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贴一个东西，大力为潘维捧场
沈方 发表于: 2008-1-29 12:23 来源: 今天
这段文字是写于数年前的游戏文章，当时只顾好玩，未及深思。这次贴来，未改半个字，以保持原样。有些话脱离当时语境，恐令人费解。说得对或不对，请此地的前辈师长朋友批评。
尖峰三论
尖峰岭上的问题自然是尖峰问题，无奈高度不可说不高，而且路途遥远，就算坐火车摇摇晃晃，紧急提速，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那里。到了尖峰岭山脚下又能如何？还得有登高之腿力，倘若腿力不济照旧只能望高兴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果天生恐高症，那又另当别论。因此，在尖峰岭之下谈论尖峰问题不过是姑妄言之，听者也只好姑妄听之。
俗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关于雷老师和潘老师的诗的话题谈不上千杯，也已是酒过三巡，临近意兴阑珊，差不多要欲辨已忘言了。然而此中有真意，潘老师的诗中有无生命的质感，以及生命的质感如何体现等等问题，似乎东方不亮西方亮，恍惚中风云再起。借此机会在饶舌方面过一把瘾，索性再论一论潘老师的诗。
前面说过，潘老师的诗比雷老师的诗有意思，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谈论潘老师的诗比谈论雷老师的诗有意思，有意思的意思是对于谈论潘老师不仅我以为有意思，而且还有其他人以为有意思。原因只有两条，要么是潘老师的诗中原本有重要意思，要么是潘老师的诗距离我们不远。沈泽宜老师说过，先锋诗歌不能离主力部队太远，孤军深入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且不说这个理论成立不成立，也不谈这个理论能不能联系实际。如果把潘老师的诗比作先锋诗歌的话，那么这个先锋诗歌离我们这些非先锋的、未能先锋的主力部队相去不远，潘老师既无全军覆没之危险，主力部队却仍有接应之责任。
相比之下，谈论雷老师的诗我就认为没有意思。我觉得没有意思另外有人认为有意思那就是另外的人的问题了。以前我没有读过雷老师的诗，以后也无阅读雷老师的诗的计划，这一次稍不留神我读了三首，纯属偶然之中的偶然。要是雷老师的诗歌都是这个面目的话，那么我就不但以前不读现在不再读以后更不想读了，而且我还敢于口气大说大话：二十年后无人再读雷老师。自从看到江晓原先生评介布鲁姆的巨作《西方正典》“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之后，我茫然四顾，细察各处动静各色人等，窃以为识破了其中奥秘，那就是若要“眼界高，思想深”先要“口气大”。口气一大，我离文化和汉语的高度还会远吗？所以我要做一个结论，雷老师的诗之所以另外的人认为有意思不外乎雷老师的诗的具有表层欺骗性。一是另外的人认为雷老师的诗还有另外的人赞许，也就是说那些表示赞许的另外的人对于另外的人形成了张力。二是雷老师的诗虽然也非轻而易举，这样搞法不仅功夫在诗外，而且没有浑厚内功万万不能举起，雷老师又将表面上的花拳绣腿舍之不用，岂能以那两下粗放型的招式敷衍了事？我认为雷老师的三首诗没意思的原因，就是我认为雷老师的诗外功夫和内功还未到让我觉得有意思的火候，倒不是我成心要借武当派去反对少林派。
而潘老师的诗，据我的长时间阅读观察，几十年一贯制，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也如此，再过二十年呢？说潘老师的诗外甥打灯笼的可能性没有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潘老师打算坚持多久想不想坚持不变我管不了，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早就有先贤说过，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潘老师实打实挺住了。而雷老师二十年前的诗又如何？不得而知，但打死我也不敢相信雷老师会在二十年前去搞“三十七条支流”和“杀狗”的勾当。由二十年前再上溯，我们兴许还会遇上《王贵与李香香》，尽管大名鼎鼎，但现在除了教科书中还提上一提，还有哪些另外的人拿来当诗歌读？这类人与事举不胜举，不举也罢。其次，潘老师的诗内功如何暂且不论，外家功夫却同样并非轻而易举，再不济事也能前后连贯，令人眼花缭乱，得之不易，学之不易，要达到出神入化更不易。虽然这套功夫难说是潘老师首创专利，能不能打到要害处致人死地于百步之外也有待实地试验，但他人不用此功夫唯有潘老师大用特用，即使大家白送了一个文本给他，那只能说潘老师命中有的总该有。
要论潘老师的诗应该看潘老师全豹，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这种观看方法造成看走眼的概率太高。那样匆匆一窥看到的如果是金钱豹的金钱斑当然没问题，比如潘老师的《雉城》或者《隋朝石棺内的女孩》，尚能说得过去。倘若凑巧窥见了红斑狼疮之红斑，总不能就此把潘老师确定为红斑狼疮的代表吧。潘老师搞过“短诗五十首”，跟古人套了套近乎，好像可以做传世文本，或者潘老师认为这是他个人的经典，但这要时间执行降噪功能之后才能见分晓。货真价实的经典在当代作品中根本不存在，谁也不必相信。
观察当代作品，别人不给你使障眼法，你也会因为是熟人是朋友自己就主动给自己使上了障眼法。经典和文本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潘老师大概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现在做的工作基本是形象性工作，预备为日后的佳话考据工作者提供丰富素材，搞一搞“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阐释。潘老师也搞过“龙镜”“棺材”之类古董级别的长诗，以便为佳话与文本相映成辉增加一点重量，但是潘老师或许不知潘老师的诗歌方法属于癌细胞扩散型。在潘老师的诗中无论长短都只有一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随着词语被激活趁机扩散呈现出互相纠缠状态，大多数情况下完成于自我繁衍性结构，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不是癌细胞。这种癌细胞扩散法在短诗里尚能做到真人不露相，不幸扩散到长诗里面，那么马皇后的大脚遮盖得再严实也会露出来。一个癌细胞扩散一次叫做一次性成型，读者一次性消费，迅速开篇当场结束，前头放空枪，后边打空炮，彼此遥相呼应。而在长诗里，一个癌细胞扩散了又扩散再扩散，好像是蠕虫病毒无限制自动繁殖，要不死机还不行。最后，潘老师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关机重新启动，于是蠕虫病毒再次发作。当然，谁要是愿意对一首长诗断章取义做切片化验，也能自圆其说，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个扩散状态的癌细胞。
当年，但丁大师搞那个三句一韵的三三制，越搞越大，结果搞出一个地狱、炼狱、天堂这样的三段式《神曲》，那可不单靠三三制这个制度促成，制度再好也得有人执行，提高人的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同样必不可少，但丁大师的自信和一意孤行没有神助也有天助，如果只有三的繁殖，非烦死人不可。再说里尔克大师，他化了好几年时间搞出一个《哀歌》，后来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尽管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几乎一致，指向明确安排严谨目标清晰，决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话要说回来，一个人踩在西瓜皮能长时间地滑而不跌倒，最终滑出长诗来那也是本事，滑的远近与能耐大小成正比。上述两位大师的例子扯远了，其实只要我们拿潘老师的诗和臧棣老师的诗比较一下就看出秘密所在了，臧棣老师的诗当然与潘老师的诗不同，臧棣老师对于语言拥有主动权，而潘老师偏偏抓了个被动权。臧棣老师自己说过他主张一种语言滑翔能力，但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是随意滑行。读臧棣老师的诗不由你不跟他滑，滑起来线条清晰，最终把你带到他预先感知到的目的地。不像读潘老师的大部分诗如同北方人说的，狗熊掰棒子，掰了那个扔了这个。
至此为止，好像说了不少潘老师的坏话，但这些坏话来源于潘老师的坏诗，而不是来源于《隋朝石棺内的女孩》这样的诗，或者说针对与雷老师打擂台的那三首诗也无妨。比赛有不比赛的规则，说话有说话的分寸，否则我前面说了雷老师更多的坏话，雷老师无法用其它诗作还击我，岂不太吃亏了。《隋朝石棺内的女孩》这首诗为什么不属于潘老师的坏诗之列？道理很简单，这首诗有一个可供想象的事件和人物，具有展开叙述的依托，癌细胞的扩散依附在叙事肌体上面，得到了必要的养分，叙述线索起到了关键性的串联作用。但是，这首诗在初读时会让读者惊叹“好一个想象力”，反复读问题就来了，这不是穿着“先锋”外衣的风花雪月吗？这种阴湿虚幻的胡思乱想来自哪里？不过是又一个潘老师诗人情结畸形想象而已。也许潘老师喜欢这样的情怀，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披着现代外衣的浪漫主义诗人，也许另外的人也愿意欣赏这种情怀，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现实人生。很不幸，确实有很多人至今陷在这种诗人情怀里不能自拔。反正我读了好几遍还是欣赏不起来。潘老师果真是非同凡响。
现在的诗歌言论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年终先进评比发言，罗列言论对象的思想作风、专长特点、工作业绩和突出表现，然后作一个结论，说本对象达到了什么，构成了什么，发展了什么，必将会怎样等等。由于没有一个成为共识的诗歌坐标系，谁都可以自设坐标系，因此这个言论对象永远处在诗歌的中心位置，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这种评比发言的合理性在于任何一个地区和任何一个群体中都可以矮子里边选长子，先进名额分配到各地区、各群体，尤其深得表扬和自我表扬者推崇。另一种是发布处罚决定书，具体方法是首先制定一个为我所用的强制性行为规则，选取一个被处罚对象的作品加以对照，然后就以对象违反规则为由发布相应的处罚决定。由于这个强制性行为规则是针对具体对象的后设条件，制定意图就是处罚和禁止被选中的对象，所以具有先天的正确性。
关于诗歌生命感的问题本来有意义，但出现在讨论中马上失去意义，甚至滑稽可笑了。就像一群大活人坐到一起说话，突然有人怀疑在座的人有的不是活人，但又不愿意以具体的客观标准来衡量活人到底有哪些表征。如果诗歌生命感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变成了一个用于处罚别人并为我所用的行为规则，这样的讨论还不如不讨论。诗歌要不要生命感？其实无须讨论，说“一些简单的所谓生命本能的东西没有意义，前人早已重复千百遍”则有理屈词穷之嫌，大可不必。不要说生命本能就算生命本身也不复杂，你认为不简单但在造物主眼中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从古到今，人性和基本情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异，不想重复也还要重复下去，只不过人性在不同的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而已。
首先高扬诗歌生命感，然后指责别人的诗歌看不出生命感，这一类处罚决定书过去和现在都屡见不鲜，已经泛滥成灾。为什么不讨论诗歌生命感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为什么不讨论怎样在诗歌中体现出生命感？
那么，潘老师的诗有没有生命感？我的答案肯定是有。按照谁控告谁举证的原则，控方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其所控告的罪名。谁要否定潘老师的诗中的生命感，谁就得列出没有生命感的证据。我担心控方很难举证，因为，控方在举证之前必须先界定什么是诗歌的生命感，论述诗歌中的生命感如何体现，而不是对生命感泛泛而论。
任何人说话、写作必然表现出生命的存在，哪怕他只说一句：“你吃了吗？”这句话不正表现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友好和关切？甚至还可以从这句话中解读出人类历史的艰辛和人本主义文化传统在活生生的生命中的积淀。在一首诗中，不管这首诗怎样写，写得如何，同样会表现出生命感。这首诗的意象繁复，词藻堆积，表明这个人具备写诗的精神冲动。这首诗死气沉沉，表明这个人的生命枯燥乏味，需要水分和调味品。这首诗表达的感情虚假，表明这个人的生命处在痛苦的遮掩中，或许还能发现不敢说真话的内在原因。一首情诗表明了一个人的爱，米沃什的诗表明了米沃什，艾略特的诗表明着艾略特决不会表明惠特曼。只有生命感表现得不好的诗，不存在没有生命感的诗。然而，诗歌的语言是隐喻语言，诗歌作为修辞，修辞能力也就是生命感的表现能力。生命和生命感的多样性必然带来修辞形式、风格的多样性。关于诗歌生命感的讨论也可看作是对诗歌修辞形式、风格的讨论，以生命感的名义否定别人的诗歌其本质是要否定某种诗歌的修辞形式和风格。如果在承认诗歌生命感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提下，针对具体的诗歌讨论如何更好地表现生命感，那么讨论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讨论有没有生命感。由此可见，关于潘老师的诗有没有生命感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讨论其修辞形式、风格的优劣。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诗歌应该表现怎样的生命感？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诗人的责任和诗歌精神，也就是诗人何为诗歌何为？认识层次的差异必然产生不同的回答。巴尔扎克有一篇小说，想不起题目了，说一个疯子画家画了很多画，画面上只有混乱的颜色，但他本人认为是伟大的杰作，并且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捍卫它。这个行为同样出自一个人的生命本性。人往往不是在发现价值而是在创造自己的价值，然后又会把自己变成这个价值，生命价值并不具备客观性，因此，在我们在认同这个价值而不认同那个价值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所有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而当一个人把自己创造的价值认作精神信仰，谁要否定他的价值等于是否定了他的生命。一个人耗用一生中大量最有活力的时间从事诗歌工作，把自己营造成一个诗人，现在有人打算从根本上否定他的努力，这几乎是一次精神性谋杀。他自己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不过，我还是愿意利用潘老师的诗开发一个小小的游戏，即选择《蜡烛用尽了，没有存货》《一首抵抗青春的诗》《使命》这三首诗中的任何一首，将名词、动词、形容词全部取出，打乱原有先后秩序，根据各人兴趣进行随机性的重新排列，再作适当调整以使气息贯通。完了后，再与潘老师的诗对照。你是否能够与潘老师做得一样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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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人性和基本情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异，不想重复也还要重复下去，只不过人性在不同的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