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典的诗集《禁诗》，里里外外，包括封面装帧、作者照片，正文排版，皆非常杨典，也非常经典。说非常杨典，是因为《禁诗》堪称杨典之经典。说非常经典，是因为《禁诗》不愧为经典之杨典。
上午，快递公司来电话，说有邮件送达。不巧，家里无人，只好请他将邮件放在楼下小店里。下午回家先取邮件，拆开看，正是意料中的《禁诗》，送书人与收书人互不见面，而由不引人注目的小店中转，颇有意思。家里不烧夜饭，傍晚出门，手里拿着《禁诗》。坐在人家店门口，随意翻阅，满街的人谁都不知这本书是《禁诗》，越想越诡异。
何为禁诗，无非两种可能，其一是禁诗，其二是禁诗，前者的动词气势汹汹，后者动词与名词合二为一，但禁诗之所以成为禁诗，禁诗之外必有禁之存在。何以禁，杨典在《自序》中说，诗“被这个世界的媚俗、人的冷漠和权力审查所囚禁，放虎亦不得归山”。
晚上，埋头读《禁诗》，定神一看，已读至八十页。诗题《尊者讳》，诗曰：“请删除《辞海》中的/毴字，还有（讳）月和（讳）日等几个词/什么都没发生/这也是为所有人好/生活下去——难道不比文学重要？”言之有理，倘若文学比生活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天下之诗无所谓禁不禁，手中的《禁诗》名不正言不顺，再自称《禁诗》，岂非哗众取宠。
《禁诗》之意不在禁，而在于诗。诗或许可禁，其实可不禁，不可禁。这个道理浅显，但浅显的道理往往深奥，说得唇干口燥，世人不仅不知所以然，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有的。故而找个由头，索性一边读《禁诗》，一边解《禁诗》。读到哪里，解到哪里。读到什么程度，解到什么程度。
万一运气好，歪打正着，意外得出《禁诗》解，也不是不可能。解《禁诗》作为一个动作，自发性决定了勉为其难的不可避免，更何况，诗之所道，本是言不能尽之意，欲以言阐释诗之所道，无疑是妄念。虽然解《禁诗》由动作始，到动作止，但解《禁诗》本身即是《禁诗》解，解诗的过程就是诗的解。我有我解，你有你解。我解你解，相安无事，但并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解仅仅是动作，你解也不例外。
《禁诗》解既存在于《禁诗》，又存在于解《禁诗》中，换言之，有解《禁诗》，必有《禁诗》解，解之有解，不解无解。反言之，《禁诗》解即是解《禁诗》，诗可解才可解之，诗不可解，即便解之也徒劳。言而总之，解诗之解是动词，是一个动作，并非名词，不是答案。
世上的爱诗者多半痴心，不求甚解者不多，荒疏于解者不少，既欲解诗，其中之微妙不可不察，否则，解之仍旧无解，到头来，反而责怪解者，越解越糊涂。
二
当今国有出版机构，垄断书号，奇货可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毕竟是苦心，而且苦不堪言，食之不甘。体制中人在体制内分享资源，奔走于体制内外者偶尔分得一杯羹。非体制中人，或自掏腰包，或另辟蹊径，获取社会资源。经济与政治互相混淆，其中是非，难以一概而论。文化出版之难易，难者易，易者难，堪称空前绝后之奇迹。民营商业公司近年介入出版，死棋走成活棋，僵局不僵，文化事业的商业气氛日益浓厚，民族文化的真实状况原形毕露，本来如此而已，不如此倒不正常。
《禁诗》的出版，不仅回避商品化，而且自外于体制评价系统，放弃出版社书号，选择自主出版，将昂贵的书号费用转移支付至书籍装帧，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其象征意义在于诗应该独善其身，《禁诗》尤其应该恃才放旷，不受羁绊。
杨典在《自序》中劈头说道：“有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了。仿佛所有能量都在挤在心中，无法得到释放。”但“不知道怎么写”恰恰表明他已经知道怎么写。加缪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这个问题过于极端，退而言之，可以问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实在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日在哪里总不会一无所知吧。杨典说：“但我知道自己在哪儿，什么阶段该写什么，以后要写什么。”这绝非诳语，而是大实话。何以见得，有诗为证，《假诗》：“既然不能写大地上的苦难，那抒情就如瓮中捉鳖。”
写什么，照理最容易，因为容易，所以最困难。不知道写什么者，大有人在。受蒙蔽与自我蒙蔽者，更是屡见不鲜。自己认为应该写什么，就写什么，结果还是写了一些不应该写的“什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尚且不易，明谈何容易。
杨典也未必可以断言，已经智，而且明，只是他的个性和勇气成就了他。“佛在烧火我在炖”，谁料到，杨典竟然将古今中西炖成一锅“麻沸散”，一反诗之常态，全然不顾应该怎么写。“因为天底下最伟大的思想：就是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天下已无可读之书/诗人只欠当头一棒！”
《禁诗》的意义在于跳过“怎么写”，单刀直入“写什么”，而且在“写什么”的层面形成了“杨典”。诗并非仅仅是倾诉，诗的语言并非仅仅是表达，“语言的本质就是麻雀、王八和驴/打架，谁也帮不了谁”。汉语诗的意义或许在《禁诗》中，《禁诗》的意义或许在杨典式的“乱写”中，“如何是伟大的艺术？断头断肠，吓唬谁呀。乱写乱画，哈哈哈哈”，当然，伟大的艺术可能是直见性命的“乱写乱画”，但不是有恃无恐的“哈哈哈哈”，千万不可简单理解，彼“乱写”非此“乱写”。
三
忽然看见，《禁诗》第二百四十五页说：“见庸才文章，一个字不理论，只拳打脚踢以泄其恨，不亦快哉。”不禁目瞪口呆，战战兢兢，今日以不解之解硬解《禁诗》，岂非以乱解解“乱写”，深恐日后遭报应。好在杨典事先声明：“未来，约一百二十岁之后，择一吉日进山，从此再不与天下相见，无疾而终，不亦快哉。”今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诗是什么？由此豁然开朗，即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少年时写诗，众人惊为天才。中年时写诗，众人仰止宗师。晚年时写诗，众人不知所云。”今人也有自不知所云始至不知所云终者，不知所云往往被“众人惊为天才”，天才似可解为天晓得之才，因为不知写什么，故而以“不知所云”敷衍了事，如能抄袭模仿几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天才语出惊人，“不知所云”也语出惊人，但天才须有天才识之，“不知所云”自有“不知所云”者宠之，“不知所云”者受宠若惊，愈发“不知所云”。
每个人，不必不读诗，但不必一定要写诗，至少在知道写什么之前，可以偃旗息鼓。今人“带着理性之刀，感情之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有什么好较劲的？该爱的不爱，该杀的不杀，全都是走走过场……”，如此稀里糊涂，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有什么好写。
写什么，事关诗的生死存亡，有人认为是题材，有人认为是主题，但主题如果无主，仍旧是题材罢了。什么是主呢，有人认为是觉悟，是明心见性，有人认为是主体意识。什么是主体呢，这个问题也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个人情感，包括情感的模仿，有人认为是惊世骇俗的念头，包括念头的抄袭。
至于杨典，似乎也答非所问，他说：“不要问我/火，是否会走路？看看水的态度就知道了/我路过一座城市/当我离开时/才发现我本来住在这里。”或许最好的答案是：“麻三斤。”杨典认为“写什么都不如什么都不写”，“为何写作一定要有意义？我偏写无意义的。”因为今日的意义都是假的，只有无意义才是真的。
今人大概已经认识到“写什么”包含了思想，唯有思想深刻，诗才能深刻，转身就忘记了“怎么写”，不知“怎么写”的深刻才是诗的深刻，然后是思想的深刻。杨典说：“敌人并不都是思想的俘虏/有时还是思想的后妈”，倘若拿着“后妈的思想”当作深刻的思想，诗的深刻如何可能。
因此，《禁诗》在跳过“怎么写”的同时，又跳过了“写什么”。先有《禁诗》之杨典，后有杨典之《禁诗》。虽然杨典有一个灵魂，但他从不关心，因为杨典的肉体已经在飞。《禁诗》中的“我和自己是两座城市/从无往来，没啥关系”。
《一句诗简史》说得更明白，“聋子听见哑巴说瞎子看见鬼了：这就是一切花的简史与奥义。”那么，这是否可以看作现实的反映以及被反映了的现实呢，不是的，“的倒颠是界世”，“你一觉醒来，就是昨天/敢于退步的人/心灵才有所进步。”“文学是座空城计/后主与毛皆曾挥帽、弹指、凭栏/可广场上连一只鞋也没留下。”
《禁诗》的“写什么”就是“怎么写”，“怎么写”就是《禁诗》“写什么”之解，解《禁诗》“写什么”就是解《禁诗》“怎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