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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非非”的零度情缘

发布: 2009-7-09 21:21 | 作者: 柏桦



       请允许我以这样的方式引入“非非”,并讲述一段发生在他们与“零度写作”之间的跨国情缘。因为这样的方式,是“非非”的第一参演者杨黎所首肯的。这是一则诗歌的逸事,源于一个被遗忘的少女,关于一代人和他们的写作,关于“朦胧”之外另一种声音的灿烂开幕。

       1982年,少女帅青,一个沙龙女主人式的人物,因为她的关系牵动了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合。他们火热而忘命地讨论着“这一代人”这一生死攸 关的问题。整整三天的争吵、狂饮、白热颠覆,“第三代人”的命名被决定出来。紧随这个名字,是那么多激动的青春飞行,“莽汉”、“他们”还有“非非”。我 说的“非非”,就是那个终结了“第三代人”争论的“非非”, 围绕着它,是杨黎、何小竹、蓝马、吉木郎格一群摸象人,一次以还原为理想的零度实践。

       一

       杨黎至今仍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个子不高、身体很胖、有一张看上去象孩子一样的圆脸,但当他爽快的大笑起来时又有一种夸大了的成年人的感觉;他是一个很 快乐的人(快乐消除了权势),不轻意流露他的敏感,我仿佛对这个形象一见如故,的确后来证明如此,他在生活中有一种魏尔伦式的反抗天性,完全游离于这个 制度之外。而这个“魏尔伦”并未写过一行感伤的诗,他曾告诉一位诗人:“如果你要写好诗,首先不要写痛苦。”就这样,这个快乐的诗人象魏尔伦一样绞死雄 辩;他的诗正在绞死雄辩,但不象魏尔伦用歌,而是用一长串矛盾、更替、中断、任意、短路的带有非非式“还原”论的名词。

       他当时正以非非第一诗人的身份登上诗坛,继漂浮不定的《怪客》之后,写出扑朔迷离的《冷风景》。就象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或《橡 皮》,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是有意送给读者的一个悬在半空的安慰的虚构,“物”在“冷风景”中排列着,全然不顾意义的摆布(他妄图在此收 回诗丧失给小说的地盘,为“怪客”或“冷风景”向小说索赔,一个有待分析的诗歌案例)。我们永远无法弄清贝克特的《莫洛伊》中莫兰碰见的那个穿厚大衣、戴 厚帽子、拿着根粗重的手仗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无法弄清《去年在马里安巴》那些静止不动的画面中让人费解的男人或女人,我们也无法弄清杨黎《高处》中的 “A或是B,看猫、火山、一条路、还是夜晚、还是陌生人、仿佛B或是A。”这些A或B把中国诗歌的试验从某个方面推向极端。这些诗行不仅在当时,即便在现 在,在无数学者和诗人热衷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研究、引进、传播、实践的今天也属惊世骇俗的了。这种远离现实的四大皆空的语言还原论、这种完全彻底的乌托邦式 的价值观在诗歌界内部引起了一阵震惊、愤怒、骚乱和蔑视。非非写作是不可理喻的,正如德国学者顾彬在《今天》1993年第2期《预言家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的一样:“因为非非派更属一种国际现象,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它只能是阳春白雪。”[1]

       杨黎津津乐道于毛泽东及他的一句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座右铭是一个启示:它启示了一种杨黎 式简洁、朴实、“还原”的话语,他是否决定了在毛文体的基础上继续从事语言革命他后来告诉李亚伟:文化革命曾带来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废除古文以 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真正的现代汉语,这堪称现代汉语的 一个里程碑,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极为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甚至恋爱都采用这种语法和修辞。

       是的,中国的长城在当时正有效地阻挡着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入侵,而如今城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要丢掉“毛泽东语言”这个传统(其实丢掉并非一 件容易的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延安整风运动,政治学习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毛话语普及模式。毛泽东依靠这个有效的模式在49年以后通过报纸 (最好的手段)、杂志、政治学习(这最厉害的形式),思想总结建立了一整套更完美的学习制度。我们在这个学习制度日复一日的训导下,从小就自然而然培养了 毛话语的思维习惯。而早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俊才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冯至几乎是一夜之间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话语进入毛话语体系,心甘情愿脱抬换骨,这的 确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或许是“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 代性话语。”[2]或许是某种天意的力量而非毛话语本身。谁说得清呢据说爱走偏锋的法国怪才福科晚年也被毛话语所吸引。但毛主席人很清楚,为了转变意识 形态必须改变语言和写作,语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很早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 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这就是毛泽东的力量之所在,他倡导的简洁文体有一种朴实的权势(一 种现代文本的快乐),这种语言权势犹如一股道德威力的确深入人心,诗歌界的叶文福不是就以这种道德权势进行现实主义的漫骂吗骆耕野不是也以这种道德权 势写《不满》吗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离——摆脱权势的基本程序(“今天”作了一次可贵的偏离,但又堕入另一种“今天”式的话语权势。)而偏离在一般情 况下却是相当困难的。写诗碰巧能作出有效偏离,但一写文章就有种文字恐惧症,对所谓时代语言害怕、对中国传统语言害怕、也对车尔尼雪夫式、黑格尔式、别林 斯基式、列宁式(许多人在背离毛文体时采用这类文体)害怕。言说如此困难,我将如何开口,我感到一种与我相隔离的话语权势高高在上,我处在它无形的监狱 里。

       如果说“今天”是对毛话语体系作出的第一次偏离(对所指的偏离),那么非非对毛话语体系作出了第二次偏离(对能指的解放)。杨黎曾告诉我:“诗 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就这样,非非突破了文字的恐惧症,获得了全面的身心自由。放开手脚、颠覆中心,走出文字的禁忌。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歼灭诗歌中法 西斯般的文学独裁——形容词,清除语言的道德含义;他们以最大的可能让名词、动词获得它们的最初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杨黎先验的“无意义”声 音:

       下面/请跟我念:安。安(多么动听)/麻。麻(多么动听)力。力(多么动听)八。八(多么动听)/米。米(多么动听)牛。牛(也依然多么动听)或者/这样念:安麻。安麻(多么动听)力八。力八(多么动听)米牛。米牛(也多么动听)/一片片长在地上/长在天上……/

       这声音出现 在《A之三》。他试图在原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能指系统,推翻所指的长期“暴政”,让能指脱颖而出,姿意漫游。纯声音、纯书写、纯发现、纯还原纯“不 在”或纯引领——向高处,没有知觉的高处,本来的高处(这是一次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不可能胜利的努力)。这里,在“安、麻、力、八、米、牛”的世界里,没 有悲观、没有时间、没有意义、也没有形容词带来的等级化或失语症,只有“最初的”极简单的声音的再现和词语的碎片。杨黎曾满怀这种创造了“简单”的奇迹之 情告诉我:“1986年非非创刊意味着第三代人的论争结束。第三代人其实质是用一个数词来指三种创作倾向:北岛式、杨炼式、万夏杨黎式,特别以第三种区别 北岛的朦胧和杨炼的史诗,并不是断代的意思。所以今后不再会有什么第4代、第5代之类了。”

       二

       蓝马,“非非”的命名人。他的《前文化导言》试图为人们的头脑打开一扇可怕的窗户,他层出不穷的非非理论被认为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他最初的诗作 《沉沦》就已表现出反文化的坚决倾向。按照他的理论:“先有奔月的艺术,才有登月的技术。”而非非所进行的正是无迹可寻、需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奔月的艺术。 从“行”到“知”,一个率先迷失者,一个没有座标的探险者,一个对非非命题命名的感兴趣的人(他在今年还对我谈起于坚正在对一只乌鸦进行非非式命名),他 日继夜以非非的名义对世界命名:“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水与水一位一体/手与水二位一体/走船/走水/走鸽子/……/指远/指近/指周 围……”在这首他所写的《世的界》中,他实践其“还原”理论,履行其“走向迷失”的诺言,破坏世界的基础形容词、破坏世界的结构动词、破坏世界的元素名 词、破坏世界的绵延和场所数词、副词、度量词,总之破坏世界一切的语言制度,破坏所有对语言的记忆制度,从这些制度中把一切解放出来,解放从“世的界”开 始,从其中的“的”字开始,世界再不是世界而是“世的界”,这个小小的“的”字在此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世界的面貌由此改观。从此地出发,从“的”字 出发,蓝马退出了世界!退出了价值!退出了语言!退出了文化!退出了人!同时又把语言、把人、把世界引入对语言的绝望境地,蓝马从不说开始说:“在沉默中 坚持一片喧哗。”“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维特根斯坦语)

       世界在“世的界”形成了非非的世界。

       而1985年底另一名号称“鬼才”的非非诗人何小竹正坐在涪陵暗淡的家中写《牌局》、《大红袍》、《葬仪上看见红公鸡的安》,他雅致的面部流露 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对自身写出的文字的惊恐。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表情将导致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这些已经写出的《鬼城》组诗(这些 诗共十首被非非命名为鬼城,发表于非非创刊号上)已将他置于一个无法评说的境地,他感到恐惧似乎在抓住他的头发叫他离开地面,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的可小 竹正在不自觉的进入非非冥想。紧接其后,在蓝马《前文化导言》的冲击下,他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入非非。他以盲人摸象这一成语对非非作出自己的解释:“ 非非是几个盲人摸的那个大象。我、蓝马、杨黎、吉木郎格等人就是摸象的盲人。我们写出的诗各不相同,但组合起来就是一头‘非非大象’”。其中有沉思的蓝马 或奔放的杨黎。

       1988年初,何小竹完成了极有争议的《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以表对这位“前文化”理论家的敬意(一个题辞的插曲:《组诗》在《非非》未刊 发前,周伦佑曾建议作者删掉这个献辞。理由是,这个献辞会给《组诗》造成误读,以为《组诗》即是“前文化”理论的注脚,作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作者认为能 够读《组诗》的人,就不会误读,假如误读了,也是一种美妙的误读。最后题辞完成了它自身的工作)。在《组诗》“太阳的太”的章节中,何小竹开始了这样的“ 造句”:

       1 阳光普照大地。
       2 高一、二班有个谢晓阳。
       3 今天,物理老师在物理课上叫我们打开上册第23页第二章第一节:预习:“阳离子。”
       4 我舅舅在“红阳”三号当水手。
       5 星期三,我没去夜自习,偷偷去“向阳”电影院看了电影《阳光下的罪恶》,这是不对的。
       6 大扫除,我主动要求和班长去打扫又脏又臭的阳沟。
       7 农忙假,我在家帮母办阳春。
       8 阳雀喳喳叫。
       9 阳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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