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沙石的第一篇小说《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收在融融、陈瑞琳主编的《一代飞鸿》中，写的是一位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老孟，应聘到一位考夫曼太太家当花匠，因为对考夫曼太太既有好奇之心也有非分之想——单身洋人美女名为考夫曼太太家里却无考夫曼先生，虽然有个男朋友罗伯特时常走动，这个男朋友却必须在晚上十点离开——结果却偷窥到了这位考夫曼太太窗帘后边的秘密：她做爱的对象原来是她的布拉布多猎犬乔治。于是老孟杀了这条“也姓考夫曼”的黄狗，从此在警方的通缉下远走高飞。
沙石的这篇小说令我印象深刻，也从此记住了沙石这个名字——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题材的作品，我还是在沙石的笔下第一次看到，并且，作者能把这篇小说写得既惊心动魄又沉着从容，显得颇有功力。后来我又有机会看到沙石更多的作品，从这些在我面前渐次展开也日趋丰富的小说中，我发现，沙石的小说，是一个在日常“轨道”之外，以“另类”的方式展示新移民社会的艺术世界。
说沙石的小说是在“轨道”之外，是指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现实人生和人类心理，大都不在日常生活和普通心理的“公约数”之中，也就是说，沙石对生活中的一些“例外”和人类心理中的某些“异常”，似乎更有兴趣，这些领域，是沙石借以表现社会人生和人性深层最常用也最擅用的“载体”，而沙石小说的独特性，也主要体现在他对这些领域的一再涉及和反复表现。
《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向人们展示的就是一个宁愿与狗做爱也不与人性交的“变态”人物——考夫曼太太的“爱情”选择，大概不能算是在一般人生形态的“轨道”之内吧，而老孟偷窥、臆想、杀狗、潜逃的作为，似乎也有些异乎常理。然而，这篇小说在给一般读者带来“怪异”之感的同时，其揭示的“现实”却是严肃而又令人深思的：考夫曼夫人为何在人狗之间选择了狗作为自己的做爱对象，爱狗甚于爱人？老孟将对考夫曼夫人的性幻想转化为对猎犬乔治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幽深的心理世界？小说虽然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但它以“出轨”的独特方式，深入到了人们一般不太关注也不愿面对的“窗帘后边”的世界，并因此而显示出了它的震撼力。
不在“轨道”内呈现人生社会和人性世界，而在通常的人生“轨道”之外展现社会的多样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构成了沙石小说的基本图景。如果说《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描写的是一种迥异人生常态的离奇现象，那么《汤姆大叔的剃刀》中的离奇程度恐怕不亚于前者。在这篇小说中，“我”因为对女儿蜜雪儿怀有一种超出正常父女关系的感情，因此对女儿和女婿阿布尔罕的情爱关系难以容忍，以至于用锋利的剃刀割下了女婿的生殖器——小说中无论是“我”对女儿的感情，还是“我”手刃女婿的阴茎，应该都是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场景，可是沙石却把它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以此揭示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
是的，是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引发了沙石浓烈的兴趣，并将此作为自己小说世界的一种基本视角和认知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沙石小说常常在“轨道”之外表现人世间的千姿百态，或许正体现了他的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人世间的“不可理喻”，既是人生的基本常态，也是人性的本质核心。
于是，我们看到，沙石笔下给人们留下强烈的“轨道”之外印象的小说世界，其主要特征就集中体现为“不可理喻”。在发现了考夫曼太太的奇状异形和领教了汤姆大叔剃刀的厉害之后，我们又在《玻璃房子》中看到了一种相对温和的“不可理喻”。伊丽莎和丈夫彼得森，看上去幸福美满，可他们的人生，却是那样的“不可理喻”。彼得森虽然是心理医生，却连自己太太的心理都没有弄清楚，当伊丽莎情欲汹涌，希望与丈夫行鱼水之欢的时候，彼得森却坚持“我们的时间表上的安排是星期三，就要等到星期三”——对做爱“时间表”的机械遵守确乎有些“不可理喻”，而当饥渴难耐的伊丽莎将目光转向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花匠阿德，希望在“出轨”中以阿德的雄性和阳刚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之时，她那白种女人的种族优越感，就更加“不可理喻”了。当伊丽莎遭遇了阿德的拒绝——阿德用拒绝维护了自己的男性尊严和种族尊严——时，她竟用毁坏阿德保养的墨西哥铁树作为报复，这一行为，最终使伊丽莎与她丈夫彼得森一起，双双归入了“不可理喻”的行列。
与《玻璃房子》有点类似的是《靠海的房子》，小说中的梅子与伊丽莎有着同样的问题：欲望难以满足，需要寻找丈夫以外的男性。两者的不同在于，当伊丽莎期待在华人阿德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华人梅子则在黑人阿里那里产生了性的幻想。女性的性渴求也许不能算是“不可理喻”，可伊丽莎和梅子寻找解决自己欲望的方式，终究不太符合常人的生活逻辑——所以伊丽莎和梅子的行为举止，还是带有了某种“不可理喻”的烙印。虽然她们的“不可理喻”不像考夫曼太太和汤姆大叔那样来得令人惊心动魄而显得较为温和，但温和的“不可理喻”仍然是“不可理喻”。
以感情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在沙石笔下的《我给新娘作傧相》、《亡命岛》、《月亮绣球》、《冰冷的太阳》、《肚皮上的刺青》等作品中，有着各种丰富、延伸、变化和转型。《我给新娘作傧相》写的是“我”作为傧相，参加当年同为插队知青梅子的婚礼，想当初“我”的好友军伢子身为军长之子，为了梅子不仅放弃了参军的机会，留在了插队的山沟，而且还为营救梅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此时，来到美国的梅子却要嫁给洋人比尔了，“我”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先假装丢失了傧相应该给新娘带上的戒指，接着又把皮球砸在了婚礼蛋糕上——“我”以这种“不可理喻”的方式破坏梅子的婚礼，为军伢子出了气。《亡命岛》则是写两个偷情的男女托马斯和刘凯琳（凯萨琳刘），在遭遇意外流落亡命岛之后，为了生存撕去了温情的面纱，两个情人为了争夺淡水互相争斗，大打出手——人性的“不可理喻”由此现形。《月亮绣球》中的“我”和“钢丝”这对夫妇，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离婚，“我”又和洋人律师布朗克莫名其妙地好合，如果说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就是“月亮绣球”——“民间把这种又圆又大而且红里透黄的月亮称作‘月亮绣球’”——在其中作祟。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在这篇小说中又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冰冷的太阳》这篇小说，融夫妻反目、父子冲突、朋友绝交、女色诈骗于一炉，其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我”和儿子互殴的场景，最后“我”被儿子彻底击败，自我放逐于家庭之外，在怀想金鱼和回忆以往的父子情深中，伴随着对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 的感叹走向人生的末路。这篇小说，几乎可以看做是对一个“不可理喻”世界的伦理宣告：一切美好的人伦（夫妻、父子、朋友）最终都将彻底崩解。到了《肚皮上的刺青》，作家“我”和太太林萌为了弥补生活的不和谐，来到蒙特丽海滩度假，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肚皮上有刺青的女招待米雪儿，林萌非要“我”亲一下米雪儿肚皮上的刺青——“我今天就是想看你是怎么亲女人的肚子，这一定很好玩”。林萌这一举动的“不可理喻”程度，简直不亚于考夫曼太太和汤姆大叔给人带来的震撼感，而这一要求的目的，不过是要证明丈夫“我”“为什么对别的女人的肚子能够进行感情投入，而对我的肚子就不理不睬，不要说让你亲一下，就是让你看一看你都不愿意睁开眼，而且动不动还用‘飞机场’来相容它”——很显然，林萌的这种想法就更“不可理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