对探讨人性的内在深度兴致勃勃的作家,正如您所说的,“理性的海、人性的地狱和天堂”,您认为人性里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邪恶、伪善、纯洁或者什么都不是?

       残雪:人性里最本质的就是精神与欲望这对矛盾,千年的文学艺术都是表现着它。我这种实验文学就是描写这对矛盾在当今社会里是如何样变形与突破的。我执著于这种追求,乐此不疲,甚至将追求变成我的生活方式。因为我的文学观就是提倡精神享受的。但精神又是从世俗欲望转化而来的,所以我也“拥抱生活”,只不过同主流文学的那种拥抱完全不同罢了。我如果不实践这种艺术活动,到今天还能这么健康,精力充沛?很难说。你所说的善恶是道德判断,我的小说里是排除这种东西的。你也可以将我的小说中的道德观称为“超级道德”,那是种理想。纯文学就应该如此。

       郑小驴:面对“人性”二字,是否有过下笔时忧虑重重的体验?人性的极致是什么,会不会有真正写到“极致”的那天?

       残雪:我下笔时当然有忧虑,但并不是忧虑那种事。我每一篇小说都要达到一种极致体验,要不就不写。这等于说,我每天都体验了极致。我的生活非常幸福,情绪一年四季良好,靠的就是极致体验。我也有忧虑,因为每一次拿起笔来,你并不能确信你一定写得出极致。直到你写完四五行以后,才会有某种程度的放心。这是种风险很大的创作,可我就是爱它的风险。

       郑小驴:这大概就是创作时的“痛,并且快乐着吧”。您怎么看待您小说里的“先知”和“觉悟者”的现象?这个问题让我很好奇,比如说《长发的遭遇》里,董先生似乎充当了先知的角色。他本身是为隐喻的意义而存在。

       残雪:我的小说里有精神的层次,属于最深那个层次的角色就是“先知”。每个角色都是有隐喻的,“先知”的隐喻最为本质。而不那么先知的那个角色呢?往往最具有冲力,身上聚集了最大的可能性。先知和不那么先知,几股合力一块用力,将艺术的理想付诸实施。为什么叫“裂变”?因为生命要发展就得分裂,精神要攀升就得在纠缠中突围。这是残雪的基本创造模式。并且,凡是现代主义或有现代特征的艺术都是这同一个模式,都需要凭空创造的力量。

       郑小驴:我比较喜欢您中后期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中短篇。这些作品和您早期小说里特意营造出来的那种惊悚怪诞诡异荒谬的氛围相比,有了更本真的一些东西存在,他们隐藏得更深,少了以前那么赤裸裸的绝望的暴露,有着最“纯净”的形式感。我非常喜欢《新生活》、《垂直的阅读》,比读《苍老的浮云》要轻松愉悦一些。

       残雪:看来你蛮有感受。我的确是越来越向纵深挺进的,可惜现在意识到这一点的读者还太少。不过有你们这些先锋读者我也感到欣慰。毕竟作品写出来是给读者看的。我的特点是根本性的颠覆。所以越到后来幽默越深。并且我这种写作不需要世俗意义上的“题材”,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我的题材,都是我达到自由的手段。创作中的我就像上帝一样。比如我这次给上海文学写的中篇“吕芳诗小姐”,不熟悉我的读者也许会问:这是什么题材?描写妓女生活的吗?这种提问的角度就是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我从来不描写表层现实生活,那不是我的领域。这个中篇高浓度地描写了欲望,想象力也很奇特,应该是我最好的小说之一。

       郑小驴:您的小说里带有很尖锐的批判性,除了自我的批判外,隐藏得更深的批判意图是什么呢?或许已经不再是批评那么简单了?

       残雪:就是人性批判吧,批判是底色。因为这种小说不借助任何外力,所以可以看作否定了一切之后的产物。它应该是生长的赞歌,和谐的精神运动图,真正的,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这就是作品后面要宣扬出来的意图。就是说,如果我不写,一切都不存在,我每冲动一下就存在一下。再写,以前的存在又不存在了,又要无中生有。因为这种性质,我的作品里面看不到伤感,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回归,只有一架虚拟的杀人机器悬在头上,看你革不革命,看你发不发展你的精神。不自由,便是死。作品的批判性就在这里。它是对于东方惰性,散漫性的批判。并不会去批判外部表层世界。

       郑小驴:如果说您的小说情节像一列深夜开来的火车,那么它肯定是没有站台的,它将永远奔驰下去,直到黎明前毁灭。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您的小说带给了我们一种另类的美学和审美观,它大多建立在一种非常规性的基础上,与诡异相随,与尖锐对立,直击人性的最阴暗面,痛苦与悲怆交融,最后达到一种异常冰冷的批判效果。

       残雪:看来你读得很仔细。不过那火车的目的并不是毁灭,而是让人体验毁灭前一瞬间的那种辉煌(极限体验)。将来你会知道,这种小说只是表面看起来像批判。一旦读者抓住了结构,就发现整个作品的基调不是批判而是歌颂。即使“黄泥街”,“苍老的浮云”这类早期作品也是如此。过几年我会要将这些写出来的。歌颂黄泥街人“出污泥而不染”的英雄主义的追求,歌颂“苍老的浮云”中众多角色阴郁、独立的人格等等。现在我还只透一点信息给你,因为我还要看很多书。

       郑小驴:您的小说除了批判的成分,存在更深层次的意图是什么?您曾说,中国人没有精神。

       残雪:应该说基调不是批判,是对人性在艰难条件下突围的赞歌。只不过这种赞歌里头有批判的底色。这既不同于基督徒的忏悔也不同于现实主义批判。因为艺术家总是对已有的、过去了的那个“我”不满,但创造时又只能用那些材料,怎么办呢?这个狂人就将已经活过了的那个“我”来重活一遍。在这种重复中,奇迹发生了,永恒的时间照亮了每一个事物,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变成了美,变成了微笑或大笑的幽默。当然从描述的表层,你还是看得出旧我的影子,那是作者在创造前下定决心要否定自己,从而将自己变成零来进行创造时的形象。只不过这个形象在作品中已经服务于美的表达了。所以艺术家的否定比基督教的否定层次更深,作品本身是作为肯定的“否定”。作品的阅读也应是肯定。

       “黄泥街”也好,“苍老的浮云”也好,并不是那种伤感的否定,它们是艺术家站出来生存的正面形象。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物事物的形象如此肮脏丑陋,但我们的阅读要改变的正是这种世俗眼光。建立现代审美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我们内部能动的审美机制,发掘我们内部那些必然性的东西,然后将它们运用到阅读经验中去。

       我们的救赎应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过去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的,我们也不看重这个东西。但到了今天,靠宗教来拯救人的努力早就失败了。我主张用艺术和哲学来拯救。纯艺术与纯哲学发源于西方,现在呈没落趋势,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同东方传统结合,让东方文化来给它们输血。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中国人首先应向他们曾有过的辉煌传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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