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如果说我们从那位女士看到的是一个卑微的、甚至是猥琐的形象，简直是个奴才；那么从李锐，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
庐山会议后期，出现了一个 “斯大林晚年”问题。这要从7月23日毛泽东开始批判“动摇分子”说起，李锐听了那些话很难受，晚饭后又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周小舟同样激动地说， 毛泽东这样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样个人专断，终将导致党的分裂。然后三人去了黄克诚住处，周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黄克诚再三劝他们不要激 动，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8月10日，黄克诚正在小组里被迫逼，人们说张闻天已经交代，说彭德怀对他讲过要避免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天早晨，李锐 接到通知到黄克诚那个组里去对证有关高岗的一件事。这时黄克诚正在被围攻追逼，突然看见李锐走进会场，而且后面还跟着罗瑞卿，以为李锐已经和盘托出，只好 讲了几件事。其中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说过，别的同志说过。人们纷纷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是李锐。会场顿时哗然，真是是可忍，孰不 可忍。李锐总算沉住了气，将那天晚上的情况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黄克诚如何批评他们。但是斯大林晚年，不是他李锐说的，肯定是他们三人中有人说了。然后马 —亡有人到周小舟所在组，问周小舟：黄克诚已经交代，你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那人随即回来，说那话是周讲的。这时，薄一波为李锐解围：“李锐的问 题由我们工交几个部的同志来解决。”
这个爆炸性的“晚年”捅 出来以后，再没有什么好追的了。这时李锐最担心的是他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往来。他觉得一方面不能再牵连他们，二则如果捅开毛主席的几个秘书都有这 样的看法，对他老人家的威信也毫无好处。可是关于李锐和田家英之间也有活动，已经有人提了出来，而且上了《简报》。于是李锐单独对薄一波谈了他的想法： “‘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我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一 波表示同意，并且指点他先发制儿李锐随即写了一个自我揭发的检讨，把帽子戴得大大的。
后来李锐说：掌握“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牵连的面不要扯宽，尽可能越窄越好，这是他从延安“抢救运动”中得来的经验。
不料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 李锐“言不由衷，推卸责任”’。他把田家英、胡乔木对李锐谈过的一些东西统统端了出来。其中最要命的是田家英说的三条，说他将来调离的时候，准备向毛主席 进言三条：一是不要像斯大林那样，生前独断专行，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二是不要听不得批评。三是不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于是在大会上，刘少奇追问李 锐这是怎么回事。李锐已经下定决心要撇开田家英，站起来大声答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周听误会了。这事完全由我负责。刘少 奇马上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另外解决。这个险情总算过去了。
这样，李锐过了关。田家英和胡乔木也侥幸没有被追究。
黄克诚十分赞赏李锐。庐山一案平反以后，他对人说：“李锐这样的硬骨头，我们党内太少见了。”
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 自杀以后，北京专案组派人到李锐的流放地磨子潭，要李锐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李锐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这两个人，而是陈伯达。当时 陈伯达红得发紫，李锐不管那许多，他揭发了陈伯达一些情况，请来人转告周恩来，因为来人说周恩来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过了不久，北京又来了人，退回了给周 恩来的信，说不能转交。1967年11月10日，合肥来了部队的两辆吉普，说省革委主任李德生要找他谈话，李锐意识到这是被捕了。他收拾好东西，把在庐山 会议时用的一个笔记本交给来人，说这个笔记本十分重要，请他们千万不要丢失。
不出李锐所料，一架专机把他运到北京，他进了秦城监狱。他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八年之久。他千方百计锻炼身体，锻炼思维能力，终于活着出来了，带着四五百首格律诗。那是艰难地躲过看守的监视，用龙胆紫药水写在《列宁选集》里的。
他得到了平反，退还的东西里面惟独却少了那个笔记本。他建议到陈伯达的档案里去找，果然找到了。看来，陈伯达深知这个笔记本的分量，不愿意别人见到它。后来李锐凭着这个笔记本，写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珍贵的书。这件事够玄的，要是陈伯达把那个笔记本烧掉了呢。
我还想说，李锐在磨子潭揭发陈伯达，是做了—件大大的傻事，徒然换来了八年牢狱之灾。太傻了!然而这恰恰是李锐。
李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是个大写的人。1984年离休以来，凭着满腔浩然之气，他放胆写文章、作诗词，呼唤民主、呼唤科学、呼唤法治、呼唤市场经济，比他当官的时候影响更大。
《随笔》2006年第六期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