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有过两次大型的诗歌运动：一次是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一次是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是诗歌，以暴风雪般的气势席卷天安门广场，成为运动的重要的标志。
“新民歌运动”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运动；作为政治任务，由不同的行政区域按一定的定额指标进行动员、编写、收集和完成。运动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计划性、群众性，追求最大数量，称“百万诗歌运动”。对此，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文艺界的两大头领郭沫若和周扬——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大纛之下即已进行合作——合编了一种新民歌选本，名为《红旗歌谣》，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跃进歌声飞满天，
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
农民只需半杆烟。
新民歌虽然数量惊人，主题却十分狭窄，色调也很单一。一部《红旗歌谣》全属颂歌，其中“党的颂歌”基本上是歌颂领袖个人的。《党是眼珠子》超出一般颂歌的范围，隐含语言的暴力：“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小心脑瓜子。”《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通俗版，得到广泛的传播：“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领袖颂歌过分渲染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类乎传统臣民感戴“天王圣明”，明显宣扬恩赐观点，与《国际歌》反对救世主的观点是对立的。《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世间什么人最亲呢？／老话说：只有爹娘最亲。／哟，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呢？／爹娘怎能比得上毛主席亲呵！”《太阳照暖了草原》：“啊！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就是我们心上的太阳。／把一生吃过的东西都忘了，／也忘不了母亲的奶汁；／把一生听过的话全忘了，／也忘不了毛泽东的恩情。”《公社好比一只船》：“公社好比一只船，／东风鼓起船上帆，／舵手是咱毛主席，／赶船的人六万万。”舵手的比喻后来变得家喻户晓，有一首名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简直成了圣诗，在文革中是天天颂唱的。大部分的颂歌，展现工农兵的雄姿和大跃进的战果，如《干劲真是大》：“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海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衲，／党的好领导，／集体力量大。”《打铁汉》：“打铁汉，干得欢，／指标插翅向上翻，／革命热情红似火，／一天打出一座山。”其实，其中鼓吹的惟是藐视科学，违反自然，一味蛮干的愚味与疯狂。《青烟直上九重霄》是歌唱大炼钢铁的：“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众神熏得眼泪抛。”《稻堆》是歌唱农业大丰收的：“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这种夸诞的手法的确极富诗意，却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号召，以及嚣张一时的浮夸风正相呼应。《拒马河，靠山坡》：“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里流得金银水，／人们过得好生活。”《天上怎能比人间》：“人间掀起大跃进，／天上怎能比人间！”《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一种兵营式的生活，一种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取代日常生活的生活，一种供给制半供给制的生活，缺衣少粮的生活，一种没有自由选择的生活，在新民歌里，却被美化成为天堂般的生活了！
新民歌的所谓“新”，一是意识形态化；二是制造的，而非创造的，有一个先验的结构；三在格式音韵方面，基本沿袭了过去民歌中的五七言体，隔行押韵，但也时有突破，不守旧制，理由并非出于形式上的革新或解放，倒是因为思想表达和宣传的需要，故而口号化了。新民歌不同旧民歌，它们无需经过内心的酝酿，是非心灵化的产物。
如果要寻绎新民歌的源头，可以上溯二十年代井冈山等“老区”的“革命民歌”，但是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是，革命民歌是自发的，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原始愿望，虽然歌唱的是“革命”的内容，却并没有将革命仪式化。将民歌作目的论式的处理，严格说来，是在延安整风，尤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其中如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对通俗文化以及普及工作的提倡，对民间－传统的精神形式的崇尚，把文艺和文化问题政治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新民歌与延安文艺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在两个时段的联系中，我们看到，某种文化偏见，最后怎样发展成为现代迷信。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中指出，一定社会集团的无上权力，是通过两种途径表现的：一是直接的统治，二是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行中央集权和等级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权威主义。人民公社试图超越历史的局限，将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边界打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不过是权威主义的产物，是心造的幻影，反面乌托邦。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美国的民主精神是由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培育出来的，同时表明，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公社从内部结构来说是反自治的，反民主的，其中“人民”的概念实际上被抽空了，惟余“公社”这个有如奥威尔描述的大玻璃房的毫无遮蔽的空间。在这里，只有权威的声音，从高层直达基层；基层的声音，仅仅是一个回声，由于思想的直接灌输所造成的零距离，结果与原来的声音相叠合，使之变得更宏大了。所以说，“新民歌”并非民歌，表达的并非民情，而是权威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独家制造的精神兴奋剂；而现实主义加上“革命”的限制，已不复反映现实，所谓“相结合”只是借后者完成对前者的改造而已。《哈姆雷特》台词：“使动作与台词同步，说到做到。”由是我们看到，从现实世界到新民歌世界，到处充斥着非理性、昏乱、疯狂。“革命浪漫主义”从此独步天下。
文艺从“为工农兵而创作”发展到工农兵成为创作主体，这就是新民歌运动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它是唯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吸附了当代几乎所有诗人的注意力。新民歌成为写作的一种范式，受到茅盾、老舍、萧三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的一致吹嘘，郭沫若带头仿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讴歌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过了一周，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田间、李季、阮章竞等等，都纷纷赶赴农村人民公社或工厂油田中去，练习用新民歌体写诗。接着，《诗刊》开展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提出学习新民歌，“开一代诗风”的要求。像艾青一样的自由诗，所谓“洋腔洋调”受到普遍的抵制；而土生土长的工农诗人，则像“揠苗助长”的寓言说的那样，在一个早上被大量培植出来。对于泯灭诗人的个性和才能来说，新民歌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境，一种工具性条件；实际上，它是一个夷平运动，取消主义运动。在运动中，诗人不是精神环境的批判者和革新者，而是一样的废料制造者；换一个角度看，当然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环境的牺牲者。
关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马雅可夫斯基评论说：“很遗憾，只是没有诗人。”当时的诗歌流派和作品其实颇不少，大约在他看来，以独立的个性同环境相抗衡，而忠实于时代情绪的表达者却没有出现。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民族，或是正常的时代来说，诗人的出现不会是个别的人物，而是巨大的族群。所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后继者布罗茨基有这样总结性的话：“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面对“三面红旗”的废墟，毛泽东无暇驻足，而决心抛离他的战友，继续策马前进。1966年，他断然宣告：“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一面牢牢掌握军队，一面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从批判一出历史戏入手，向侧翼发起进攻。六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由毛泽东的精心设计，确实带有作为一位天才战略家的鲜明的个人印记：一，发动“红卫兵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二，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三，以文化蚕食政治，复以政治吞并文化；四，发掘传统文化，讲究战略战术，包括帝王权术如“清君侧”之类，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一代红卫兵，喂狼奶长大的单纯、褊狭、粗暴的青少年人，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以当然的“接班人”自居，一律穿戴绿军装，紧跟“最高统帅”闹革命，任务是“誓死捍卫”，武器是“小红书”，口号是“造反有理”，斗争目标是“走资派”、“反动权威”、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频频挥手，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意气风发，到处串联，兵团林立，从文斗到武斗，挟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再度大手一挥，上千万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此偃旗息鼓，退向历史的角落。宣传队进驻大学。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重建党组织。至此，无序的状态于是结束。是年12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至1970年底，共约5400万青年远赴农村，或辽远的边区。当年，这群年轻的哥伦布为梦想所召引，寻找革命的“新大陆”，结果被遣散到一块又一块孤离而贫瘠的土地上去，过起“流放者”的生活。
大约人类社会也同物理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共同的“场”，或是相当于声学的共振现象那样，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出现类同的事件，彼此孤离，或互相影响。整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文化反叛或社会反叛运动的发生，而主角都是青年学生。六十年代初在美国，1968年在墨西哥、巴黎、伦敦、布拉格、西柏林等地都有大学生闹事，尤以巴黎的“五月风暴”为著名，引发近千万工人大罢工，许多知识界的名流也都卷入其中，影响至为深远。曼海姆把这一代青年称为“六十年代人”，这种同代性，把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连成一道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在这些同为行动主义者的具有共同反对性身份的青年身上，毕竟显示出很不相同的色彩。就拿美国和法国的学生运动同红卫兵运动做比较，前者发生于后工业社会，社会学家又称为“民主社会”；后者则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或半工业社会，一个对资产阶级继续实行专政的国家。欧美学生的运动是自发的，是基于个人信仰之上的自主、自治、自决的耦合体；红卫兵运动是策动的产物，反对小权威而服从大权威，是组织紧密的集体，行动一致的一头怪兽。无所谓个人信仰，连信仰也是公共的，所以容易采取统一性行动，被利用为夺权的工具。欧美学生是反体制的，反政府扩张和官僚政治的，反对任何权威的；红卫兵运动则被引导到反个人、反路线上面，根本不触犯体制。巴黎“五月风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但本质上是西方政治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学生斗争的目标是争取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实现民主理想，维护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美国两大学生团体之一SDS还直接关注生活的质量，《休伦港宣言》即包含了一些超越政治的内容，而关于生活质量和文化方面的条款则包括如何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与现行的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及对新形式的个人关系的期望。在法国，“五月风暴”前夕，巴黎学生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在一张不具名的大字报中写道：“在一个奶蜜的世界里，1968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unhommetotal）。”红卫兵运动根本不存在这些内容，整个运动是反人道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这些年青人醉心于运动本身而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也不屑于可以导致“和平演变”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在当时，“穷过渡”理论的宣传是颇为深入的。由于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变异，欧美学生运动明显地有助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危机，导致进一步的民主化，经济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法国社会学家杜兰将运动称之为“文化解放”。相反，中国的运动则导致更大限度的文化封闭、专制和虐杀。
当红卫兵运动行将消亡之时，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几年之后，继而进行“一打三反”运动，借此消除异端。1971年，林彪摔死温都尔汗，政局为一个后来被号称为“四人帮”的政治集团所左右。此时，不但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每况愈下，政治禁锢尤为严酷。死于自杀的情况，多发生在运动早期，滥杀在中期，像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延至后期，甚至在1976年以后被合法杀害的，于此可见政治高压之一斑。文革十年，精神生活贫乏至极，全国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总理周恩来在四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可以预见，在如此政局的支配下，只能成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