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李锐回到北京，在水利电力部接受批判和“帮助”，为时半年之久。首先在水电部打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然后从全 国水电系统调了许多人来深入批斗，“李锐反党集团”影响到二百多人。他的传记作者找到了幸存的一本《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从中可以看出，他对 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赞成，都零零碎碎表示过不同的意见。他对毛泽东是崇敬的，只是不肯盲从，保留着一点独立思考。
这种批斗和“帮助”，使他对党完全绝望了。中直机关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告诉他已经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问他的意见。他回答说：“赞成开除，没有意见。”李锐对我回忆起那个场景说：“当时完全绝望了，我觉得这个党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又报国无门，悲哀极了。”
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批斗，晚上回到家里，又一场批斗在等着他。自从李锐出事，当时他那位妻子就同他划清界线，晚上在家里对他批斗。怎样批斗的，外人不知其详，李锐只有一句话：“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据我所知，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自我了断的人，大多数是由于回到家里还要挨批斗。家是一个人的窝，是他或她的避风港，是这个人最后的退路。如果回到家里也被当成敌人，就真是走投无路， 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这样投水自尽的。他在外面挨了斗，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又率领儿女斗他，他就走上了绝路。李锐呢， 却只感到每天昏昏沉沉，精疲力尽，而没有想到去死。他的传记作者宋晓梦对李锐说：“你一辈子的经历，够你死好几回的了。”李锐回答道：“叫我自杀吗?我可 不是那样的人。”宋晓梦这一笔写得实在好。
事有凑巧，那位妻子这样 对待李锐，引起了李锐的秘书出来打抱不平。李锐从庐山下来，再没有回过他的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那位妻子前不久给他的一封信，李锐完全忘记了。那位 秘书发现了这封信，看到原来那位女士对大跃进也怀疑，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也觉得难以置信。这同李锐的观点相差不远，那么她何以要这样对待李锐呢?那位秘 书气不过，便把这封信交给了组织。有这个真凭实据的罪证，那位女士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她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且调离了总工程师的职位，下放到车间当一名 工人。那位夫人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揭发李锐。最要命的是平日李锐有关毛泽东的一些私房话，她全都揭发了。二十年后，刘澜波才告诉李锐，那位夫人写了两个 笔记本，邓小平看了之后说，太恶劣了，烧掉!
本来，水电部的党组织准 备在李锐经过批斗以后，保留党籍，降为司局级干部使用。庐山那个“反党集团”的头头彭黄张周都是按这个规格处理的，惟独李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抹到 底，下放劳改。由于他夫人的揭发，李锐被他从大学时代以来—意寻找和追随的党彻底抹掉了。当时水电部不能对他说那么多，不能把事情说明白；只能含含糊糊告 诉他，这不是部里的意思，是上面决定的。
1960年5月，李锐被 送到北大荒，同右派分子一样过劳改生活，过分的饥饿和劳累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后来那里死了许多人的事为上面所知，活下来的右派蒙恩撤走了。照说李锐是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罪轻一等，但是这次恩泽却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是单独在一个村子里劳改的。后来亏得田家英请李富春帮忙，他才捡了一条命回到北 京。这一段人间地狱的生活长达五百七十天之久。
1961年11月他回到北京，很快办了离婚手续。早在北大荒期间，那位夫人就给李锐打过长达几百字的电报，声明非同他离婚不可。
他在北京独居两年，1963年又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说的是下放锻炼，当文化教员，实际上是继续劳改。这时候人们隐隐约约告诉他，是他夫人告的状，而且主要是涉及毛泽东。李锐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那位夫人把他往死里整。那位夫人何以下得了这种毒手呢?
八
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读了上引李锐那篇文章，细细想一想，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李锐在那篇文章里说：
“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的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近许 多年来我想过很多很多。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是延安整风运动和一路来对知识分手进行思想改造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的目的。但是在这件犬事中， 我不知道有填写“小广播表”这个细节，更不知道这个细节起了如此巨大的神奇的作用。我属于地下党，没有到过延安。这个细节是我从前不知道的，想必也大出许 多人意料之外，所以我想值得我们探究一番。建国以后不填写这种表了，但是它的精神实质被继承了下来。我想，弄清了这件事，就更能了解整风运动，也就能了解 他那位夫人。
我向李锐提出了一些疑问，这里把他的回答集中如下：
“要求填写的内容是对党不利的言论，还有一切你认为不正确或者不正常的言行。我填了，不填不行。我对人说过博古二十六岁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是个小青年，怎么行呢?现在只记得我填了这句话以及向谁说的。此外还填了自己说的什么以及别人说的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又问只填自己说的不填别人说的行不行?他说：
“不行。你不填别人会填，你躲不过去的。厉害得很哪。”
这样，我逐渐明白了填“小广播表”何以具有那么巨大和持久 的威力。你自己或者别人说了什么应当注意的话，何时何地，何人在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如果你填了，固然可能给你带来某些麻烦，严重的甚至可能如一句顺 口溜所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但是如果别人填了而你没填，你就更被动了。往轻里说，是你这个人嗅觉不灵、嘴巴不紧、警惕性不高、政治上不强。往重一 点说，那就是你这个人不老实、不忠诚、对党有二心!再往前一步就是，你这样的人一定还有重大的隐瞒，你赶快交代吧，赶快坦白吧。你再不坦白交代，党就来 “抢救”你。如果你再不听党的话，拒绝“抢救”，你又如何得了!
所以，人们只能和盘托 出，实行“无事不可对党言”。性格软弱的人经不起胁迫，就乱说乱咬。乱咬的人对运动的开展有功，立即得到解放，戴红花、吃小灶，并且有资格去帮助别人也就 是斗争别人。这又给了那种为数不多而品质恶劣的败类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乎延安果然“特务如麻”!面对这么许多“特务”，怎么办呢?毛泽东毕竟不同凡 响，他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个不抓的“大部”，交由各单位继续发动群众去甄别。
填表是群众运动，甄别又 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威力，今天我们大家特别是五十岁左右的人想必都不陌生。我们夫妇俩的好友陈适五(他是我老伴沈容的上级、好友，我经过沈容才得以结 交陈和他的夫人林宁，果然都是非常好的人)，建国以后所谓“丁玲陈其霞反党集团”一案中的案犯之一，也是条硬汉子。他也是当年李锐在青委宣传科的科员，他 在延安没有被关起来，却经历过一两千人群众大会的“抢救”。这条硬汉子没有屈服。但是经过本单位的小会就被“挽救”过来的大有人在。有了党领导的这个群众 运动，确实可以“大部不抓”，完全没有“抓”的必要。把少数人抓去关起来，不过是杀猴给鸡看或者杀鸡给猴看罢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自从填那张“小广播表”，“以后就不敢随便讲话了”。我想此外，填这张表还大有深意：
首先，党至高无上。在国民 党和日寇的监牢里和法庭上，无数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守口如瓶、坚不吐实，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气节、是人格、是道 德、是人的尊严所在，是做人的根本。现在到了延安，这个标准改变了。所有党员和所有愿意跟党走的人，必须做到无事不可对党言，必须听党的话，必须成为党的 驯服的工具，这才是做人的根本，是最高尚的道德。再说，过去在敌人面前那种表现，固然也可以说是气节，但是更确切的表述，应当说是阶级觉悟高和党性强才 对。所以，舍此再谈什么气节、人格、人的尊严等等，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了。
其次，揭发别人的隐私， 特别是拿人家无意之中的一言一行来告密，来人人于罪，从来被认为极其不道德、极其卑鄙，乃无耻之尤。中华民族从来鄙视告密者，历来谴责卖友求荣的卑劣行 径。而填这张表却表明，这不是恶行而是美德，是党性强，是觉悟高。总而言之，不应以此为耻，相反而要以此为荣。
此外，乱说乱咬、造谣诬陷，总是罪行，虽然无法可依，总应当是党纪所不容的罢。不过就我所知而言，没有人因此受到什么处分。这样的人难免被人看不起，但是时间长些，人们也就忘记了。
总起来说，填这张表以及整 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两条：一是消灭“自我”；不得有自己的思想、意志、尊严。正如前引李锐文章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一切交给 党，交给党的领袖毛泽东，这才是彻底革命。二是，为了党和保卫党的领袖，一个革命者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
所有这些，本来只是一些泛泛的读后感，没有同任何具体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忽然心里一动，这些读后感，不是恰恰可以同李锐那位第一任夫人挂上钩吗?
对于“大跃进”，这位女士 本来有一些看法或者疑问，同李锐相差不大。但是当她一旦听到毛主席党中央定的调子，说这是反党思想，她立马醒悟过来，立马跟着跳舞，立马对李锐翻脸，立马 站到了毛主席党中央一边。糟糕的是，当初她一时不小心产生了自己的思想，而竟又被抓住了，这可如何得了。她只有赶快承认错误，表示坚决悔改。何以证明她认 错的诚意呢，怎样证明她悔改的决心呢?最好的办法是揭发李锐!这方面，她早已在延安训练好了。揭发得越是淋漓尽致，越可以证明她革命彻底。她义无反顾地拿 自己的丈夫来赎自己的罪，更足以证明她真正改造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