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榛子（长篇小说连载四）
发布: 2017-6-15 15:41 | 作者: 袁劲梅
和平爱情初探
蒋无功之后，莫兴歌开始认真。莫兴歌说：“我从小猪头肉吃多了，看见你这么漂亮的，就来性。要是阶级敌人用美人计，我就死定了。”他硬把浪榛子拉成了他的“对象”。
“对象”是个替代词。莫兴歌觉得：“男朋友”或“女朋友”都有一点“性”的色彩在里面。跟“男厕所”和“女厕所”一样，有T流味儿。他们劳改农场关了一大批在“性”的问题上没划清“上流”和“下流”界线的犯人，叫“流氓犯”。莫兴歌说：“我谈了一个对象。”他说：“我对象考上复旦大学了。”他还说：“我对象的小姐妹名字叫喇叭，考上了南京大学。她们青门里的人，这次神气了。”那时候，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了。女人们从在解放前要当官太太，到解放初要嫁老干部，到“文革”时首选嫁当兵的，不成嫁个国营工人，到了八十年代又想着要嫁大学生了。莫兴歌找了个女大学生，很得意。
浪榛子说：“不要叫我‘对象’，难听死了，跟‘对眼’差不多。”莫兴歌还是说：“我要送我对象去上海。”浪榛子说：“你要实在喜欢这个‘对’字，你就叫我‘对策’算了。”莫兴歌说：“不行。我妈叫策绿竹，犯冲。”浪榛子说：“那你就叫我‘对虾’好了。我妈叫‘南死虾’，她不怕犯冲。”莫兴歌说：“你们这些文人家庭的人，就是矫情。我就总说‘对对’好了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纠纷和吵架。莫兴歌虽然在管人的地方长大，却比浪榛子还没有安全感。夏天学校放暑假，两人再见面，很高兴。一起进一起出，像“对象”那回事了。莫兴歌讲到控制局势的问题，浪榛子说：“你有什么局势要控制呀？不就是我骑一辆自行车，你骑一辆自行车出去给我爸买个紫砂壶泡茶喝吗？”
莫兴歌说：“买茶壶也要小心。”
然后，他左一个右一个把茶壶盖子、茶壶底翻过来看是谁造的。十五个看完，都是宜兴丁山茶壶厂制造。浪榛子抓了一个就要付钱。莫兴歌说：“慢，再看看。我是为你好。”浪榛子说：“不就买把壶吗，要那么警惕？”莫兴歌一本正经地说：“有坏人。我们劳改农场关了一犯人，就是在宜兴丁山做紫泥茶壶的。他做的壶，卖过一把给蒋介石，没老实交代，‘文革’给查出来了，判了刑。你家本来社会关系复杂，不能买他做的壶。蒋介石茶壶的‘堂孙壶’，你能要？”
这个理由让浪榛子目瞪口呆。她说：“蒋介石还喝过长江水哩。那一江水都成蒋介石的‘堂孙水’啦？都得废了？”
莫兴歌眼里阶级斗争的一根弦就横起来了，怒火万丈的样子，代表全体人民说话了：“全中国人民都不会要他的壶，就你要。我在政机关工作，比你懂。”莫兴歌很喜欢代表一群人说话，虽然也没哪个人选莫兴歌当代表，他却总显出全中国人民都站在他背后的样子，好像这样他才安全。一开口就拿一大群对付浪榛子一个。他叫道：“这是替你爸买茶壶，你不想给你爸爸找麻烦吧？”
浪榛子忍着没吵架。莫兴歌说：这是为她家好。
莫兴歌也喜欢认认真真给浪榛子说他小时候在劳改农场见到过的各色人事，连他做的噩梦也说。他动不动就会做噩梦，很拿浪榛子当知心人。浪榛子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王一南自杀前在劳改农场的一些遭遇，
据莫兴歌说：劳改农场的男公共厕所是一长条沟，沟上隔了一排蹲坑，在最里面一个蹲坑上，架了一个可以坐的马桶洞，给生病的犯人用。王一南是诗人，不习惯用蹲坑，后面那个可坐着拉屎的马桶，就是他常用的。
犯人厕所自然是脏和臭。这天王一南上厕所时带了张报纸进去，垫在马桶一圈边上。王一南非常小心，那天带进去的报纸是他们政治学习，读报纸跳过去的一张。一段讲西红柿炒鸡蛋的营养很高，吃多少，消化多少。另一段讲合理密植水稻，种子挨得近，互相可做伴。还有一段讲河南发生洪水灾，人定胜天，洪水堵住了。
王一南正在厕所里“解决正常问题”，突然，军代表带着几个红卫兵来搞突然查房。莫兴歌说：军代表和红卫兵进驻劳改农场那段时间，他爸这个老看守长，管不了政治犯，只能管刑事犯。所以，他爸只能跟在后面看看，不说话。军代表和红卫兵要搞彻底搜查，他们认为政治犯互相串联，搞特务活动。
他们命令一屋子十几个犯人都脱光了，挨着墙站，他们翻查每个人的床铺和用具，但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这时，王一南从厕所里出来。因为他来迟了，天生就惹出怀疑。红卫兵立刻命令他脱光衣服。王一南很不情愿，这就惹出了更多的怀疑。等王一南把衣裤都脱光了，红卫兵高叫起来：
“台湾来的大特务！”
“当场抓获！”
原来，王一南坐在报纸上用马桶，报纸上的油墨字迹印他屁股上了。军代表和红卫兵一致认为：这是最先进的传递情报的方法。他们对王一南又吼又叫，叫他把屁股撅起来，让他们破译印在他屁股上的密文。诗人王一南，先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后觉得人大概警惕疯了。
那些字还是反着的，三个红卫兵弯着腰，对着王一南的屁股一个字一个字破译。先读出了“西红”，反动呀！东方红，成了“西方红”。后又把“合理密植”读作“合理密码”。有密码！果真有密码！突然搜查要查的就是这个。再下面读出的是“……堵住”。这时王一南“堵不住了”，放了两个屁，说：“别读了，把昨天的报纸‘生活版’找来对吧。”
一对，“密码”没了，罪行成了王一南耍弄军代表和红卫兵。王一南不服，说：“我根本不知道我屁股上有字，是你们发现的。我耍弄你们什么呀？”那天晚上，王一南挨了一顿好打。一个星期后，他跳窗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浪榛子不能不想：污辱造成的心理伤害能致死。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啦？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同胞当自己的敌人？能把同类的人格污辱已尽而不动同情心的人，是不是在那个时刻，心理上返祖成了动物？
谈论这些事，浪榛子和莫兴歌很有一些共同语言。莫兴歌常常表现出：让他讲出来，他就舒服一点。这些故事让他脑袋太沉重，而浪榛子就想搞清楚为什么。这样，他们就有了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撞在一起的共同语言。故事很多，但是，讲到后来又总是会吵架。莫兴歌矛盾重重。他一会儿同情犯人，一会儿骂他们全是老鼠，不值得活。他想讲他小时候看到过的死人，却又无比忌讳谈死。
那天，明明是莫兴歌含糊其词地讲到王一南的死，先表现出很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样子。等浪榛子说：王一南死在蒋达里劳改农场，死得连只鸡都不如。人们对王一南太不公正。莫兴歌却又转过语调说：“反正我们也救不了他。人死了就别提啦。”浪榛子就问：“你是不是在劳改农场看见很多暴力行为，怎么这么麻木？”莫兴歌说：“中国人最好的品质就是能忍耐。活下来的，都是能忍的。你看现在不都过得好好的？死得再硬也是失败啦。”
浪榛子忍不住了：“我就不会忍。”
莫兴歌就教育她，他们劳改农场厨房以前有个做饭的大师傅，是个老右派。当年，他还是个小孩，给昆明飞行学校的美国教员献过花。就这话儿，当了二十年右派。人家一声不抱怨。人家说：一个大家里过日子，总有人要受委屈，若不是来到蒋达里，还娶不到现在这个好老婆。他老婆漂亮，以前是个妓女，留场了，也在厨房做饭。人家一家生了三个儿子，过去穷，一年就过年包一次饺子，老右派从来不买现成的碎肉，自己去集上挑一块五花肉，花一个上午亲自剁成细细的葱肉馅，放多多的盐，一家五口吃得热乎乎的。我每年都去混一碗吃吃。那个生活的滋味呀！
“现在平反了，成中学副校长，过上好日子了。你看人家这是什么生活态度。电影小说里说的生活和爱情不就是这样的？你家受了那点苦，算什么？你对祖国的态度就比人家差远了。”
浪榛子发现，虽然莫兴歌一开口就是对犯人要严管，对祖国要热爱，但他对不公正却真是很能宽容。浪榛子说：“二十年，是人家的小半辈子呀。中国人自己制造了一些灾难，然后自己看着自己的伤痕，看出一些伟大的忍耐来。同胞和同胞互相整得苦苦的，再在自己造的苦难中，发现伟大爱情、赤胆忠臣、舍己英雄，让人们为他们的命运感动流泪。这不是作吗？”
在浪榛子看来，人应该先想想：我们“忍耐”得公正还是不公正。八年抗日，人们忍耐，那里面有正义支持。十年动乱，人们忍了，可正义在哪里呀？因为人们的忍耐，打人的人连道歉都不用说。眼睛一闭，头一歪，不看。只要自己不看，今天和过去之间就建了一堵墙。那些人造的灾难就好像不存在了。这倒是解决问题了？
除了王一南的事，莫兴歌还跟浪榛子讲他自己的苦恼：他老做噩梦。噩梦还重复。梦一醒就再睡不着了。他说：填湖造田的时候，一个犯人跑了，躲在蒋达里后山的小山洞里，结果，炸山的时候给炸死了。这死人常到他的噩梦里来。莫兴歌认为他是唯一知道山上有个洞的人，他很后悔没告诉他爸先查一下洞再叫点炮。
浪榛子听他说为这事儿后悔，感觉莫兴歌也是一个正常人，不幸从小看到了很多别人的灾难。他有同情心，心是好的。她想说：“这不能怪你，得怪那种斗争。人互相恐吓，不做噩梦才怪呢。”
莫兴歌却又扯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们不谈过去。我跟你谈‘对对’也有几年了，以后，当我老婆，跟我睡，我就不做噩梦了。”他这一说，讲得浪榛子心软软的。刚想对莫兴歌说甜话，莫兴歌又转成一张政治脸：“你嫁到我家，成我老婆，你还是要能忍的。你得孝敬我父母吧。父母冤枉你了，你不忍，还能怎么样？不能背叛父母嘛。”
本想说甜话的浪榛子，听到这句，一开口，说成了：“我不是你老婆。”一转身跑回家去了。
过了一些时间，莫兴歌又来了，好像从来没有和浪榛子吵过架。那些都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几天就忘记了。按照莫兴歌的理论，忘记就等于不存在，他们再重新开始。他爸退休后，莫兴歌觉得新领导对他有成见，想整他，让他很不开心。进城来和浪榛子聊聊天，是莫兴歌的精神调节。他说：“看看你的快乐脸，才能回去面对那些整天拉着长脸的犯人。现在犯人素质越来越差。当年的政治犯真是好，干活卖力，自愿改造。现在。政治犯都走了，刑事犯又懒又不讲理。领导想的也和以前人不一样。蒋达里劳改农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处的时间长了，浪榛子觉得：也不能说莫兴歌不好，莫兴歌就是不喜欢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而是用他自以为“讨好上面”的脑袋想问题。他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和不知疲倦的革命敏感性，动不动在劳改农场开一个“誓师大会”。
慢慢地，莫兴歌发现，劳改农场释放的一些劳改犯，下海做生意，越做越牛气，比他还有钱。这让他很生气。原来，“资本”受欢迎了。莫兴歌用“讨好上面”的脑袋想问题，比“上面”晚了几步，跟不上形势了。领导批评他：你手里有这么多免费劳动力，你们农场的福利还指望国家给呀？就那个会做茶壶的，让他带几个徒弟，烧几把茶壶出来，也比整天烧砖来钱呀。
莫兴歌一旦听明白了上级的指示，干起来热火朝天。可他那个时候，就是没听明白。阶级斗争一根弦横在他眼睛里，跟蒋介石家茶壶同宗的茶壶，人民是要反对的。他迟迟没有看出“黑猫”、“白猫”现在都是英雄猫了。
对于这个莫兴歌，南诗霞不看好，觉得他木头木脑，且不懂礼貌。南诗霞已经平反多年，浪榛子也堂堂正正考上了大学。莫兴歌只在省党校上了一年警员培训班。谁也不再比他低一等了。可莫兴歌回避见南诗霞，实在回避不了，撞见了，既不叫“阿姨”，也不叫“南老师”，叫“嘿”。
南诗霞很生气。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给他一叫就走，他对南诗霞就差没叫劳改农场的号码了。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她女儿再野也不能跟她的前看守长儿子扯一起去。想想那以前的看守长，对他们这些政治犯还算好的，但是，天天骂他们“知屎分子”是不能忘记的。而且，跟她同系的王一南，就死在那个劳改农场。王一南的死，谁负责？
浪榛子却不知中了什么邪，对她妈说：“您不要担心。大家都是‘人民’，木头木脑的人民忠厚，比那利欲熏心的人民还是好的吧。”南诗霞说：“他没文化。”浪榛子说：“没关系。我有文化就行了。”南诗霞说：“你找那个给我送草药的善全春也比找个劳改看守长的儿子好！”浪榛子说：“您就别设计您女儿的生活吧，那多累。您的毛病就是喜欢设计别人该怎么活。要解救这个，改造那个。您难不成比时间还厉害？亿万年进化出的‘人性’，您怎么就以为是您这一群人能拿在手上改造成器材呢？到如今您救了谁呀？您就歇着，就为春天新冒出来的一片绿叶感动感动就行了。您也就一个人。”南诗霞说：“我就是一个人？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你交男朋友，我能管。”
浪榛子说：“通婚消灭阶级，本身就是一条艰难道路。三千年不就成了一个王昭君、一个文成公主吗？您担心什么？我还没有成就呢。”南诗霞气得恨不能把女儿打一顿。她断然地下了最后通牒：“你要再跟这个莫兴歌来往，就滚出家门。我也不会再给你一分钱。我不能和看守我的人做亲家。”
浪榛子对她妈的高压政策立马反弹：“您怎么跟关您押您的那些人一样会强制？那些红卫兵的暴力，是不是您这代革命家教的呀？”
浪榛子就真滚出家门，住在学校，放假也不回家去了。“这不是恋爱的问题，是自由问题。”浪榛子对喇叭说，“我们这代人之间，应该没有仇恨。武斗、整人、斗人在我们这代结束。”
浪榛子的理论是：和平的生活，哪里可能是“消灭一切害人虫”换来的？和平的生活是各自划清互不侵犯的边界得来的。得让大家活，世界才太平。我就是不喜欢小栓子，不喜欢阿Q，不喜欢赵太爷，不喜欢假洋鬼子，不喜欢革命党，也可以试着和他们讨论讨论：在哪里划条楚河汉界，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也比人们互相整来整去好。世界上什么样的生命都可以存在，有花，有树，有蟑螂。只要蟑螂别下令所有的花都要呈蟑螂状，就行。
喇叭同意，还给她二十块钱，说：“我就佩服你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