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发布: 2010-3-04 20:50 | 作者: 林贤治
1968年以后，红卫兵一变而为“知青”，从波峰顿然陷落谷底，由一个运动的加害人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受害人，叱咤风云的行动者成为无所作为的守望者。命运的巨大落差将严峻的思考，深深锲入一代人的年轮，后来的研究者以代性为他们命名，就叫“68年人”。以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由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引进现代文化知识和都市文明，对于改造社会来说，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置；而对于青年一代了解乡土中国，或从历练人生的角度来说，也都不无好处的罢？问题是，行动本身带有一种强迫、驱逐的性质，而非上世纪初五四新青年的“到民间去”那样一种自由选择。作为“政治移民”，知青普遍存在一种受挫感和屈辱感；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空前的困难，有的地方甚至靠劳动不足以养活自己，此外，女知青遭到人兽的蹂躏已非个别的现象。在红卫兵时代，他们获得两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尤其关注上层的变动；二是造反意识，即对强势者的反抗。当岁月迁流，激情沉淀为理性，他们容易把自身作为“知青”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同底层社会联系起来，寻找共同的出路。
1976年，周恩来去世。这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政治危机，焦虑和不满，就像地下久积的岩浆一样突然爆发了。
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1月8日一直延绵至4月5日清明节。是日，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贴满了悼文、挽联和诗歌。清晨，广场聚集了近一万人，朗诵悼文，传抄诗词，群情汹涌，终至引发同官方的直接冲突。晚上6时半，北京市长宣布清场，几小时后，出动大批民兵、武警和军人，手持木棍，殴打拘捕群众。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称“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这次事件的主体是青年造反者，老红卫兵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成了反抗的英雄。
天安门诗歌是一个共鸣器，各种声音都有，但是有一个突出的声音就是抗议，愤懑多于哀思。如：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一首，在当时一样被当做“反面教员”而广为人知：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讽刺和诅咒“红都女皇”江青及其死党的，如：
某女人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话说，这是“反抗挑战之声”，而非“顺世和乐之音”。建国之后的诗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异类。这些诗在广场产生带有象征的意义，表达了自五四以来遗落已久的“广场意识”，在这里则是觉醒的公民意识。作为一种诗歌精神，它以主体性、诚实性、反叛性恢复了诗歌的尊严。波兰知识分子冈布罗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在这个虚幻的王国里能听到真实的声音！不——你听到的不是十五年前的陈词滥调，就是翻来复去的歌曲。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黑和白，善和恶，像根闷棍一样敲不响道德的声音。如果不带着恐怖，如果你没有感到那引人怜悯的颤抖，歌声似乎堂皇得很……无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未曾坦白的，被堵住嘴巴的喑哑。”看看文革期间令人恶心的诸如“诗报告”、“小靳庄诗歌”之类，可知中国的情形，并不比冈布罗维奇所描述的更好一些。然而，这种缺乏坦率和真诚的沉闷而荒凉的局面，竟被天安门前的群众的声音打破了！著名诗歌民刊《今天》发刊词把“四五运动”当作它的先声，可见天安门诗歌对青年诗歌写作的影响。这是一种新型的写作。正是这些反抗的诗篇，成为主流诗歌向非主流诗歌过渡，非主流诗歌转变为主流诗歌的转捩点。
事件的参与者一直留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这是致命的局限。他们的行动，只是给磨盘里注水，目的是通过润滑以减轻压力，促进运转，免于停顿，却从来不曾考虑磨盘本身是否老旧，是否需要弃置和更新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天安门诗歌在表达反抗激情的时候，常常使用体制内的语言，如：“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您紧跟毛主席，／我们一定紧跟您。／让您放心，让毛主席满意”。“碑前斗胆愚自问，／‘谁是真正走资派？’”“呵，你的精神传天下，／革命种子要发芽！／团结，战斗，／反帝、反修、反霸！”像“反修”、“赫氏”这些字眼是重复使用的，作为符号，自有特定的意涵，但是毕竟留下“红色年代”的鲜明烙印。文革初期的个人崇拜，是政治宣传工作与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结合，虽然“红海洋”已经退潮，而英雄崇拜的情结犹在，只不过对象有所转移罢了。天安门诗歌称颂周恩来“一贯正确”，表示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您”，“永远捍卫周总理，拼一死，祭英灵”。这些语词的使用，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中将周恩来喻作“忠臣”，传播的是君臣、忠奸、名节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显得十分陈腐。如：“您身居要职甘为副，／辅佐领袖建功劳”；“纷然乱世忠臣陨，总理一去不复回；”“封棺已定论，／功高盖群臣”；“卧龙尽瘁焉同语，立党开国大功臣”；“名节存千古，精血五洲扬”；“李斯求苟安，／张良离大汉，／关羽骄横死，／韩信封侯篡。／唯您活着学到老，鞠躬尽瘁呕心肝。”对于江青一流，则极尽辱骂之能事，称作“白骨精”、“小贱人”、“贼”和“妖”，又比作历史上的“妲己”、“吕后”、“武则天”，袭用古时候关于“女人误国”、“祸水”的论调，声言“野鸡想占凤凰巢，塌拉破鞋卖膏药”；“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还有“试剥秦桧皮”等等，表现了十足的语言暴力。这种斯巴达式的语言，同红卫兵语言，乃至阶级斗争的官方用语是有联系的。作为一次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是在狂欢节般的造反气氛中，表达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勃洛克在论及群众与个人的冲突时，曾经这样慨叹：“所谓的群众，从来就未被伟大的人文主义打动过。”至少，中国的群众，在人文主义教育方面比俄国更糟，连知识分子也不曾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关于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反复申述的有两点：一是奴隶性，一是流氓性。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把语言和文风同流氓习气联系起来，而视作“封建的”遗产。
在署名“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歌的最早版本）的选目来看，自由诗只占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填词及七言诗的占多数，此外还有四言诗和五言诗。语言即思维。这种多少有点近于复古的现象表明，自由是一个培养和训练的过程；如果没有对自由的个人感受，奴隶惯性将继续起作用，自由的语言形式随之变得多余。
大跃进的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同样产生于群众性运动，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差别的背后，又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地方。新民歌是组织起来的，天安门诗歌是无组织的，一轰而起的，却一样有着卡里斯马的阴影。在新民歌那里，是浪漫主义的，乐天的，是创世纪般的；而天安门诗歌则有点近似于末世论，调子是悲愤的，但都是一例的英雄主义。新民歌旨在宣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一；天安门诗歌是反潮流的，却又始终无法避开正统观念的影响。新民歌大体五七言，天安门诗歌的基本成分是旧体诗词，也多属五七言，这种规整的方块构成，可以说是典型的“民族形式”，民粹主义的理想载体。一个古老帝国的遗产，前后为两个诗歌运动所承袭，运动中最革命的语汇，也无法将它冲洗干净，甚至连这些语汇也都是风化的碎片，是遗产中粗糙的沙石。两次诗歌运动都以“人民”命名，“人民”这个字眼，一直使我们感到真实可靠。茨维塔耶娃这样说到诗歌的永恒性：“任何来自政党的功利的青睐都注定要消亡的，只有一种青睐——来自人民的青睐除外。”但是，如果实际上未曾发生过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而在宪政方面又缺乏社会契约，人民只是一个假名，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群众不等于人民，群众是盲目的，随机的，作为一个实体，它的行动常常表现为领袖的个人的意志。而人民不同，人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的联合体，它的存在是隐形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个人。然而，对于国家而言，它具有主权，有足够的理据和力量对抗国家。人民主权体现了无数自由个体的共同意志。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主义，现代民主也就失去了灵魂。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真正的诗歌，必将随同伟大的裂变一起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