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比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与历史实体更为广泛的现实。我们在美洲讲的欧洲语言便是一个例子。对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文学来说，我们的文学的特殊地位恰恰取决于这一基本事实：它是用移植来的语言写成的。语言诞生和生长在一块土地上，共同的历史供给它们营养。欧洲的语言离开自己故乡的土地和传统，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有待命名的世界上，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和美洲的社会一道生长并发生变化。它们既是原来的植物，又是一种不同的植物。我们的文学没有消极地经历移植语言的种种变迁。它们参预了变化的进程，并且加快了它。它们很快就不再是大西洋彼岸的单纯反映：有时它们是对欧洲文学的否定，有时（更为经常）则是对欧洲文学的反驳。
虽然发生过这些变化，但是其间的联系却始终未断。我的经典作家们是用我的母语写作的，我觉得自己跟任何一位西班牙作家一样，是洛佩和克维多的后代……但我并不是西班牙人。我相信，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作家都会这样说，而大多数美国、巴西、加拿大作家在英国、葡萄牙和法国传统面前也会这样说。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美洲作家的特殊地位，只要想一想日本、中国或阿拉伯作家同欧洲这种或那种文学进行的对话就够了：那是一种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对话。相反，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的。我们是欧洲人，又不是欧洲人。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很难确定，不过，我们的作品会为我们说话的。
本世纪在文学方面的伟大事件是美洲文学的崛起。开始是美国文学，随后是20世纪下半期兴起的拉美文学。后者包括两大分支：西班牙语文学和巴西文学。尽管这三种文学截然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在世界主义倾向和本土主义倾向之间，在欧洲主义和美洲主义之间，思想性强似文学性的论争。争论的结果如何呢?论战烟消云散，作品留了下来。除了这个总的相似之点外，三种文学之间还存在着众多而深刻的区别。其中一个历史性强似文学性的区别是：盎格鲁美洲文学的发展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历史地位的提高相吻合，而我们文学的发展则同我们拉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的不幸事件和动乱相一致，这是社会与政治决定论的局限性的新证明，帝国的衰落与社会的动荡有时和文学艺术上的光辉作品与时期并存；李白和杜甫就是唐朝衰落的见证人。贝拉斯克斯是腓力浦四世的画师，塞内加和卢卡诺是尼禄的同时代人和受害者。其他区别是文学方面的，大多涉及具体作品而不只是每种文学的特征。但是各种文学都有其特征吗?有一整套区分这种文学与那种文学的共同特征吗?我不相信会有。一种文字不能由某种虚无的，摸不着的特征来确定。它是一个由唯一的，凭借对立和近似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作品构成的集体。
拉美文学和美国文学之间首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渊源不同。我们和美国作家最初都是欧洲的反映。他们是一个岛的反映，我们是半岛的反映。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这两个地区都是偏离中心的。他们源自英国和宗教改革；我们源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反宗教改革。处在西班牙美洲作家的地位，我几乎不用去提使西班牙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并赋予它一种明显而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因素。西班牙的偏离程度并不亚于英国，尽管偏离形式不同。英国的偏离是岛屿性的，特点是隔绝：这是一种被排斥在外的偏离。西班牙的偏离是半岛性的，特点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过去并存：这是一种包括在内的偏离。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西哥特人信仰阿里乌斯异教，更不用说在阿拉伯文明、犹太人思想影响、光复战争和其他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支配一切的那些世纪了。
在美洲，西班牙的偏离在重现，在变本加厉，尤其是在墨西哥和秘鲁这样一些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的国家。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不但找到了一种地理，而且找到了一种历史。这历史依然历历在目：它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拥有神殿和神灵的墨西哥是一堆废墟，但是使那个世界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它在用密写语言对我们讲述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形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做一个墨西哥作家，就意味着听到了这种现在—这种存在对我们讲述的一切。听它讲话，跟它交谈，解释它：说明它……也许在讲过这短短的几句题外话之后，才可能看到那种既把我们同欧洲传统相连接又使我们与之分离的奇怪关系。
这种分离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史的永恒标记。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就像一个伤口，于是它就变成了内部的裂伤，促使我们进行自我检查的痛苦的意识；有时它则像一种挑战，像刺激我们采取行动，去和其他人及世界进行战争的马刺。当然，这种分离感是世界性的，不是西班牙美洲人所独有的。它和我们诞生在同一时刻：我们脱离了母体，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验变成了一个永不愈合的脓疮。这是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一切事业和行动，我们所做的和梦想的一切，都是为消除分离，把我们同世界和我们的同类连接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的生活和大家的集体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旨在恢复原状而做的努力，是对创伤所做的尚未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的治疗。但是对于这种分离感，我不想再做其他更多的描述了。我想强调的是，在我们中间，它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方面。这样，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历史的意识。这种感觉是何时和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变成意识的呢？对这个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个人的证明。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理论倒是有不少，可惜没有一种完全可信。
分离的感觉同我那些最久远、最模糊的记忆—第一次啼哭、第一次恐惧，混杂在一起。跟所有的孩子一样，那时我也架设了把我同世界和其他人连接起来的想象的、感情上的桥梁。我住在墨西哥城郊一个小镇的一幢破败的老宅子里，宅子里有一座热带树林花园和一个藏满了书的大房间。那是我进行最早的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藏书室成了使人着迷的洞穴。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以及同学们的那里看书、玩耍。庭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长得特别高大；还有四棵松树，三棵欧洲白蜡树，一棵夜来香，一棵石榴，几块草地，一些容易引起紫色擦痕的带刺植物。墙是砖砌的。时间具有弹性；空间是旋转的。更确切地说，一切时间，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此时此刻；空间则在不停地变化，那里也是这里，一切都是这里：一片谷地，一座高山，某个远方的国家，居民们的庭院。带插图的书尤其是如饥似渴翻阅的历史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荒漠和丛林，宫殿和茅屋，武士和公主、乞丐和君主。我们和辛伯达以及鲁滨逊一起遇难，我们和达达尼昂一起战斗，和熙德一起攻占巴伦西亚。我多么希望永远留在卡吕普索的海岛上啊!夏天，无花果树摇动着所有的绿枝，树枝仿佛是一条三桅帆船或海盗船的船帆，我在它那被风吹打的高桅杆上发现了岛屿和大陆—刚刚踏上便消失的土地。世界没有边际，但它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展的物质，一种没有裂隙的现在。
那种使人着迷的乐趣是何时被打碎的呢?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被打碎的。要我们接受朋友的出卖、亲爱的女人的欺骗，赞成绝对自由的思想是暴君舱面具，是困难的。所谓“恍然大悟”，实际上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失和骗局的同谋。但是，我还能比较清楚地回忆起一桩意外事件。此事虽然很快就被遗忘了，但它却是第一个信号。那时我大约六岁。我的一个比我稍大的堂姐让我看一本美国杂志。杂志上印着一张土兵们在一条林荫道（很可能是纽约）列队行进的照片。“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她对我说。这句话使我感到惊慌失措，仿佛宣告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或基督第二次降生似的。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几年前在远方某地结束了一场战争，士兵们为庆祝他们的胜利而举行了游行。对我来说，那场战争是发生在另一个时间，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那张照片使我如梦初醒，我感到自己完完全全被排除在现时之外了。
从那时起，时间就开始变得愈来愈破碎。空间也变成了多个空间。经验一次又一次重复。随便一则消息，随便一个句子，一份报纸的大标题，一支流行歌曲，都是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明和我的不真实性的揭示。我觉得世界在分裂：我不在现在。我的现在解体了：真正的时间在别的地方。我的时间，即花园、无花果树、和朋友们进行的游戏、下午三点在阳光下的草丛中的瞌睡和微微裂开的无花果—又黑又红，像一块火炭，一块甜蜜而新鲜的火炭—的时间，是一种虚假的时间。尽管有我的感觉作证，那时的时间仍然是别人的时间。真实的现在的时间才是真实的。我接受了难以接受的事情：我已经长大成人。这样，就开始了现时对我的排除。
说我们受到现时的排除，可能被视为一种荒唐的想洽。不，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们有些人最初觉得它像一种惩罚，后来才把它变成意识和行动。寻找现时，不是寻找人间的乐园，也不是寻找没有日期的永恒，而是寻找真实的现实。对我们西班牙美洲人来说，这种真实的现在不在我们本国；那是别人广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生活的时间，是纽约、巴黎和伦敦的时间。必须出去寻找它，把它带到我们的土地上来。那些岁月也是我发现文学的岁月。我开始写诗，却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写：我受到一种很难说清的内部需要的推动。几乎现在我才明白，在我所谓的受到现时排除和写诗之间有一种隐秘的联系。诗歌爱上了瞬间并想在一首诗中复活它，使它脱离连续性，把它变成固定的现在。但是在那个时期，我写作时并没有问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只是在寻找进入现在的门口，我想成为我的时间和我的世纪的人。不久之后，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了固定的思想：我要做一个现代诗人。我对现代性的寻求便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