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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事

发布: 2017-6-01 18:20 | 作者: 刘星元



       
        (三、辞灵)
        再说辞灵。
        辞灵仪式在晚上进行。这是出殡前亲友向灵柩行礼告别的仪式。
        傍晚的时候,知事命人在院子里靠近灵屋的位置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了生整鸡、生整鱼、香火及各类果品。一切准备妥当,直待天黑,亲友们从十里八村依次赶来。
        大姑父却先来了。他是我们村的村主任。他刚从镇里开完会回来,带回了会议内容:婚丧嫁娶招待饭菜标准每桌不超过100元、酒每瓶不超过10元、烟每盒不超过7元,不请喇叭班子助兴,不请重客抬棺,免去泼汤和辞灵等繁文缛节……
        经过商议,大爷爷的几个儿子部分接受了大姑父的建议。他们打电话给早已订好的喇叭班子,告诉他们晚上不必再过来,只租借了一个大音响,摆放在院门外,播放哀乐。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哀乐,都是些流行的曲子,把声音调至最大,就是图个热闹,至于那曲子道的是什么情,诉的是什么事,没人关注。
        说起来,我倒是很怀念喇叭班子。一桌子喇叭匠人围在一张桌子四周,或吹或打或念或唱,谁的技艺高不高,谁的唱腔美不美,搭耳便知。我乡的喇叭班子里很是出过几个能人,传下来几段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小徐庄的徐三,是个唢呐高手,他可以一嘴吹俩腔,两鼻开双花。他最精彩的表演是十多年前在自己舅父葬礼上的表演,本是亡者亲属的他跪在天地之间,用一支唢呐,吹出了男人的悲伤,女人的饮泣,老人的哀叹,孩童的大哭……越来越多的悲恸之音被他从唢呐里掏了出来,被掏出来的声音你牵着我,我连着你,彼此混合在一起,让听客的眼睛里不由自主地多了一分湿润。可惜的是,徐三吹出的这一曲,最终成为了绝唱——他年少失怙失恃,由舅父养大成人,舅父于他恩同父母,这一曲,除了舅父,没人能够有资格消受。
        跪在灵屋里,忽然想到,从今以后,我乡喇叭班子就要失业了,唢呐技艺也将持续没落。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是不幸的。对于我乡而言又该是什么呢?
        该来的客人已经都来了,辞灵已经开始了。知事在喊他们的名字。喊到名字的人带着他的男性亲属们走到案桌前站定,按照辈分,向着我分列东西两边跪棚的族人该磕头的磕头,该作揖的作揖。族人回礼已毕,客人就在案桌前跪了下了。为首的年长之人带着亲属们先跪三次,然后移到案桌近前,跪在用蛇皮袋子制成的简易垫子上,蛇皮口袋里装了柔软的麦秸。他从东首的知事手中依次接过酒肉、菜蔬、果品等物,在案桌下画一个弧线,自然而然地将东西又交到了站在案桌西首的另一名知事手中,西首的知事将物品在案桌上重新摆定。我喜欢看他们画的那条弧线:那条虚拟的弧线就像是一座倒置的桥,正是通过这座桥,人们源源不断地把尘世的物品交到了亡者手中。其实我更为真实的想法是,一条虚拟的可笑的弧线,如何才能连接生死和阴阳?
        我要打住我的想法,继续向你讲述我眼中的辞灵之礼。画弧线的人站起来,向后退了一步,带领着亲属们依次又磕了六个头,边磕边哭。没错,之前即便你有悲伤,也一定要压制住自己的眼泪;之后你再无意于悲痛,也要假装嚎啕。院墙上趴着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看客,他们就是要以苛刻的眼光挑剔你的礼节。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时候,真性情和严苛的礼节都是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是辞灵这一礼节的弊病和悲哀。
        原谅我又把语言岔开了。辞灵还没有结束。叩拜已毕的人还将站起身,低着头,哭泣着,鱼贯地走进灵屋,再跪下。灵屋里的孝子贤孙们向着客人回礼,并顿时大声哭泣了起来。片刻,客人和主人几乎是在同时收住了哭声。他们彼此交谈了几句,说些不痛不痒的宽慰之辞、感谢之语,客人就告别而去。
        一拨拨的客人去了来,来了去。主人跪在灵屋里目送最后一位客人出门,外客的辞灵才算结束。大家趁着这空闲,走到院子里,活动了一下筋骨。
        接下来,是本族人辞灵。跪拜的礼数是一样的,只是不需要用画弧线来搭建那虚无缥缈的阴阳桥。辞灵的顺序有讲究:先是女人,女人中以本家外嫁的姑娘为先,最后轮到亡者的侄媳和儿媳;后是男人,男人以小字辈为先,最后压轴的是亡者的侄子和儿子。亡者的儿子辞灵已毕,于嚎啕中鼻涕一把泪一把地低着头走进灵屋,然后止住哭声,辞灵仪式这才算结束。而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辞灵完工了,但葬礼却远未结束。
        
        (四、分歧)
        夜里,在灵堂里,大爷爷的几个儿子:我大伯、二叔、三叔,以及他们的妻子,产生了分歧,差点儿就要拳脚相加。
        矛盾的火苗来源于刚刚结束的辞灵。当知事高声喊叫亡者的儿媳和侄媳上前辞灵时,大伯母和三婶推说自己信奉基督,不行人间之礼。在我们本地,基督教流行已久,近来愈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宗教,牧师向外宣称,信教者百病不生,重病者主给解恙。在我乡,身体被繁重的农活压迫,多多少少都身患隐疾。宗教的这个口号颇具诱惑力,它迎合了我们乡的普遍心理,招徕了一大批底层信徒,我的大伯母和三婶就是其中两个。本地牧师宣称,皈依了基督,就不能再向父母祖宗行礼,不为世间杂事牵绊,颇有一种超然世外的味道。牧师讲的大道理自然没人听得懂,但牧师的话却是要句句铭刻在心的,因此,这句被加注了个人强烈口气的教义,竟然如原野之上的野火,不知被什么风一吹,就在我们这蔓延了起来。
        大伯母和三婶不起身辞灵,同样作为亡者儿媳的二婶不干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起来了。众人没办法,只好跳过她们,由其他族人接着辞灵行礼。但妯娌和兄弟们的嫌隙却因此结下了。
        哲学告诉我们,事情的发展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最终由量变转为质变。嫌隙也是——辞灵事件的不合充当了家庭矛盾的起始点,由这个起始点出发,矛盾开始迅速升温,裂变。紧接着,第二个矛盾也出现了。
        第二个矛盾涉及到金钱。大爷爷葬礼所需的费用,是由各家分担的。三个儿子,一人拿一份,天经地义。可对明天就要前来吊唁的客人的礼钱怎么分配,却出了问题。兄弟三人,大伯和三叔是地地道道的农人,闲时打些零工周济生活所需。二叔则不同,他前些年带领几个乡亲组建了一个建筑队,先是零零散散地在本乡为人盖屋修房,之后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建筑队的生意越做越大,盖楼修馆已是司空见惯。他手里的积蓄越来越多,结识的人物也越来越牛。平时遇见在外结交的朋友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他出手极为阔绰。明日因他前来随礼的客人出手也一定不会吝啬。而大伯和三叔那两头的亲戚,则要低得很多。
        二叔和二婶主张按亲戚分配礼金,谁的亲戚的钱,谁来收。大伯父、大伯母和三叔、三婶不同意,他们说法是,来客都是因为老爷子的葬礼,除此之外,任何看似合理的理由,都是暗怀鬼胎。他们主张将礼金一分而三,像每家拔出相同数目的钱款举办葬礼一样,再公平地分配礼金。兄弟三个互不相让,相互指责,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断地被翻出来。大家劝了又劝,劝来劝去皆是徒劳无功,只气得坐在里屋的老太太偷偷抹眼泪。
        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所折射出的道理。只是我没想到,这个道理竟是在大爷爷的灵前获得的。
        葫芦还没有按下,瓢又起来了。紧接着的矛盾是,谁来为我的大爷爷“顶老盆”。所谓“顶老盆”,不过是死者上路之时,由长子将受了香火的陶盆举过头顶,再用力摔向地面。以示亡者有后,也宣示亡者有个孝敬的儿子。
        长子顶盆,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可问题是,他们家另有隐情。而要想弄清这隐情的来龙去脉,就不得不回溯到我们家族的旧事了。
        
        (五、旧事)
        我大爷爷是戴着入赘的身份进入我们家族的。他姓张,不姓刘。
        曾祖父那一辈,兄弟四人。大老爷爷生了五个女儿。老二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早早就夭折了。老三就是我曾祖父,曾祖父生了我爷爷、二爷爷和姑奶奶。老四四女无子,过继了我二爷爷为子。
        早先,我们这里有过继的传统。最好是在本家找合适的侄子过继,没有合适的人选,才将范围扩大到亲戚乡邻。本地传统,兄弟间过继,大的过大的,小的过小的。也就是说,兄长过继弟弟家的孩子,就要过继长子,以此确保家族的长支绵延不绝;而弟弟想要过继兄长家的儿子,只能选择除了长子之外的孩子,否则就是“灭长支”,会被乡人们尖刻地唾骂为“大逆不道”。
        我的曾祖母就是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大老爷爷要过继我爷爷,碍于传统和家族的颜面,曾祖父点了头。但我曾祖母不同意。母亲总是比父亲更为感性一些,儿子是娘身上割下来的肉,心疼都还来不及,怎么舍得拱手让予他人呢?一向温顺随和的曾祖母为这事和我曾祖父吵了一宿。一宿里,她骂完这个骂那个,哭完这一轮再哭另一轮,搞得全村人都没能睡个安稳觉。她抱定得罪整个家族的执拗,势要把数百年的老传统打破。她知道,只要她一泄气、一松手,自己的儿子就会成为别人的儿子,再遇见她,只能喊她一声婶子。她拼出了力气拼出了命,拼出了整个村庄最为蛮不讲理的女人,拼出了整个费县南乡最为可歌可泣的母亲。多年之后,人们提起这件事还是会说,叉着腰站在村中心老井沿边的刘家三婶子,她只要能把儿子留在膝前,天王老子也敢得罪——真像一头饿疯了胃、烧红了眼的母狼!
        感谢我的曾祖母,她泛着母性光辉的执拗,为我们家的繁衍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她的排斥和反抗,过继我爷爷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个弹棉花的年轻人跟着老师傅走进了我们村。
        据我的爷爷回忆,那是一个暮春的中午,阳光安静地贴在他和我五姑奶奶身上,他们却浑然不觉。姐弟俩在玩泥巴的游戏,他们捏出了锅碗瓢盆,捏出了鸡鸭猪羊,捏出了桌椅板凳……眼瞅着一顿美味大餐就要完成,两人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做着收尾工作呢,“扑哧”一声笑把他们从美梦里拉了出来。姐弟俩抬头看,一个皮肤黝黑的精干小伙儿正冲着他们的作品发笑。姐弟俩有些懊恼,更多的则是羞涩,他们用眼睛狠狠地剜了年轻人一眼,就红着脸跑了。村里极少来陌生人,姐弟俩跑到院子里,又趴在院门后面,透过门板上的缝隙好奇地往年轻人和他的师傅这边偷看,他们看见那两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张一人多高的弓。
        那是我五姑奶奶和年轻人的第一次相遇。后来,五姑奶奶知道了他们是来我们村弹棉花的工匠。再后来,五姑奶奶就经常跑到村前的那座废院子里,看年轻人和他的师傅弹棉花。
        遗憾的是,我没亲眼见过棉花是怎么弹的。但长辈们的口述也应该是可信的吧。我试着写下这项手艺的步骤:棉花去籽以后,再用弦弓来弹,直至棉花渐趋疏松,然后再将棉絮的两面用纱布纵横布成网状,以固定棉絮。主人家将固定好的棉絮套入本地的蓝印花布里,用针线密密地缝上,一床暖暖和和的被子就完工了。
        我能够体会到五姑奶奶为何那么喜欢看弹棉花。弦弓之下,那些发僵发硬的棉花,渐次幻化为轻柔无比的白云,漫天飞舞的雪花,这样神奇的手艺,不能不让你陶醉其中。更重要的是,弹棉花的年轻人,他比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更好看。他的眉毛是笔直的,他的眼睛是油亮的,他的声音是文雅的,他的手指是修长的;他走起路来不缓不慢,他闭上眼来安静恬淡,他擦起汗来干净利落,他哼起曲儿来九转回肠……
        此后的几年,年轻人都会来我们村弹棉花。家里缝制被子的人家不少,他每次来都要住上一段时间。每次来的时候,他口袋里都装着头绳、手帕、胭脂这些零散的小物件。那是留给我五姑奶奶的。五姑奶奶一年一个样儿,已经出落成我们这少有的美人儿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五姑奶奶就是大老爷爷的女儿,而那个弹棉花的年轻人,就是我大爷爷。后来,他入赘到我们刘家。入赘我们家族的大爷爷,他依然姓着自己的姓氏,叫着自己的名字。到了下一代,他的儿子和女儿们,就都开始姓刘了。
        坏事就坏在没有更名改姓上。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逝世后,族中的长辈认为大爷爷不随本族姓氏,不具备儿子的身份,就武断地决定让年幼的大伯给他的爷爷奶奶顶了老盆,并且定下大爷爷和五姑奶奶百年之后,由第二子和第三次分别顶老盆。而今大爷爷已经故去,身体就躺在那里,却无人愿意给他承担儿子应有的礼节。像烫手山药一样,责任被大伯推给二叔,又被二叔推给三叔,推来推去,始终没人接在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大家之所以推诿责任,还有一个更为功利性的原因。近来,我乡对于顶老盆,又有了新的说法。我乡流传,老盆聚集了太多的阴气,于子孙不宜,谁顶了老盆,谁的子孙就会凋零。
        
        (六、守灵)
        深夜,远支的族人陆续回家了,只有近支族人留了下来。
        整整一夜,我们都要守在灵屋里,为大爷爷守灵。
        爷爷已经快八十岁了,他蹲在一个小角落里,像一截朽木。大家劝了他几次,让他回家休息。平时生性随和、老实巴交的祖父竟忽然拧了起来,谁也劝不动。
        我们这一支人,爷爷这一辈,除去早夭的,一共兄弟四人。前年冬天,二支的三爷爷前脚刚走,四支的二爷爷就跟了过去。现在,长支的大爷爷也走了。兄弟四人去其三,只剩下爷爷一人。孤单的爷爷,一定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死神一袭黑衣,手中紧握着的弯弯的镰刀发着幽幽的蓝光,在一步步向他逼近。他并不挣扎,也不哀叹——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老迈得无力去思考生和死了。
        灵屋里的其他人已经忽略了他的存在了。伯父他们正在商议明天的事宜。火化车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九点县火葬场来车接,派了两个远房叔叔跟着去。丧宴的菜品也好办,明天一大早派人去城里的农贸市场采购就行。唯有棺材难办些。大姑父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镇上有明文规定,一律不准使用棺材。众人商议,明天将棺材先偷偷运到祖坟,等送葬的队伍带着骨灰盒到达坟地,就马上下葬,这样官家也查不出来,就算查出来了,棺材已经入土,镇上也不会真给再扒出来。本村抬棺材的“重客”也都老了,凑不齐人,商议之下,选择用铲车代替……
        商议来商议去,大家都累了困了,一个个靠在墙壁上,打起了鼾声。鼾声此起彼伏,像一个人杂乱的脉象。
        我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容易胡思乱想。靠着墙根席地而坐,并与一米之外的亡者形成生与死的对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历经。在死亡面前,生者总是会因敬畏而心生恐惧。死亡那么近,它那么安静地占据着一个人凉下来的身体,占据着人间一方窄小的位置,不高于谁,也不低于谁。它的神秘摊在你面前,像一幅远古的壁画或岩刻。它一览无余地托出了自己,就呈送给你看,但你却永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
        想起本乡流传的那些传奇的守灵故事。说的是,放在灵前的那盏黑陶长明灯无故熄灭了,守灵人刚要去点火,灯就自己亮了起来,如是再三。说的是,当着守灵人的面,一只黑猫突然闯入,跳到亡者胸上,口吐人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可惜,我还没来得及找你报仇呢!说的是,为父亲守灵的儿子实在困倦极了,就小睡了一会儿,竟梦见父亲来到他面前,对他说腰上有东西,硌得疼。醒来查看父亲的身体,果然发现位于腰间的苫子上,凸出来两根高粱杆。说的是,起风了,守灵的人起身关门,躺在一边的亡者忽然开口:别关门,我好走出去……
        在大爷爷的灵前,那么多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故事,都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像走马灯一样在脑袋里巡游了一圈,不想都不行。我心里是忐忑的:既希望都是些无稽之谈,又希望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既盼望一夜无事,天色快点儿亮起来,又盼望今夜发生点儿什么,只让我自己看见。
        一夜无事。凌晨四点,大家依次醒来。
        只有一阵风吹了进来,是很轻很轻的一阵风。它什么都没能吹动,只是吹过了大爷爷身上覆盖着的白纸。像睡梦中一个不经意的转身,薄薄的白纸飘了一飘,就落了下来,重新覆到了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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