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叫潘维的电影

——解读《潘维诗选》的一种方式，或者只是一部提纲

孙昌建

这注定是一部在南方的雨水中拍摄完毕的电影。它应该有煤炉、抽屉和食品公司门口散步的蟑螂。但是我决定第一个镜头还是放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拍摄，因为正是在这西湖边的一张办公桌上，第一次读到了潘维的诗歌，时间应该是1993年，或许更早，习惯的表述应该是时间不详。之所以还能有一点点1993的记忆，因为在这一年之后，我就没有在那里兼课。兼课是因为另一位诗人在那里主持一档事情，在另一部电影中他肯定是绝对的主角。而在这里，我只能用字幕作个交待
而在这一部名叫潘维的电影中，在第一个镜头中，我们的男主角并不出场，出场的是一首叫锡皮鼓的诗，还有——潘维（1964—）的字样。这个时候我决定给照片上的潘维一个黑白的特写——正如我们所有年轻时的青春一样，忧郁而又有一点点坚定，这个从县城走来的诗人，他的挎包里有一到两本书，也很有可能，还有一个桔子，很多时候，他会把这个桔子一掰为二，但是那些书他可能会摩挲很久。
这个时候的主人公，很可能还躲在长兴这一条女人的裙子底下。这个时候他的旁白响了起来——在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山乡/雨水日子般落下来……这写于1986年的诗几乎给诗人定下了整个基调，所以我后来宁愿作这样的处理，比如说把雨水灌进酒瓶里让诗人一饮而尽，那么他照样会美美地醉去。而在更多的场合，雨水起到了一种滋润的作用，至少是滋润了他的嗓子。所以我准备在杭州的文三路上找一个场景，那是在原来的枫林晚书店的楼上，窄而温暖的一个地方，在九月诗会上，注意这里的九月实际上是一月一次。还好是一月一次，诗人们都熟谙其中的奥秘。我们的主人公这种时候往往是一个雄辩者，他开口就是布罗茨基或是福克纳。天知道他怎么会记住这些人讲的话的，因为本人只能记住一些中国名字，如北岛和芒克。但是往往是潘维一开口，每个人都成了倾听者，如果要有争论那也是在他话音落下之后。这种争论的话语如果一定要打上字幕，那么我在想可能需要一代中文系的女生去完成，否则一定会纰漏百出。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几乎已经是快要世纪末了，潘维开始在杭州建德路的一家杂志社上班，那可是个艺术家成堆的地方。潘维这个来自外乡的年轻人如何立足呢？我实际上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职场的内容，因为有一个传闻，更早更早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在靠近城西的一家电影学校读书时，就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孟浪少年，那个时候比诗歌更重要的，应该还是拳头。而在那个叫长兴的地方，他的职业就是一名电影放映员，这是他的专业，这个手艺在他的诗歌中很少出现，也许诗歌本应该是一种情绪的自传，而非履历的体现，这一点潘维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了，而他来到杭州这座天堂电影院时，他的职业开始是一名诗歌编辑。
那么我又不得不提到锡皮鼓，无论作为一个意象还是一部电影，他是深深地影响了诗人本身的。所以我在考虑如何解读“不设防的孤寂”这一辑作品时就遇到了问题。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诗人遇到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童真已经没有了，也就是雨水虽然还在落下来，但她变得稠粘了，这也体现在潘维的语言方式上，本来他是一个逃跑的高手，百米赛跑不就是比谁逃得更快吗？但是这个时候的诗人，很想尝试一下中长跑，他脑子里当然还有太湖啊，鼎甲桥乡包括他的灯芯绒裤子，但是只有想到爱因斯坦和新的但丁想到布罗茨基，他的这条裤子才会觉得妥贴。这是一代中国诗人的灯芯绒裤子，这已经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那一条穿裤子的云，因为在南方，云总是很容易变成雨的，问题是怎么变。在我们的主人公的一些的诗篇中，我会很容易看到这种变化，即他的开头和他的结尾不在同一纬度上的，他的开篇是北纬三十度，而他的结语往往是高纬度式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给主人公围上一条围巾的造型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要让他裹上大衣戴上可笑的皮帽子，那就不是轻盈的透明的诗人了。
好在潘维善于找到自己，也善于转身而逃跑。他一进入杭州的时候，朋友们都有些担心，担心他是不是会把诗歌丢掉。现在看来，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才是一种开始，虽然艰难，但当他转身拥抱诗歌的时候，他依然找到了他的那片雨水。因为就一个诗人来说，这是他唯一的钥匙，甚至是唯一的手艺，正如蛛蛛人在空中作业，危险而无无奈，因为现代诗歌就凭一根或两根绳索维系着他们的生命。
现代汉语诗歌的问题在于没有榜样，我们后来真正喜欢的诗人，古的，洋的，都能如数家珍，唯独没有一个现代汉语的诗人，虽也有称为大师的，但是这样的大师要么是他们的弟子给赐封的，要么是一些红色或其他色的教授或官员给封的——这已经不是谁要打倒谁，谁要做江湖霸主的问题了，好在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仍有那么多不归者走在现代汉语诗歌的羊肠小径上，黑暗中大家好像都看到了一点点灯光，但又很有可能，这种光又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呢？
江南，中国的江南，潘维的江南，还是在一片雨水中。
实际上我们都是汉语的儿女，问题是翻译之后的汉语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我们不怕影响，关键是如何在影响之中又不留痕迹。或许在很早的时候，潘维就意识到了如何保持现代汉语的纯粹性，这一点越到后面越是明显。在他诗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是——太湖，我的棺材，这是比另一本叫梅兰芳的电影中的那个纸枷锁更为悲哀而浪漫的。而有的时候，他又喜欢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李后主的后面，这种集精美与腐朽于一身的形象，是我们这位主人公一直津津乐道的。
是的，我们也可以承担更多的意识形态和形而上之沉重，但这不是潘维之本义吧。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把更多的镜头给长兴的潘维而非杭州的潘维，我以为前者有着叶赛宁式的优美和朴素，但是很明显地，那个时候已经山雨欲来，所有的诗人都在闹革命扯大旗了，所有的诗人殊途同归，都在受着翻译诗的影响，潘维在给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中已经直呼其为“姑姑”了，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正如“把房梁抬高”这样朴素的句子中我们能读到塞林格，好在潘维几乎是自觉地规避了麦子和麦田这样流行的意象，因为那几乎是一代诗歌模仿者的安全套和身份证。那个时候，艾米莉•狄金森这位姑姑以及诸多的叔叔舅舅们，已经在长兴和杭州的上空众神狂欢了。这个时候我要给潘维一个长镜头，他一边奔跑一边大喊——我选择了太湖做我的棺材/在万顷碧波下，我服从了一个传说/我愿转化为一条紫色的巨龙……
也许我不应该用高喊一词。潘维的语气其实一直是娓娓道来的，这不知是不是跟他早年受放电影的影响有关，在他诗句的语法结构中，他要么是主谓宾的家常结构，要么先来一个“在……”的状语结构，他用他的方式，最为简单而最为缓慢的语气，诠释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定义。实际上这样的叙述结构，我以为他更能写好三十行之内的诗，而一旦复式和宏大，句式就显得过于平缓了，这是一把双刃剑。正如他在主持诗歌朗诵会时，他不会像那些专业的播音员那样的高八度。
散发自己的气息，找到自己的声音，打造自己的气场，这既是潘维碰到的问题，也是一部名潘维的电影所要解决的问题。从江南的意境来说，我很想拍一本纯粹的黑白片，就没有那些花花绿绿吧。再说了，杭州终究是一个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的城市，但是把精致做好了，不照样也可以证明自己吗？我取景于此而又想跳出窠巢，实际上无异于拉着头发往上跳，但是你没有权力阻止诗人的左冲右突，马拉松式的《太湖龙镜》，一定倾注了他更多的心血，而最后的结句“从闷雷中落下几片失效的安眠药”仍然是潘式的做法，轻一点，缓一点，生活本身已经太过张扬和喧哗了吧。实际上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考量诗人20岁到40岁的诗歌，没有发现多大的差异，这位先天就是诗人的主人公，实际上是长不大的，正如那个个能躲进女人裙子底下的小孩。而且他一开始就有着那种手艺人的才智和熟练，他像一个游走乡间的手艺人，会跟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漂亮的女人打招呼，会发生诸如打造和喝酒谈天之类的事情。特别是过了新世纪之后，我好像更应该把外景放在西湖边上了，因为孤独已经让诗人爱上了苏小小，他写于一场大雪中的诗句“年过四十，我放下责任/向美作一个交待/算是为灵魂押上韵脚”——这样的诗不是雪花飞舞在我的头顶，而是冰凌直刺我的内心，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注意到这一时候的大多诗作，都是赠友人的，这种应酬唱和之作，实际上是最为难写的，真如友谊和爱情，人类是靠这个活下去的，至少已经有两千年了吧，诗人们还在歌诵，此种新意来自哪里呢？难道我们真的比古代诗人更讲友谊吗？难道我们比古代诗人更有闲情逸致来享受并品味这种友谊吗？
那么更不要说爱情了。
这个时候，还是那一片雨水，我不能说诗人是啤酒的海量，但是渐渐的他也接受了更为南方的黄酒，正如年过四十之后，才会更加喜欢杜甫和李商隐。但是很奇怪地，我从来没有和诗人单独喝过酒，凡是有他在的场所，必有六到八人以上，甚至更多，多到一个酒吧都在听他朗读和主持。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所有的独白和旁白必须是潘维自己的，我们一方面在调侃他的普通话，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如果自己上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在此种公开场合，必须有一个诗人站出来，必须迎来送往，必须跟年轻以及并不年轻的女人们拥抱并送上赞美，诗人从不吝啬这种赞美。也就是说，往往要过滤太多的废话之后，才能提炼出几个诗句，有的时候一个月都没有，也可能一年都没有。
电影到此，我们的女主人公实际上早就出场了，她们可能闪烁不定，面容多变，一如她们善变的内心。“从西湖里捞出的小肉虫/粉红，可爱，像春卷”在这里，诗人已经做到了比喻的极致。我后来在2008初冬的一张杭州的党报上，看到了关于潘维爱好下厨的文字，文字出自另一位诗人之手，这就不奇怪了。春卷一样的女友，她也会出自厨房吗？如果在一部诗人为主角的电影中，如果没有爱情的纠葛，那还能叫电影吗？笔者曾经很负责地在四年之内告诉过两位四川的文人——杭州的诗人一般都有一个单位，在单位里很可能还是个小头目，也可能从来就没有跳过槽，他们在家里都有一位妻子，而且是原配的，他们在养家糊口朝九晚五和诗情之间能实现一种分裂并统一，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叫和谐。
可是这样的经验不适合于潘维。
如果允许我把电影拍得好看一点，那么我会分几个单元来表现爱情的场景，但是这跟诗歌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了。要注意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好像所有伟大的爱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只不过用个体重复历史，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姿势，不过尔尔，但是我们把这样的经验和想象换成了诗歌，这是诗人的价值所在。
可是我也感觉到很奇怪，在他的诗中，爱情诗占的比例并不多，特别是那种纯粹的春卷一样的爱情诗。“我喜欢一个黑巧克力一样会融化的女孩”，这样的女孩当然最好是快点吃掉。或许，他并不把爱情诗当作惟一的，他迷恋的还是语言本身，那是被雨水打湿的语言。在大约八十九首诗中，只有极少数几首诗是不带“水”字，至少也带上了雪、冰、酒、墨等，而其中一首不带水的就是《锡皮鼓》。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水是一把钥匙，雨水或者酒水，那是进入诗人的一个秘密领地，如果以此来理解江南和江南诗歌的秘密，那也是一个途径。正如潘维之潘，生性带水，生于太湖旁，后来去了东海杂志，现在又生活在西湖旁，连现在住的小区的名字也仍然是带水。他喜欢江湖和码头，无论是本义的还是隐喻的江湖和码头。他所热爱的女孩一个个向他离去，这似乎是跟水一样与生俱来的宿命吗？作为反抗的方式之一，他就是喝酒，并且重复那句他的口头禅——孤独啊孤独！
那么在这个时代，男人之孤独和女人之不孤独恰成一对博奕的棋手，前者或许有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后者可以是物质文化的一种点缀，所以你也别指望我的电影中的主人公会把杯子摔在地上拂袖而去的镜头，年过四十之后，我们的诗人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言行负起了更多的责任，虽然作为一本电影，总要有长舌妇的戏份，因为同样的孤寂和贫乏，潘维在圈中一直是一个谈资，尤其是在暖色调的酒吧里，但是诗人从来不生气。每一个人都得向这个社会妥协，然后才能勃起抗争，一次又一次，一篇又一篇，浸着雨水的诗篇，或炎热或阴冷的语言，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鸦片。
所以我一定会把更多的镜头放在苏小小墓前——爱情将大赦天下/也会赦免，一位整天/在风月中习剑，并得到孤独/太多纵容的丝绸才子……
这样的吟诵已经开始，正如一种坚持早就从浙江的长兴出发。徐志摩有一首《再别康桥》，戴望舒有一首《雨巷》，艾青有一首《大堰河，我的保姆》，阿垅有一首《无题》（白色花）……想到这里，所有的当代诗人不应该感到欣慰吗？巨大的空白犹如天空本身，当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最为牵挂的不就是家乡的那几颗星星吗？而实际上潘维不是一个把头仰得高高的诗人，他甚至不穿风衣，也极少戴墨镜，我所需要的道具只要一条围巾和一件格子衬衫就可以了，而我所需要的场景也只有一条河溪也够了，他不是语言的巨人，他是语言的炼金术士，或者他就是一位行走于江南的诗歌瓦匠，他会爬到屋顶上，在雨天里修补诗歌的晴朗。
这就够了。这就要考虑我这部电影的开放式结尾了。我决定把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城西文三西路的纯真年代书吧，时间是2008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这个诗歌和友情的会客室里，总有一些陌生和熟悉的女生面孔出现。这一晚，诗人在一位女生面前介绍他的朋友，而另一位女生默默地坐在一旁，接着灯光暗下去了，一出野外的诗剧开始上演，而此前，诗人潘维又兼任起了晚会主持人的角色，这是他数个兼职中的一个。这一夜，我们野而不外，驯而不内；这一夜，我们的心灵也将辞旧迎新吗？
这一夜，这一年，这一生。
我们对这位诗人，这位电影中的主人公太多纵容了吗？或许他只是自我纵容呢？制度和女人对他的严酷，男人和诗歌对他的友谊和溺爱，似乎是非常不成正比的，但是他已经说了，他要在这块土地上做汉语诗魂的守护者，那么我把镜头放在太湖边或西湖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依然会在有限和无限的江南我行我素，也就是说他的天空将永远笼罩着一片雨水，这是潘维自己下的雨。
这个时候跟电影锡皮鼓已经没有关系了，但一定跟我关于1964的第一个镜头有关。如果这一夜音效不佳，而啤酒又在喉咙里放声高唱。
这是一部名叫潘维的电影。

                                                
写毕于2009年元旦的中午，杭州阳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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