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认识李锐是1938年在长沙，我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他是中共湖南地下省委的青委负责人。我们这些后进很崇 敬他们那些“老干家”，李锐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大概是在《观察日报》，许多人一起谈天，李锐高谈阔论，他说：“现在领导学生运动，如果要闹次把学潮，那 是绝对有把握、毫无问题的。”那样地坦率和豪迈很少见，也许有人要说他狂妄，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以后四十年间，我同他极少接触。只记得1946年，我在 北平，他在承德，我给他寄过有关国民党地区民不聊生的新闻通讯。1979年初，他得到平反，从流放地回京。那天大概是于刚夫妇做东，请李锐和南央吃饭，黎 澍和我两对夫妇在座。不用说大家十分高兴，谈笑间李锐大声说：“帮我找个老婆啊，我要个家啊!”那样坦率和豪爽，还是四十年前的李锐，一点也没变。
后来我想，他受了二十年 的种种苦难，那年六十一岁了，除了有个已经成年的女儿南央，便是孑然一身。释放回来了，却无家可归，只能住招待所，岂不叫人掉眼泪。但是李锐却正如他《八 十自寿》诗中所说：“不发牢骚不自怜，楚狂本色总依然。”他那几首诗蕴涵者大，不限于做人，不过我想做人这方面也包括在内。
不久以后，我们成了近 邻。我搬到了三里河。李锐住到了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他成了家，妻子张玉珍十分贤慧。她曾经是个“小八路”，来自出美女的陕西米脂，那地方果然名不虚传，她 年轻的时候必定很漂亮。“文革”中她非常厌恶江青那一套，凭她出身于贫农家庭的身份，她在建设部尽力保护老干部。她一心关注李锐，照顾他无微不至，使他能 全心全意思考大事，著书立说。她早年当过护士，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很内行，更是李锐的福气。我曾经对他们两口子说，这是上天在李锐晚年对他的补偿。他一辈 子受苦受难，上天该当向他赔罪。后来黎澍也搬来了，住在二十四号楼。我同他们相隔一条马路。三人连同三家往来十分密切。他们两位是我的良师益友。那几年同 他们住得那么近，交往那么密。交情那么深，受益那么大，应当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
我们常常在一起谈天说 地，上下古今，无所顾忌。有一天我说：“我曾经认为我很懂政治。我给年轻人讲课，诚心诚意讲新闻记者应当是个政治家。我现在才知道这是自作多情，其实我一 点也不懂。”黎澍说道：“何况你呢?我懂吗，我也不懂!”李锐以他惯常那十分自信又十分潇洒的神情，这时还故意带点儿卖弄的口气说道：“对不起，我可早就 懂了。不过我有我的办法。”
我在《黎澍老夫子》一文 中讲了这件事。这个话题当时一笑而罢，又谈起别的来了。后来我想，李锐也不是瞎说的。他很早就研究毛泽东。他在兼任毛泽东秘书的时候获罪遭谴。他在狱中思 考了他半生的经历，作了几百首诗。许多诗是关于毛泽东的思考，还有一些是有关历史、人物和为人处世的思索；出狱以后出版了《龙胆紫》诗集。后来他写了《庐 山会议实录》，一时洛阳纸贵，再后来成了研究毛泽东的权威。要想弄懂中国的现代政治，不钻研毛泽东的书，不懂毛泽东其人其事及其思想和心态，是根本不可能 的。
这些话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太简略了。他两次坐牢，做诗是在第二次。第一次坐牢是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两次坐牢之间，还有1959年因庐山一案被批斗半年，然后开除党籍、流放。流放中饥饿和劳累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
这三次大磨难都没能改造他什么。真是既锻又炼，好像孙悟空被推人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他比孙悟空还多烧了两次，不仅没有被烧成灰烬，却像孙悟空那样在炉中炼出了“火眼金睛”。
二
先说第一次。这次坐牢是在延安，从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受罪虽然不小，关押的时间却比其他要犯短，只 有一年又两个月。但是这次经历对李锐的一生意义十分重大。2000年他在《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一文中说：“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 静，较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当时的情形，他曾写道 “1941年，整风运动先在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他在内战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与损失；也听说批评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随后 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 ‘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似乎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 了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没有看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境外倒是有了这种书。我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他何以被捕呢?有两三个 人在逼迫之下，承认自己是特务，诬陷李锐是他的上级。这当然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他那样放言无忌地高谈阔论，恐怕也早已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是毛泽 东领导整风运动的主要助手。他1937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肃反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这个在党内身居高位的“肃反”专家有一句名言，说延安党政军各机关“特 务如麻”。他说李锐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他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事实是他父亲1922年病故，那时候还没有红军。他父亲的朋友1921年的党员李六如曾经 前往吊唁，在延安澄清了这件事，可是到1959年康生照旧那么说。
李锐对他自己那关心时政 又直言无隐的习性，到老无怨无悔。他的名句“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已经由一位书法家写成对联挂在他的客厅里。他《七十自寿》中还有这样的句 子：“多年习惯探闲事”，“依然一副热心肠”。“探闲事”是我们湖南的土话，意思是管得宽，与己无关的事也要管。诗中还说，“书生议论曾何补，世事沧桑佐 乱谈。但是， “应借覆车追往事，仍须放胆写文章。”1981年我夫妇俩请廖沫沙、黎澍等几位老友夫妇来寒舍小聚，李锐即席口占一首；也是这个意思，诗曰：“举杯难得竹 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
遥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茶馆饭店普遍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大字告白。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革命圣地的延安，怎么能不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何况李锐呢?他们这样谈着谈着，就谈出一张墙报《轻骑队》来。
延安1941年前后的这张 墙报，一出现就轰动一时。它大约有三块门扇板那么大，竖立在延安北门外中央青委所在地的大砭沟口。延安及其附近七八里路甚至更远的各个单位大大小小的干 部，包括其时已经调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每期必定专程来看，因此后来每期又刻蜡版油印出来。它的内容多涉及到延安的“阴暗面”，有一期也集中批评了文化 界萧军等人士的一些短处。据说从前线回来的王震将军，看到一篇批评时弊的文章后拍桌子大骂，这些小资产阶级搞什么名堂!
关于创办《轻骑队》的缘起，据《李锐其人》这本传记记载，当年负责把每篇文章用毛笔抄成大字报的童大林说得很有意思：
“说实在的，要光是像我这 样一些中学生，就闹腾不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都比较老实、听话，领导让怎么就怎么。这些大后方的大学生一来，中央青委机关立刻成了当时延安青年中文化层 次最高、最活跃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原来都是各省抗日青年团体的头头，能说能写，又会组织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就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李锐那时是中共青委的宣传科长，童大林是科员。李正是童所说的从大后方来的那种大学生，当然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
《轻骑队》引起了老红军中王震这样一些大人物的不满。整风开始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左”倾著称的凯丰，两次找有关的一些人谈话，包括李锐在内。凯丰批评他们不该在革命如此紧张和困难的时候，尽讲些饮食男女，小资产阶级的清谈。这张墙报就停刊了。
《李锐其人》中说，《轻骑队》停刊，毛泽东似乎不大以为然，他说：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就行了嘛。
整风运动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正是要让他们把屁股转过采，从小资产阶级方面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错误路线转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自己用脑子统一到以 毛泽东的思想为思想这方面来。而李锐的屁股偏偏转不过来。他是个爱独立思考的人，又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而是个“好事之徒”。这是一位老前辈对我说的。他 曾经是李锐的上级，后来是我的上级。九十年代有一年我们三人在青岛碰到了，多次在一起谈天。他对我说起李锐，给了他这四个字的评语。这四个字通常含有贬 义，如果从褒义来用，我认为李锐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李锐那次在延安被关起来，他是怎样对付的呢?他说：
“这样突然而来的打击当然毫无思想准备。不过我是湖南平江人，那个地方红白斗争极其剧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妇孺被红军移民而死去，也有党员亲属被国民党杀 害，从小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残酷的情况。1940年到延安，我就去看望过父亲的老朋友李六如，在后来的接触中，他谈过自己受屈的经历。”
可见，八十年代那次他在同黎澍和我的闲谈中说，他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早就懂了，确实不是瞎说的，他有从小到老那许多亲身的经历。
关于那次在狱中，他说：
“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当时逼供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
“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至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在那样的逼供之下，李锐挺住了，没有乱讲，这是很不容易的。整风运动中乱讲乱咬的人很多，这一点尤其非常触目地照映出他这个人不同一般。例如当时李锐所在的《解放日报》系统，百分之八十的人打成了“特务”，都是人们你咬我、我咬你、乱咬咬出来的。
李锐在“抢救运动”中进了监牢，他的第一任妻子受牵连，也成了被“抢救”的对象，在监牢外面接受“抢救”。不料结果大出人们意外，这位“被抢救者”的女士跟那位“抢救者”的男士睡到一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