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买过一本题名《白色花》的诗集，里面收集的全部是“七月派”诗人的代表诗作。关于这本书的命名，《序》中写道：
要开作一支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
凋谢。
重读这样的句子我的心依然沉重。这几年，绿原、彭燕郊、贾植芳先后离去，在“七月派”日渐凋零的花园中， 86岁高龄的诗人牛汉几成最后的留守者，放眼整个当代诗坛，更是仅存的国宝级诗人。关于他，我一直心存感恩。
记得1985年12月，中国作协组织一批诗人来广州参观，下榻流花湖宾馆。那时我刚从广东电台调到广东《五月》（苏晨、范汉生主编）杂志社，我放弃了电台分配给我的12平米的小房间，在珠江边上的滨江东路租了一间30多平米的房子。那天是星期五，我和朱子庆上午8点多从滨江东路出发，乘公交车转了两三趟车，大约10点多才到达流花湖宾馆。我们见到了很多诗人，有北京来的诗人，还有本地的广州诗人。诗人牛汉，由于他外表粗犷，身材高大，轮廓分明的脸庞黑黝黝的，像个野老乡夫，最为引人注目。那时候诗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只要一坐下来就谈诗，更何况那时我们还很年轻，喜欢跟老诗人交换诗歌观点。在调来广州之前，在北京工作的子庆拜访过牛汉，所以那天牛汉一眼就先认出了他。当他把我介绍给牛汉的时候，牛汉说，“小朱你是北方人，却找了个娇小玲珑的南方太太，又跟着来到南方，不容易呵……”那天在场的诗人很多，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我坐在牛汉身边，听着他和其他诗人的对话。在一个交谈的间隙中，我鼓起勇气把我的新作《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的诗稿呈给牛汉，请他给我提提意见。牛汉接过来浏览一下说：“我可以带回北京仔细看吗？”我说当然可以。说完他就把我的诗稿放进口袋里了。牛汉告诉我他是第一次来南方，也是第一次来广州。我问牛汉来广州参观了什么地方？牛汉说参观了白天鹅宾馆、东方宾馆和中国大酒店，他说，那些地方很现代很漂亮！但那不是穷人住的，是富人住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突然低声地对我说：“你知道我参观完这些地方之后有什么感想吗？”我说我猜不出，牛汉于是压低声音说：“我想到了自杀！”看见我很惊愕的样子，他就转过头又对子庆重复了一遍，“你知道我参观完这些地方有什么感想吗？”子庆没有作声，牛汉说：“我想到了自杀！”这是诗人牛汉给我的第一印象，太坦率，太刺激了。
第二天恰好是周末，牛汉一行诗人们早早乘车去深圳的沙头角中英街逛了一天，周日下午又回到广州。我和子庆还想再见牛汉，并且想在流花湖的舞厅见面，一起跳一场舞。那时候我们才20多岁，他们也就50多岁，适逢改革开放之初，万象更新，大家意气风发，都喜欢跳舞。我们还约了一拨好朋友如《广州青年报》的陈丹苗、陆氧、《五月》杂志的魏向明、《黄金时代》的吴捷、花城出版社的摄影师关振夏、广东电台的作曲家周小远……当我们在流花湖后门等齐的时候，才知道那里临时装修，舞场停止营业。怎么办呢？我可是招集人呢，很是着急。这时陈丹苗帮了我大忙，她狂翻通讯录，终于拨通了她采访过的广州火车站的马站长，告诉他说来了一批北京著名诗人，他们想跳跳舞，可流花湖舞厅装修不营业，而诗人们明天就回北京了。陈丹苗还特别对马站长说：一个电台的女孩子和你同姓，她叫马莉，她是这次诗人舞会的召集人，她现在把诗人都招集齐了，却没有地方跳舞，很着急……在这关键时刻，马站长一口答应，让我们去他的火车站二楼舞厅开一场舞会，电话中的他非常爽快：“来的都是诗人呵，我全部免费！”——多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大队人马，三三两两地结伴走着，来到广州火车站，舞会如期举行。在那里我见到了马站长，他告诉我舞厅才刚刚装修好，“也真是巧得很，你们是第一批来这里跳舞的嘉宾！”舞厅很大，我们在旋转灯光下旋转着，牛汉不下舞池，只是作壁上观。但我邀请他跳舞时，他说，“我不会跳，但是马莉小姐请我，我不能拒绝。”他就上场了。正好播放的是一支爵士舞，他踩着旋律旋转着，他说，他注意到我一直在跳着，几乎从不下场休息，“真像一个飞舞的精灵！”那天我的确是一支舞曲接着一支舞曲地跳着。在换舞曲的片刻，我忽然问牛汉（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太不懂事）：“我的诗稿呢？您是不是弄丢了？”牛汉很认真地说：“没有丢，你看，在我胸口的口袋里放着，一直放在这里……”他用手掌按在自己白色上衣左边的口袋说：“这是我心脏的地方，我用我的心脏保护你的这首诗。”说完他真的从那个口袋里掏出诗稿，展开来让我看，然后又叠好放进口袋里。那一刻，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幸好灯光比较暗，没有人看见。我又问他（现在想来真是要骂自己太不懂事）：“我的这首诗您读了吗？我写得好吗？”牛汉更加认真地说：“我已经读了，写得很出色！”他告诉我，他正在创办一本名叫《中国》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他是这本刊物的执行副主编，他要把我这首诗发表在创刊号上。那一刻我既高兴又感动，怀着这样的感恩之情，我有些怯怯地对牛汉说：“我将来出第一本诗集的话，您能为我写一个序吗？”牛汉当即肯定的回答：“当然可以，你把诗稿的复印件寄来给我就行了。”
第二天，牛汉就和诗人们启程回北京了。不久，《中国》杂志第一期面世了，我还未读到，已有诗友告诉我：“马莉你的诗歌发表在《中国》上了！”那时在国家级的大型刊物上发表作品相当难，我因此受到极大鼓励，别提多么激动了。可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久这本纯文学杂志就被勒令停刊了。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觉得很对不住牛汉先生。1988年冬天，我编好了我的第一本诗集《杯子与手》，复印了一本寄给牛汉先生，我在信中问他：“您还记得在广州火车站跳舞的时候您答应为我的诗集写序的承诺吗？”他很快回信说当然记得，并表示，他会仔细阅读并认真地写一个序。1989年元旦刚过，我听到楼下邮递员叫我取挂号信，我飞奔下楼，收到的是牛汉先生寄来的序言，标题是《一个流动的生命体》。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边上楼边拆开来读，泱泱三千多字的序言呵，我注意到落款的时间为1988年12月31日，我想，牛汉先生是想让我收到一个新年礼物吧？的确，这是1989年——上世纪最后一个元旦，我收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但是，由于诗集是通过朋友集资出版，大概所集之资远远不敷出版成本，诗集所用纸张很薄，封面印刷很不理想，而且错字漏字多多……那时出版诗集比现在困难多了！我感到十分愧对牛汉先生的大序，几乎没有送朋友，也不好意思送给牛汉先生。在这里我要向牛汉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将来有一天，我会出一本漂亮大方的我的八十年代诗集，重新把牛汉先生为我写的序言恭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