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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对现时的寻求

发布: 2010-2-25 22:36 | 作者: 朱景冬译



      
       现代性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含糊的术语:现代性跟社会一样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现代性。其含义是模糊的、随心所欲的,就像在它之前的那个时代—中世纪的含义一样。如果对中世纪来说我们是现代的,那么,对某个未来的现代来说,我们就是中世纪吗?一个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名称是真正的名称吗?现代性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含义的字眼:它是一个概念、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时期呢?我们是现代性的产物,还是它是我们的创造物呢?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这无关紧要,我们追随着它,紧紧地跟踪着它就是了。在那些年代,对我来说,现代性跟现时是—回事,更确切地说,是现代性产生了现时:现时是它的极端的,最后的花朵。我这种情况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个别的:从象征主义时期起,我们时代的一切为那种既吸引入又躲避人的形象所着迷的诗人都追随过它。第一个就是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个接触它的,从而发现了它不过是在人们手中逝去的时间。我无需讲述我在追随现代性方面所做的冒险,因为这几乎是本世纪所有诗人的经历。现代性曾是一股世界性的热情。从1850年起,它就是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魔鬼。近年来,人们企图驱逐它,大谈特谈“后现代性”。难道后现代性不就是一种更加现代的现代性吗?
      
       对我们拉丁美洲人来说,探索诗歌的现代性,是和我们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尝试并行的一种历史现象。这是一种产生于18世纪末的倾向,它包括西班牙本身。美国是伴随着现代性诞生的。到了1830年,正如多克维勒看到的那样,美国就成了孕育未来的母体,我们却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脱离现代性的时刻诞生的。所以,人们便不时谈论我们拉美国家的“欧化”问题:现代的东西在外面,我们必须把它引进。在墨田哥的历史上,这个过程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的;后来演变成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在19世纪分化和激发了墨西哥人的热情。这个重大事件不但使改革计划的合法生,而且更使试图实施计划的方式即墨西哥革命受到了怀疑。和20世纪的其他革命不同,墨西哥革命既不是一种近似乌托邦思想的表现,也不是一次受压制的历史与心理现实的爆发。它不是一群决心实行源于某种政治理论的若干原则的思想家采取的行动,它是一场将隐蔽的东西暴露在阳光下的人民运动。因此说,它是一场革命,或者说它不仅是一场革命,它更是一次展示。墨西哥一直在外面寻找现时,却在内部找到了它,它虽然被埋葬,但是还活着。对现代性的寻找使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古代,发现了隐藏着的民族面孔。这个意外的历史教训,不知人们是否都记住了: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受到孤立会僵化,现代性受到孤立会挥发,两者结合在一起,一个就会激励另一个,另一个也会以重量和重力来回报它。
      
       寻求诗歌的现代性是一种真正的寻求,我是从这个词在上世纪所含有的讽喻和骑士的意义上讲的。尽管我去过好几个荒原,访问过好几座镜子城堡,并曾在那些梦幻般的部落中间住宿,我却没有赎回一只圣杯。但是我发现了现代传统。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个族系,一个家族。它分散在几个大陆,两个世纪以来,它从我们经受的变迁和不幸—公众的冷漠,宗教、政治、学术和性的正统思想的孤立和审判—中幸存下来。作为一种传统而不是作为学说,它才得以存在和发生变化,并且具有了多样性:每一次诗歌冒险都不同,每一个诗人都在这片奇妙的语言之林里种下一棵不同的树。既然作品多种多样,道路各不相同,那么是什么把所有这些诗人联系起来呢?不是某种美学,而是一种寻求。但我的寻求并不是空想,虽然现代性概念是一种幻景,一束反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前进,而是返回了出发地;对现代性的寻找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把我引向了我的开始,我的古代。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原是世代之河中的一种搏动。
      
       现代性概念是历史作为一个连续的、线型的、不重复的过程发展之中产生的副产品。尽管它的源头在犹太基督教义那里,它仍然是同基督教学说的一种决裂。基督教取代了异教徒的循环时间,历史会不重复,有开始也将有结束;连续的时间是历史—倒下去的人们活动的舞台—的世俗时间,但是它服从于无始无终的神圣时间。在“最后的审判”之后,无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将没有未来。在永恒中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一切都已存在,这是存在对变化的胜利。新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跟基督教时间一样是直线发展的,但是它通向无限,与永恒无关。我们的时间是世俗的历史的时间,它不能倒转,也永不结束,它不走向它的终点,而是走向未来。历史的太阳叫未来,而向未来发展的运动就叫进步。
      
       对基督教徒来说,世界—或像从前人们说的那样叫尘世,世间的生活—是经受考验的地方:灵魂在人间或者沉沦或者得救。在新观念看来,历史的主体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人类:有时它被理解为整个人类,有时它由某个杰出的集体来代表:如西方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白种人或其他任何群体。异教的哲学传统和基督教的哲学传统都赞扬过上帝,认为它是毫无缺憾的完全,永世不变的完美。我们却崇尚变革,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模式,变革有两种得天独厚的表现形式:演变和革命,渐进和飞跃。现代性是历史运动的尖端,是演变和革命这两个进步面孔的体现。最后,进步只有依靠致力于征服自然和利用其丰富资源的科学与技术的双重作用才能实现。
      
       现代人已将自己确定为历史的人。其他社会宁愿以不同于变革的思想和价值来确定自己:希腊人崇拜古老的城邦和圆,却对进步毫无所知;塞内加跟一切禁欲主义者一样被永恒的回归弄得彻夜难眠;圣奥古斯丁相信世界末日迫在眉睫,圣托马斯建造了一座从创造物到造物主的梯级,即存在的等级。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思想和信仰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了。我认为进步的观念也开始遭到同样的命运。结果,我们对时间,对历史和对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将如此。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黄昏。现代性概念的贬值和“后现代性‘这种如此令人生疑的概念的时兴,并不是仅仅危害艺术和文学的现象:两个多世纪以来推动着人类的基本思想和信仰已陷入危机。在其他场合,我曾比较详尽地谈过这个问题。在此我只能简单地概述一下。
      
       首先,关于通向无限和不断发展的概念正受到怀疑。我几乎无需提及我们都知道的问题: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会枯竭。更何况我们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也许是不可补救的损害,人类本身已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步的工具—科学和技术—极其清楚地证明,它们很容易变成破坏力量。最后,核武器的存在是对历史固有的进步概念的一种反驳。我还要补充的是,这种反驳只能叫做破坏。
      
       其次,关于历史主体即人类集体在20世纪的命运。各个民族和个人遭受的灾难是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五大洲的专制制度、原子弹,最后还有人类所知道的最残忍的杀人机构之一—集中营的大量增加。现代技术带来的益处数不胜数,但是对本世纪千百万无辜的人民所遭受的屠杀、苦刑,凌辱、贬黜和其他种种伤害,闭眼不见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对必要的进步的信念。对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来说,历史的废墟—尸体、荒凉的战场、被摧毁的城市一并不否定历史进程的本质是好的。断头台和暴政,战争和野蛮的国内斗争,都是进步的代价,是必须付给历史这个上帝的血的赎金。上帝?是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上帝就是被神化的,充满残酷诡计的理性本身。人们的臆想的历史合理性已经烟消云散。正是在对秩序,规律性和连贯性的控制中即在精密科学和物理学方面,关于意外事件和灾难的旧观念重新出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观念复活现象不禁使我想到千禧年的恐怖情景和阿兹特克人在每个宇宙周期结束时的痛苦之状。
      
       在结束这匆忙的列举之时,我还要指出:一切试图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与历史假说都已破产。那些假说的信仰者自信掌握着历史的钥匙,便在用尸体堆成的金字塔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那些骄傲的建筑在理论上讲是为了解放人类,但很快就变成了高大的监狱。今天我们看到它们倒塌了,把它们推倒的不是思想上的敌人,而是一代代新人的厌倦和追求自由的渴望。这是乌托邦的结束吗?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种现象的历史—其发展趋向是预先就可知道的—概念的结束。历史决定论成了一种代价昂贵的、流血的幻想。历史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其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因素。
      
       这一简单的回顾说明,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是现代时期的结束还是变化呢?这很难说。不管怎样,乌托邦的破灭毕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但不是在那种思想经过试验而落空的国家,而是在许多人曾怀着热情和希望信奉那种思想的国家。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变化之中,而不像以前那样生活在那种既压迫我们同时又安慰我们的宗教与政治制度的阴影下。社会是历史的社会,但是所有的社会都曾受到一整套非历史的思想和信仰的指引和影响,我们的社会是第一个准备不受一种非历史学说支配而生活的社会,我们的绝对观念—宗教的或哲学的,伦理的或美学的—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单凭经验是危险的。不可能知道在传统上属于公共生活的思想,习惯和信仰的这种私有化带来的紧张和冲突,最终会不会摧垮社会的结构。人类可能重新受到古老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支配。可怕的是,思想上的抽象偶像的倒塌预示着被埋葬的部族,宗派和宗教热情的复活。不幸的是,种种迹象使人感到不安。
      
       我所说的非历史思想即为历史确定某种目的和方向的思想的衰落意味着对全面解决办法的不言而喻的放弃。我们愈来愈倾向于(用其褒义)采取有限的办法来解决具体问题。避免为未来立法是明智的。但是,现时不仅要求满足它的眼前需要,而且要求我们作全面的,更严肃的思考。很久以来我就相信,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未来的没落预示着今天的来临。思考今天,首先意味着恢复批评的眼光。譬如说,市场经济的胜利—一种由于对手的过失而造成的胜利—不应该成为高兴的唯一理由。市场是一种有效的机器,但是跟一切机械一样,它没有良心,也没有同情心。必须找到使它扎根于社会的方式,以便使之成为社会和约的表现形式和维护正义与公道的工具。那些发达的民主社会达到了令人羡慕的繁荣,但它们同时又是普遍贫困的汪洋大海上的富足岛屿。市场问题同生存环境的破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污染不但毒化了空气、河流和树林,而且也毒害了人类。一个受着多生产多消费的狂热支配的社会,有把思想,情感,艺术,爱情,友谊和人本身变成消费对象的趋势。一切都会变成可以购买,可以使用和可以丢进垃圾箱的东西。没有一个社会像我们的社会这样生产这么多废物,物质和精神上的废物。
      
       关于现在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放弃未来或忘记过去;现在是这三个时间的交汇点。同样,也不能同轻而易举的享乐主义混为一谈。快乐之树不是生长在过去或未来,而是生长在此刻。死亡也是现时结出的果实。我们不能拒绝它: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活得愉快要求死得也愉快。我们必须学会正视死亡。现时有时光明有时黑暗,它是两个半球即行动和思考合成的球体。正如我们有过关于过去和未来、永恒和虚无的哲学一样,明天我们也将有一种关于现时的哲学。诗歌的经验可以成为它的基础之一。关于现时我们能知道什么呢?一无所知,或者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诗人们都知道一点儿:现时是存在的源泉。
      
       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它讲纳瓦语,写9世纪中国的表意文字,同时又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完好无损的现时,抖掉几个世纪的尘土,微微一笑,便突然振翅飞起,消失在窗外。时间和存在具有同时性;现代性和最近的过去发生决裂,仅仅为了拯救古老的过去并把新石器时代的丰满形象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象。我们追逐着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现代性,却始终来能抓住它。它总是逃脱,每次相遇它都会逃脱。我们刚刚抱住它,它便立刻消失:它只是一点点气体。它是一个瞬间,是一只既在一切地方又在任何地方的小鸟儿。我们想活捉它,它却张开翅膀,化作一束音节消失了。我们只落得两手空空。于是感知之门微启,另一种时间,真正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寻找的时间出现了,这就是现时,现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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