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非非”的零度情缘
发布: 2009-7-09 21:21 | 作者: 柏桦
这是一种典型非非式有趣的、局部的字的练习，一种对可能出现的“阳”字的美的反复认识。在此，阳字的宁静来到这个宁静的少年的一张白纸上，他发觉了一个 平凡的“阳”字的本来目的!如最初仓颉造字，感天地泣鬼神，这个“阳”终于回到阳自身，回到蓝马式前文化(还原)的理想。中国的象形文字通过“阳”字带给 我们一种初逢的惊奇。“一个点是非非，一个面是非非，一种滋味还是非非，天也是非非，地也是非非，一个月亮非非，两个月亮更非非，而宝石特别非非，不过挑 子也同样非非……一切皆非非，直觉亦非非，宇宙之谜被还原。”[3]太阳的太或者阳当然也就是非非之阳。
《组诗》企图努力告诉我们一种语言的自在，字呈现实际本身的样子，字与时代、处境、理论、价值、甚至对象全无关系。在这里，字仅仅是“张大嘴巴”开始言说，仅仅是一个通过诗的形式解构诗歌的文本。相当虚无!相当飘渺!
当蓝马突然在《日以继夜》、《九月的情绪》中偏离他的非非理论时(他转入带有象征意味的抒情)，吉木郎格、这位腼腆而温柔的非非诗人(但他酒后 的举止让人吃惊、整个眼神判若两人)正带着他那一贯克制的忧伤进入出奇不意的“很短”的非非，他写出一批很短的诗，被非非同人认为妙不可言。杨黎给我背诵 了吉木郎格的《消息》，我记住其中这样的一些句子：
6月6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下雪
中午出太阳
晚上有风
……
在另一首《妙》中，他用一种典型后现代的直陈式书写关于看了一本书的情况，大约是“我看了一本书，一本关于进攻和防守的书，看完后什么也没记住，只记住一个妙”。
这位曾写过许多关于动物的诗歌的诗人在《消息》或《妙》中更关心语言的去向(暂时忘记了心爱的动物)，而不是语言的意义或象征，让语言流露它自 己的“6月6日”一个普通的“纯在”状态。就象他日常生活中不带危险的形象一样，他也不带任何要求“伟大”的妄想念头在平凡的“字”里进行字本身的探索。 这探索从两个方面进入诗中：一是生存体验，二是语言体验，就象经历对人来说也有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两个方面一样。作为诗人，他认为只有被他深深体会过的语 言才与他息息相关，并通过对语言的“发现”才会让诗在文字中发光。
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删去了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诗歌中舒服的一面。”即使他在生活中痛苦着、愤怒着、感动着(甚至对 感动时所说的话后悔)，即使他在十月，在一个视线最佳的山坡上独自坐下点燃一支香烟，观看收割后的田野里静静的谷桩或一些积水的小坑倒映出秋天的天空，即 便三两白鹤临空飞过、此起彼落，他好象若有所失，有某种来自外部的寄托。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些情绪进入他的诗歌。只是在诗以外，他感叹过“一年又要过去了 ”，在那个山坡上他一次又一次感伤地观看着并点燃生活中的第二支香烟，因为非非诗歌是反对在诗歌中点燃抒情的香烟的。
三
罗兰、巴尔特与非非的契合。
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4]。 非非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了对语言的改变；物质力量正消解着这个时代的激情，从风景到地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已一天天荡然无存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已 被西洋式宾馆所替代，精美的资产阶级生活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人们曾有的“朦胧”激情被物质所困扰、所挤压、所扭曲、所澄清，服装革命、美容美发的流 行、电脑普及、遗传工程对农业的应用，变性手术、电传、传真、便携式电话、传播和流通的量向扩大、图书及音像渠道的全方位开通，后现代主义正在对中国社会 进行它全面的“时代整容术”。当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诗人们还在坚持唱着怀旧之歌时，市场经济已开始了它不可阻挡的长征。如果说“今天”、“莽汉”反 抗了毛文体的激情，那也是在激情范围内迎战了现存的道德观念，并以一种新的道德歌唱(仍是主体性的)在当时的青年心中达到如痴如醉。非非则超越了激情、消 解了激情、与时代合拍了。在非非中，他们通过“还原”的语言把物质还给了物质、甚至延绵了物质的直立意义，斗争的矛头在这里不是指向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 种道德语言施以他们的“暴力”——抒情暴力。为此他们大刀阔斧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积，大一体性、消解超现实主义发明的专利——神经分裂症式的话语模式 ——这种模式的首创是兰波，在此他们进而力图消解兰波式智慧中的混沌白热以及后来狄兰·托马斯式的“个人情结”的烦热眩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非所做的对语 言的改变也是国际改变语言运动的一部分。50年代的英国诗人拉金早就开用简练、表意直截而无惊人妙语的娴熟技巧消解词义晦涩、歪曲句法、故弄玄虚而又浪漫 狂热的狄兰·托马斯了。他使用不加渲染的、克制而稍稍压抑的文体、平易的朴素语气及日常性题材。拉金曾说过：“对我来说，整个古老世界、整个古典的圣经的 神话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认为在今天再去搬用这类东西只能使诗充斥让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阻碍作者去发挥独创性。”[5]
接照一种现存的美学和一种现存的伦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6]。而非非必须忍受“发明”的痛苦，对于现实无用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蓝马的首 先“走向迷失”。迷失之后，他们想通过语言的“还原”来获得一种超越诗界的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更广大的话语体系——非非式的话语帝国。但他们所作的是一 场前途未卜的较量，他们或许最终将输给“传统力量”，即：人们从道德的优势上可以承认“今天”甚至“莽汉”但很难承认非非，因非非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他 们的“还原”长征也是虚无主义的长征，虽然何小竹曾自信地说：“非非诱人的近乎神话般的诗歌理想可以实现，为此我们对一切有关非非的误解和非议不想有太多 的申辩。”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语言理想是否真能实现非非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当代的“西西弗斯神话”。
风格“是一种冲动性的而非一种意图性的产物”，“它总含有某种粗糙的东西，它是一种无目标的形式”，“它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决非对文学 进行选择和反省的结果。”“风格仅仅是一种盲目的和固执的变化的结果，一个从本能与世界交界处滋生的‘亚语言’部分。风格其实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一种性 情的蜕变”，风格位于艺术之外。[7]而非非属于那种无风格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讨了从某种古典超然气质中引发的现代性愉悦，非非回到语言结构 本身，而风格则在非非之外。
“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例如“工人阶级”一词替换了“人民”一词。[8]蓝马的前文化(还原)理论已排斥了语言中这一故意的含混性、即排斥了价值语言。
在现代诗中，“名词被归约为零度，同时其中充满着过去和未来的一切规定性。在这里，字词具有一种一般形式，一种范畴。诗的每一个字词因此就是一 个无法预期的客体，一个潘多拉的魔箱，从中可以飞出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诗摧毁了语言的关系，并把话语变成了静止的字词。”“现代诗是一种客观 的诗。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9]杨黎在他《十九个名词》或《十九个名词上与下》中实现了这种名词 的“零”状态。这些陡然直立的互不相关的名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话语，这名词以“静”的聚集摧毁了一切伦理的意义并彻底吸收掉了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必然导致一种规约性写作，这种写作应该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应予表达的内容，却没有一种与该内容认同的形式。”非非通过他的“还原”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反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硬化症。
“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它毋宁是一种纯洁的写作。”[10]非非就象最早在《局外人》中运用这种透明语言的法国作家加缪一样，完成了一种“ 不在”的中性写作风格，语言的社会性或神化性在非非的诗中被消除了并获得一种理想风格——“不在”即在、空即实，无个性即个性的最高实现。非非就是以这种 “不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放弃了对一贯典雅或华丽风格的传统文学的依赖，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纯方程)的状态。诗歌(传统意义上的)被非非克服 了，诗人的问题被重新追认了，诗失去了色彩，诗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在非非诗中，词语获得了自由，语言恢复了最初的新鲜(虽然这新鲜是没有意义的)，非非 变成了传达原语言的信息行为。一切祈祷式或命令式的语势(诗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话语权势)被一种直陈式写作所替代(或消解)，被巴特式的“纯洁写作”所替 代。诗歌达到了一个要求——形式就是文学责任最初和最后的要求。
四
1993年，非非诗人将非非语言引进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提出中国首次语言大拍卖方案。接着，他们还评选中国最佳梦孩，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梦文、寻觅梦友。 他们还身体力行创立中国第一个左派小区——即共产主义村。他们的非非之梦指向了共产主义之梦。但同年10月非非作为一个集体形象最终又被后现代(另一种权 势)所消解除 ，如杨黎所说“非非在坚决与温柔中解体了。”
文学走到了尽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完成了它自身的一场集体退出行动!拒绝行动!自杀行动!非非也以它“中性”般的“纯洁”姿态完成了这一最后的行动!
注释：
[1]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今天》，1993年第2期。
[2]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
[3]蓝马：《非非主义宣言》，《非非》，1986年第1期。
[4] [6] [7][8][9][10]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84—85、116、82、90、105—106、121。
[5]菲利普·拉金：《第四次交谈》，《伦敦期刊》，1964年第4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