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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理喻:新移民社会的另类展示

发布: 2009-5-01 09:05 | 作者: 刘俊



      
       除了借助情感世界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沙石还通过对其他日常生活的描写,来丰富和升华他对人生和人性“不可理喻”的认识。《起风的时候》写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东方人)那种“不可理喻”的歧视和偏见。当SARS来临之际,沃尔夫冈在举报来自中国的同事李约翰时公然说“这个姓李的成天和中国人混在一块儿,你知道他们哪个人身上不带菌?我就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中国佬全部隔离起来?”并对“非洲人给人类带来了艾滋病,现在亚洲人又开始散布SARS”深表忧虑,而哈米尔顿医生貌似反对种族歧视,声称“如果你再继续你的种族歧视言论,我会起诉你”,可他对李约翰的“医学行为”,却暴露出他在对待李约翰这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时,其歧视和偏见的立场和沃尔夫冈是一样的——只不过更加隐蔽罢了。《走不出的梦》以“魔幻”和“象征”的方式,写了一个分裂的“我”,小说中的“我”因为身处异国,既是人也是鸟,“我”既在飞也在漂——这样的人生当然也是“不可理喻”的,而沙石就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如真似幻的世界,揭示出他对世界的这种认识:“人哪,真是一群鸟人”,“别以为美国是做梦的地方就没完没了地做梦。别忘了,梦,做来做去还是梦”。
      
       《起风的时候》和《走不出的梦》这两篇小说所展示的“不可理喻”,程度不等地与中国新移民在美国的处境有关,小说或以种族关系为由头或以文化差异为背景,衬托出中国新移民身处“不可理喻”的状态并引发了“不可理喻”的裂变——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展开人生和人性“不可理喻”的“姿态”,无疑使沙石笔下的人生挖掘和人性揭示,显得更为丰厚沉重。
      
       如果说《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汤姆大叔的剃刀》、《玻璃房子》、《靠海的房子》是从情欲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我给新娘作傧相》、《亡命岛》、《月亮绣球》、《冰冷的太阳》、《肚皮上的刺青》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 《起风的时候》和《走不出的梦》是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那么《罗斯山上的歌声》、《献上一盘咕咾肉》和《人鲨之间》,则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
      
       《罗斯山上的歌声》表现的是人渴望在单调重复的日常人生中出现“意外”(“出轨”),却在真的“意外”出现之后,又期待回归平淡日常生活的复杂心理。小说中的“我”与满清皇室后裔金娜的日常爱情满足不了“我”内心的“野性”,于是“我”开着Wrangler吉普车,远征内华达境内的罗斯山,希望在“登山”的过程中实现对日常生活“轨道”的抗拒。在山上,“我”遇到了几个充满野性的女牛仔,她们飞扬的人生姿态令“我”心仪也让“我”心动,特别是其中那个叫克斯蒂娜的女牛仔,让“我”一见之下难以忘怀,可是,即使是如此潇洒不拘的狂野女性,当“我”在酒吧与她们再次相遇时,她们在酒吧却以这样的歌声让我幡然醒悟:“不少事已经事过境迁/但是回家的感觉是真好”—— “我”终于从罗斯山上的歌声中获得了人生的真谛,回归“轨道”,向着真正的爱情对象金娜奔去。
      
       与《罗斯山上的歌声》中“不可理喻”只是表现一种人渴望打破常规的冲动相比,《献上一盘咕咾肉》中的“不可理喻”,则主要体现在表达爱的方式的特别上。小说中的黑人老太太,为了让战死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孙子拜伦能吃上他生前喜欢吃的咕咾肉,居然带着他的骨灰来到旧金山,要找一家中国餐馆满足拜伦生前的这一嗜好,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为此感动,准备为这个黑人老太太“献上一盘咕咾肉”。沙石在这篇小说中流露出难得的温情,通过作品中的“我”,对黑人老太太“不可理喻”的心理和“不可理喻”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不过在《人鲨之间》中,沙石又收起了他的温情,恢复了他一贯的冷静中带点冷嘲的腔调。他在这篇小说中对“不可理喻”的表现,除了人物行为(自杀方式)带有“不可理喻”的色彩之外,整个小说的结局也因“不可理喻”而带有了一种荒诞幽默的色彩。小说中的“他”企图寻死,为此“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自杀方式:到海中让鲨鱼把自己吃掉。可是当“他”在海中因为总也遇不到鲨鱼,准备改变想法不自杀的时候,大白鲨却出现了——最终“他”在“他”不想自杀的时候实现了“他”自杀的打算。从这篇小说人物背景模糊,带有一定的寓言性来看,它的“不可理喻”已经具有了一种哲学的象征意味。
      
       “不可理喻”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而对人的“非理性”一面的自觉和认识,与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在西方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那里,“非理性”已成为人的生命形态和存在方式的重要体现。伯格森在他的《创造进化论》中,就把人的生命和心理意识现象,归结为是由一种神秘力量所造就,也就是他所谓的“生命冲动”(1)。而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基尔凯戈尔则把非理性的心理本能活动当作是人的存在的最重要的形式,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更近一步,将畏惧、焦虑和死亡的状态视为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存在的方式(2)。至于与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遥相呼应的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就更是把人的“非理性”源头,指向以利比多引发的性欲冲动为核心的潜意识世界(3)——从某种意义上讲,沙石在作品中一再表现人的“不可理喻”,其实是在延续了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对人的总体判断和认识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艺术的阐释和发挥。
      
       沙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求学并留在了美国,因此他被视为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新移民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也确实表现了那些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生活,可是如果仔细推敲沙石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在小说中对新移民社会的描写和展示,基本上是个“载体”和背景——也就是说,那些新移民社会的生活,不是沙石要表现的重点,而是要借助它们,阐发沙石对人生、世界和人性的认识:不可理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展示新移民社会的生活不是沙石小说的“终点”(目的),只是一个“载体”和背景,但或许正是新移民社会的生活,给了沙石重大的启迪乃至刺激,为他形成人生和人性“不可理喻”的观念,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丰富的细节——就此而言,展示新移民社会的生活,在沙石的小说中,又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可以替代的存在,这也就是沙石的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一个华人社会和数量不等的华人人物存在的原因。就此而言,新移民生活不但造就了沙石,新移民社会也成就了沙石的小说。
      
       无可讳言,在以爱情描写为大宗的北美新移民小说创作中,沙石的小说有些另类。其另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爱情虽然也会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但以爱情描写为宗旨的小说不是沙石的兴趣所在,他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基本上都是为了揭示和说明人生、人性中的“不可理喻”而存在。另一方面,沙石小说的题材选择和主题设计,常常出人意料甚至有些惊世骇俗,像考夫曼太太的人兽交(《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汤姆大叔的乱伦恋(《汤姆大叔的剃刀》),伊丽莎和梅子的情欲冲动(《玻璃房子》、《靠海的房子》),情人、父子间怪诞的爱恨情仇(《亡命岛》、《冰冷的太阳》)、异乎常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肚皮上的刺青》、《献上一盘咕咾肉》)以及莫名奇妙的心理状态(《月亮绣球》、《人鲨之间》),等等等等,虽然这些作品都程度不等地与新移民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但很显然,沙石不是为了只是展示新移民社会的一般生活,而是要借助新移民社会和新移民生活,展现自己对世界、人生和人性的独特看法——这种独特性既表现在他对人生、人性“不可理喻”的定性,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人生、人性中常常隐而不显,令人不忍、不愿、不惯面对的一些现象和事实,怀有直面的勇气和解剖的兴趣。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再加上沙石小说有点满不在乎的叙事语调和独有的一种冷幽默,使沙石的小说,成为美国华人文学中以另类方式展示新移民社会的突出代表。


注释:
 (1) 参阅伯格森《创造进化论》,1928年纽约英文版。
 (2) 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参阅佛洛依德《梦的解析》,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2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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