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技史语境下的器物美学与历史美学
《天香》里的男人，其实也少有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气魄，而是非常典型的江南书生。无论是申名世，还是其子申柯海，都是浸淫于花鸟鱼虫、诗书礼乐世界里的男人。虽自命懂得生活情趣，但也只限于玩物哲学。整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工”的叙事，一开始造园子，接着种桃，后来造墨，再后来治绣工。整部小说前前后后都是围绕着器物美学展开叙述，
实际上，一部《天香》并非只传递出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人文生态之灵动，更以细腻繁复的描写来刻画出器物之美，然前者虽以道之形而居形而上，但后者亦未必因器而形而下。在《天香》中，木匠造园的步骤、女眷制墨的过程，乃至闵氏带领一家妻妾做女红的绣工，都点点滴滴组成了一部摇曳生动的晚明科技史。以文学的笔触，从科技史里窥探出现代性的众生相，恰为“现代性”文学叙事之发凡。
正如前文所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于“上海怀旧”的文学叙述，无一不是立足器物美学进行阐释的，譬如留声机、老电影、无轨电车、画报、香粉以及银行、教堂、公寓、巡捕等等，诸如此类，纵然涉及社会体制、管理方式，亦通过具体的器物来表达，而这些器物又源自于“西学东渐”语境下的科技革新，使其完全有别于封建时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但这些器物美学并不能构成“上海叙事”的全部，必须还要从上海本身的历史出发，由是可知，对于“现代性”的阐释，须进行器物美学与历史美学的对接。
事实上，《天香》所表现出的器物美学，正建构在历史美学当中。且不说其背景本身就是一部信史，从其对一些具体器物的描述来看，本身细致入微，见出作者的笔法功力。譬如对于“制墨”的工序，从选“色泽肥腻，性质沉重”之料，到“熏燃松柏，亦是取其汁液”的精良制作，再到“用豹皮磨沙，贴身携带，人气浸淫胞浆”般呵护收藏。” 而关于闵氏与众女眷的绣工，《天香》也是极尽笔触，“一双细白的手拈着针，凭着花绷一送一递，绣的也是小朵小朵粉色的花”、“ 无论主仆、长幼，都扎起花绷，架子上垂下七色丝线，流苏一般，底下是绣花人，埋着头，拈着针，一针送，一针递，大气不敢出，生怕哈了浆平的绫面起皱。小绸也在套院的屋里扎了个花绷，与丫头面对面地绣，扎绷、上浆、打粉本、辟丝、分色配色”、“木格子架空的地上，插四根竹，上方的高处，安一个竹挂勾，丝从勾上挂下来”、“右手执绕丝棒，就是一个小轮，左手捻丝，一边捻，一边框在四根柱”。
细细读来，全书中以如此婉转繁细之笔对技巧之勾勒，甚至堪称入微者，并不鲜见。因此，与其说《天香》是一部尚道的风俗史，倒不如说是崇器的科技史，对于器物美学精致细腻的描写，在书中俯拾皆是，于细微处可见得晚明之日常生活美学，令人恍如置身画中。与王安忆先前细腻、女性化的写作风格相一致，这无疑是《天香》有别于其他作家关于“晚明叙事”的一个写作特点，但以细节推动情节，体现出晚明“现代性”的科技变迁，却是《天香》在叙事上的一大特色。
因此，科技史语境下阐释“现代性”，乃是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独到表述形式，旨在将“现代性”的要义进行生发，凝练出文学意境中的日常生活美学——这既包括历史美学，也包括器物美学。科技作为文化的一种，阐释科技之美更是需要力透纸背的细腻。《天香》从具体的微观器物入手，既是对于晚明的“现代性”所进行的生动阐释，更是立足世俗却高于世俗的理性叙事。
四．当文学遇到历史
归根结底，《天香》依然是一部历史小说，而且是一部特色鲜明、极具特色的历史小说。王安忆以其卓越不同的笔触，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为绚丽多情的晚明时代描摹出了一幅风姿绰约的文学图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著依据信史，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前世描样画像，在王安忆看来，上海当是中国“现代性”的总发端，但这发端又非欧美殖民所致，而是由一种自律性所推动。
这便是《天香》所赋予当下文坛的一股别样清风，王德威用“虚构与现实”来定义这个文本， 实际上是从深层次来探讨《天香》的两条叙事策略，一是文学，一是历史。文学是可以叙事的虚构文本，但历史恰是不可叙事的现实存在，两相遭遇，小说的情节、魅力便由是而生。笔者认为，《天香》的魅力恰在于两层，一层是文学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对历史进行了审美化的表达，使“上海怀旧”变为了一种叙事性的文本；另一层是历史作为一种语境，渗透到了文学当中，对于早期以器物美学为代表的“现代性之萌芽”的检省，之于当下“现代性”研究其实有着更加深刻的反思。
在第一层中，我们可以看到《天香》对于明季清初白话小说的借鉴，有评论家认为，《天香》神似《红楼梦》。其实，莫说《红楼梦》，一部《天香》中，多少明清小说、戏曲的影子都在其中呢？《牡丹亭》的至情至性、《镜花缘》的缠绵瑰丽、《三言两拍》的市井通俗、《西厢记》的青春美艳，今日之《天香》，虽与天香园隔着四五百年的光景，却能有十足的魅力逡巡游荡于明末的世态炎凉当中。
在这宛如《清明上河图》的语境中，我们当然能读到作家良苦用心所表达的姹紫嫣红，但《清明上河图》背后所蕴藏着亡国者们的死难流离，却是张择端的春秋笔法使之然。而《天香》中对于晚明世俗风情的叙述，其实何尝不是作者的隐忧呢？文人士大夫对花鸟鱼虫乃至暖玉温香的浸淫与眷恋，自然会使得社会精英阶层逐渐陷入到对自我的关注。那么，“现代性”纵然萌芽，不过也只是女红、绣品的走红，而非英雄救世主义的出现。
当然，这便引出了第二层含义，即关于“现代性之萌芽”的检省，《天香》中的男主人公们最终都一一凋零衰败，与晚明王朝以及吴中地区早期资本主义一道断送了去。似乎也应了明末士大夫们的报应，北方金戈铁马、西域蒸汽远航，他们都充耳不闻，却自顾以造园赏花为乐。而这种热衷于器物审美的癖好，却是古今中外“现代性之萌芽”的通病。从日常生活史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早期都是以玩赏器物为标志，其精神核心是对于自我心灵的认同，而这一切又都恰在封建王朝的末期得以彰显。张天畴曾对明末士大夫阶层玩物丧志这一问题有着这样的见解：中国古来士大夫阶级的私生活是最会享乐的……此种私生活，若是从好的方面说，是懂得生活趣味，所以出此；倘若从坏的方面来讲，这显然是充分地暴露着自私的小我之表现，觉得个人以外无宇宙……这种现状乃是世纪末的流行症，古今中外相同，如法国马赛革命和苏联十月革命之前夕……于是玩物丧志，寄壮志于茗碗之间，自然国事则更不堪设想矣！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有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在这重语境下探讨晚明有钱有闲阶层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有着借古讽今的重要意义。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割裂了明末的现代性，但这重现代性又吊诡地在清末重新出现并延续至今。中国是一个仍需启蒙的国家，“现代性”在中国依然任重道远，《天香》深入历史深处，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源，但却为未来数百年“现代性”在中国的曲折发展预设了铺垫。前世的传奇，变成了今生的故事，两者除了精神赓续之外，还存在着奇妙的相似之处。我想，这既是历史的曲径通幽之处，也是王安忆无愧于时代的生花妙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