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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诗人、僧侣、导演

发布: 2009-11-05 23:51 | 作者: 方尔平译



             时间:1986年1月7日
       地点:法国巴黎,法国文化电视台“电影周二”节目
       记者:罗朗丝·科塞
       
       关于访谈文本:
       来源:安托万·德·贝克(Antoine De Baecque),《Andrei Tarkovski》,法国Seuil出版社,1989年,第四章
       原题:《诗人、僧侣、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访谈录》
         
       一 《伊万的童年》
      
       问:作为您的第一部影片,《伊万的童年》的主题从何而来?
      
       答: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有点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启用过另外一位导演、另外一些演员和技术人员制作《伊万的童年》。在那组人员手下,影片拍摄了一大半,花掉了一半的经费,但结果却很不尽人意,所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停止影片的制作,转而寻找其他导演。他们先是想找一些有名的导演帮忙,后来又找了几个不太有名的,但所有人都拒绝接手这部片子。当时,我刚刚在俄罗斯电影学院完成学业,并且完成了我毕业影片《压路机与小提琴》。在接受邀请之前,我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为了重写剧本,我得重读弗拉基米尔·博戈莫洛夫的短篇小说,因为电影剧本就是按照该小说改编而成。其次,我拒绝观看之前已经拍摄的部分,哪怕一米胶片也不行。最后,为了从零开始,我要求更换演员和技术人员。当时有人跟我说:“可以,不过您只有一半经费!”我回答说:“如果你们给我的是一张白色的卡片,那么一半经费就行了。”电影就是这样拍成的……
      
       问:这么说来,除了题材之外,《伊万的童年》整部片子都出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之手,对吗?
      
       答:正是。
      
       问:不过,您和主题之间同样也有着密切关系。小伊万和战时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年龄相仿。
      
       答:我的童年和与伊万的童年相差很大,伊万长大后当了一名战士,曾经历了战争。在苏联,我这一代所有男孩的生活都非常艰难。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和伊万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其实就是承认伊万和他那一代俄罗斯年轻人经历了共同的苦难。
      
       问:1962年当影片在威尼斯上演时,它曾为看作是对战争、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答:的确,影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批评界却完全没有理解。每个人都阐释了影片的情节、叙事、人物,但作为一个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它是一部具有诗意的作品,应该从我的观点出来理解,而非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诠释。比如,萨特曾反对意大利的左派评论,激烈地为影片辩护,但他所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哲学视角。在我看来,他的辩护并不合理。我追求的是艺术辩护,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
      
       我不是哲学家,而是艺术家。我认为他所做的辩护完全没有意义。他试着用他自己的哲学观念来评价影片,而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作为艺术家,却被搁置在一边。大家所谈论的只是萨特,而不再是我这个艺术家。
      
       问:萨特对《伊万的童年》的诠释也不符合您的观点吗,例如他认为战争吞噬了同时也造就了恶人和英雄?
      
       答:对于这一诠释,我没有异议。战争造就了英雄和受害者,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战争中没有胜者,当人们赢得战争之时,也就是他们失败的时候。对于这一诠释,我没有异议,但讨论的背景,包括观点、价值观等被放在了前面,而艺术和艺术家却被遗忘了。
      
       二 《安德烈·卢布廖夫》
      
       问:《安德烈·卢布廖夫》是如何诞生的?
      
       答:非常简单。有一天晚上我和康查洛夫斯基以及另外一个朋友一起聊天。那个朋友说:“为什么不拍一部关于卢布廖夫的片子呢?我是演员,我能很好地扮演卢布廖夫这个角色……旧俄国、圣像画,这都是很好的题材……”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想法无法实现,甚至惹人讨厌,与我的世界相去甚远。然而,第二天我却决定要拍这部片子,并开始和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一起构思。拍片计划就是这样拟订的。幸运的是,我们对卢布廖夫的一生了解不多,这使我们获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而对我们来说,自由的重要意义压倒一切。
      
       问:从洗劫弗拉迪米尔到铸造大钟,所有片段都是您自己选择和构思的吗?
      
       答:这都是编造出来的,但当然,在编造之前,我们查阅了资料,读了很多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德烈·卢布廖夫的人生是我们在所拥有的史料限制中创造出来的。
      
       问: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部带有个人特色的电影……
      
       答:我认为没有一部电影不带有个人特色。
      
       问:但是,影片的题材,即画家遭到灾难的打击而放弃了创作,也是您自己拿的主意吗?
      
       答:当然。除了几幅圣像画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卢布廖夫的资料。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空洞,而那段时期却很重要,他没有创作。对于此,我决定将其诠释为某种拒绝,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诠释,比如证明安德烈·卢布廖夫在那段时期身处威尼斯,我既不会惊讶,也不会震惊。甚至有可能的是,弗拉迪米尔教堂被摧毁这一事件并没有使他感到震惊。我创造了一个卢布廖夫,而对于其他版本,我同样表示接受。
      
       问:《安德烈·卢布廖夫》这部影片的主题是在一个受灾难摆布的世界里艺术的合法性。为什么一方面美被创造了出来,另一方面灾难却在作品中不断呈现?
      
       答:世上灾难越多,人们就更有理由去创造美。这可能更为困难,却也更为必要。
      
       问:然而不是每种艺术都能这样?
      
       答:“不是每种艺术”,意思是?
      
       问:比如,某种与上帝创造世界的计划相契合的艺术?
      
       答:人类存在了多久,创作作为一种本能,其愿望就存在了多久;从人类认识到自己是人开始,他就想要着创作些什么。正是从这方面来看,人类和创世主之间有某种联系。什么是创作?艺术有什么用处?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艺术是一种祈祷。”这句话把一切都说明白了。人类通过艺术表达愿望,而所有不表达愿望的,就没有思想深度,与艺术也毫无关联,最多只是某种精彩的学术性分析。比如,在我看来,毕加索的所有作品都建立在这种学术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毕加索描绘了世界,凭借的是他的分析以及学术式重建。尽管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我还是得承认,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触及到艺术。
      
       问:所有艺术都必须以世界具有某种意义为前提,否则便不是艺术?
      
       答:我再说一次,艺术是祈祷的某种形式。没有祈祷,人类也就无法存活。
      
       问:很多人在《安德烈·卢布廖夫》看到了这样一种讯息,即要求当今的苏联重新找回昔日俄国的那种精神创造力。
      
       答:有可能,但这并非我真正注重的问题。我并没有给今天的苏联发出什么讯息,此外也从未想过要对无论哪个时期的俄国说些什么。对于“我想告诉我的人民……”或“我想告诉全世界……”之类的言辞,对于预言者们的美德,我不再感兴趣。我不是预言家,只不过上帝赋予了我一种能力,让我有可能成为诗人,也就是说让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祈祷,而这种方式与教堂里那些虔诚信徒所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法说些什么,而且什么也不愿意说。如果西方人在我的电影里看到了某种针对俄罗斯人民的讯息,那么这是两个人民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从我个人角度看,我唯一关心的是工作,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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