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
发布: 2016-9-23 06:53 | 作者: 张惠雯
1977年，我母亲已经四十岁，正处于她的事业顶峰。当然，以她的利索能干，多一个孩子不是问题，但她发现党的政策又变了。当计划生育的政策风暴来到我所在的小城时，我在我母亲腹中快六个月了。按照女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的习惯，我母亲没想太多就决定堕胎。在她和我姥姥之间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且不说我姥姥所信奉的天主教教义反对堕胎，按照她那老一辈的道德理念，把孩子弄死腹中也是不能接受的。我姥姥少不了又威胁说不再管这一大家子、回她的乡下住，于是，我母亲采取了和我父亲一样的“迂回战术”，她表面妥协，但不久后，她瞒着我姥姥偷偷去地区医院堕胎。我母亲真有革命者的激情和勇气，她是一个人去的，因为她知道自己不会对着痛苦哭哭啼啼。
地区医院的医生为母亲注射了要杀害我的毒针。母亲躺在床上，感到腹中剧痛、天旋地转，她那时感到我在挣扎，才觉得这么做对我的确有些残忍。一开始，疼痛很强烈，她恐惧地觉得我就要死了，会变成一团没有生命的血肉……但过一会，她腹部的疼痛缓解了。这又增加了她新的恐惧，她想如果不杀死我，我生下来也会是个残疾，那么杀死我倒是更好的选择。等孕妇反应平静后，具有铁一般意志的医生和母亲又联合起来对我注射了第二支毒针。这一次，母亲受了更久的折磨，昏厥一次，但在我剧烈反抗之后，一切又恢复平静，他们想象中的那团血肉模糊始终没有坠落……医生的意志首先崩溃了，他害怕产妇会有生命危险，坚决拒绝再用别的药物，并给我母亲的“上级单位”开了无法堕胎的医学证明。
其后一直平静，我母亲再也没有动过堕胎的念头。尽管有医生的证明，她的仕途仍然受了影响，她在竞争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时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很自然地被踢出赛局，在日后的权力斗争中，她也逐渐失利。几年后，她调离百货公司到食品公司当经理，这被认为是“贬职”；此后她又被调去更冷清的单位——县国营农场，只当了个副职，不久后就退休了……我母亲曾经算过卦，算卦的告诉她我是她的“克星”，我的到来会让她的事业每况愈下。事实似乎与算命先生所言符合，但我觉得原因不是我，而是时代的变迁，商品垄断政策的结束必然会导致国营商业系统的垮台。在我母亲退休后几年，还有以前百货公司的老职工来找她哭诉，说公司的地都被现任经理卖光了，他们找不到人领下岗补贴。而我母亲则和他们一起缅怀着过去公司的辉煌时代，一厢情愿地认为公司倒闭是因为没有忠心耿耿、清正廉洁的人管理。而有关“克星”的说法，我母亲很快就当成笑谈了。事实是，对于她的“克星”女儿，她给予的照料和慈爱胜过任何别的孩子。我不知如何理解这种偏心，也许只能用我母亲最常用的那个理由——“她最小”。
1978年1月5日的下午五点左右，只有我母亲和姥姥在家里。这是冷得出奇的一天，虽然才五点，光线已经昏暗。母亲突然腹痛，姥姥赶紧把她扶上床，又叫院子里的邻居去单位找我父亲，让他赶紧请妇产科医生来。此后，我姥姥以神奇的速度打点一切。当时没有暖气，气温是零下七八度，姥姥怕我生下来被冻死，首先在堂屋中央用碎柴和煤块飞快生起炉子，并在炉子上烧了一大锅热水，准备好各种接生工具。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一边给女儿接生，一边还把她为我缝制的小棉被、擦身的毛巾等都在生好的炉子上烤得酥暖。当我父亲带着医生冲进家门的时候，我已经出生完毕，裹在我姥姥烤得暖烘烘的被子里、被她抱在怀里。令我母亲和姥姥深感安慰的是，那两支毒针并未让我变成残疾。我也没有被冻死，哭声很嘹亮。然后，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放学回家了，围在我的周围。屋子生着炉火，亮着灯，温暖而明亮。院子里的邻居们也一个个来慰问，有的送来红糖，有的拿来鸡蛋。就像这个家里一再发生的奇特转变，一出悲剧最终变成了喜剧。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堕胎针在我身上留下的明显痕迹是我出生时舌头上的一大块黑斑，但它后来慢慢消散了。我小时候容易生病，也许是另一个较长期的后遗症。但结果对我来说是好的：我可以经常不上学，躺在家中养病，我甚至因此盼望生病。此外，母亲说我出生时头发稀疏、枯黄，她和我姥姥干脆把我的头发不断剃光。几年后，我的头发竟然长得很浓密。成年的我头发更是长成了理发师们最痛恨的那种厚发，他们抓起我的头发，总会咬牙切齿地说：“必须打薄！”
无论如何，我在1978年1月5日来到了这世界，这天是阴历1977年11月26日。我父母在我的户口本上填写了我的阴历生日。1995年，我到新加坡留学前，办理护照的人把我的阴历生日写丢了一个“1”，此后，我的“官方生日”就追随这一错误而改为1977年1月26日。生日的错误无足轻重，但我母亲很在乎，也许考虑到她差点见不到我，她就更加在乎我的出生了。所以，我在这里写下如此琐碎的、关于出生的一章，只为了感谢最终将我带到人间的母亲，当然，还有我那无与伦比的姥姥。
2
逃学
学生时代的每个阶段都有着全然不同的经历。但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三个不同时期，我唯一“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逃学。即便是在督教最严的高中时期，我也坚持每月必逃一次学，哪怕只能逃半天。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就必须从牢笼里挣脱出去，随便到哪里透透气。回忆起来，在整个求学时期，我不曾动过逃学邪念的就是大学时期，这反而是没有人监视、管束我的时期。
我从不曾为我逃学的劣习（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是劣习）而懊悔。如果一个人在最具活力和好奇心的年龄曾被相当残忍地塞进囚笼般的教室，没有人在乎你的想法和要求，只叫你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只能读乏味的教科书，而其他有趣读物全被老师无情地没收，他却没有想要逃出来的念头，我反而要替他难过了。
我为逃学付出了些许代价，例如小时候常被叫进老师办公室，站在班主任的办公桌前，交代“为什么逃学”、“逃学时去了哪里、在干什么”等问题。那时候，我梳着两条很长的麻花辫，看起来很听话。当我站在班主任办公室里受罚时，其他老师会好奇地看着我，因为仅从我的样子看，他们大概觉得我不像个“惯犯”。慢慢地，他们会熟悉我，会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毛病。当我下次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只会看看我，笑一笑。上了高中后，我已经深知“坦白从宽”的道理，我每次逃学后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到班主任办公室去“交代问题”。高中时候，文科的每个老师几乎都认识我。我一走进办公室，其他人就看着我的班主任笑，仿佛在说：看你这次又拿她怎么办？
我去找老师解释，态度总是很好，会很虚心地听取训导和劝诫，但也只是听着。也许我看起来很软弱，但既然我打定了主意，既然我觉得那么做没有错，所有的责备对我来说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只是从我那空空的听觉里风一般穿过。我从不和老师发生口头争执，也极少失礼，因为在我看来，折磨一位教师是找错了对象。渐渐地，他们会了解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很合作，在某些方面却从不合作。我常常想，我那时在学习方面尽量不让老师们失望，这并非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让他们不再追究我的违纪行为，我们双方在无声地谈条件，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在那个可以说毫无自由的时期，我用这种方法换取我所能换到的最大程度的自由。我不会选择当个坏学生，在我看来，那种自毁前途的对抗，与其说出自反叛精神，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尚不清楚的愚蠢。
如果不算上我在幼儿园时期的逃学，我第一次有预谋地逃学是在小学二年级。这第一次却是历时最久、最令我乐不思蜀的逃学，我那时候毕竟年幼，在逃学将近一星期之后，几乎忘记了还要上学。在逃学的前四天，家里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未去上学。因为我总是在上学的时间背上书包出门，在放学的时间和别的小学生一起沿着西大街往家走。惟有我被发现的这天下午（星期五），我没有出门。我已经在外连续闲逛了四天半，走遍了县城的街角巷尾，看了各种新鲜，想在家休息一下午。那天下午的场景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场景之一，我至今仍能异常清晰地回忆起来。
那天下午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父母亲和哥哥刚好都在家。我对他们说，学校老师下午开会，我们放假了。由于我们那个院儿里没有和我读同个年级的小孩儿，谁都没有怀疑我。我记得他们都在堂屋里说话，我在东面的卧房里睡觉。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外面厅里来了客人，我清醒过来，立即出了一身冷汗。我分明听到我的数学老师（即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说话，还听到我的名字被不断提到。她们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上课了，她们猜想我生病，过来看看我。我记得我忠厚的父母亲立即流露出惊诧，拆穿了我的骗局。我母亲多仁慈啊，她接下来很尴尬地补充说，我这几天确实有点儿肚子疼，但已经于事无补。大人们仍在外间说话，仿佛警察和证人在对质。我不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听了一会儿，但我很快深深地钻进被子里，蒙着头，什么也听不见了，整个人像发烧一样浑身发烫。生平第一次，我感到极端的羞耻、无地自容，不知道自己会被怎样惩罚。
后来，我发觉我母亲走进来了，她把我的被子拉开一条缝，告诉我说老师来看我了，问我要不要出去见见老师。我拉紧被子把自己更严密地裹起来，我母亲就没有逼迫我。她走了出去，告诉老师我今天确实不舒服，等我好了她会好好教育我。我感激父母亲的仁慈，因为我知道有的父母会怎样把小孩儿当众拖来拖去地“教训”，会怎样把小孩子犯错后受的虐待和屈辱看成是成才的法宝。老师走了以后，我爸爸和哥哥进来看我，他们看我蒙着头缩在被窝里，就离开了。大家并没有“公审”我，我躲在被子里，直到吃晚饭的时间。
我还需要别的惩罚吗？我当时在床上躺着，自己“审判”着自己。我幼小的自尊心受了最可怕的折磨，担心从此家人就把我看成爱骗人、满口谎话的小孩儿，可是，要知道除了逃学，我其他方面都算诚实；我又害怕父母对我失了望，认定我只会变成一个不成材的人；我甚至想起我们学的《读书歌》的歌词：“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悔恨的眼泪把被头弄湿了一大片，我在黑漆漆的被窝里暗自下决心，并非下决心不再逃学，而是下决心“赎罪”——在下次的考试里考双百！
此后，我仍然逃学，但是再也没有如此长的逃学记录。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这么一个边界，是老师和家长都可以容忍的，一旦我越了界，连原本被容忍的也会变成决绝的禁忌。所以，我通常逃一天，最多逃两天，或者在学校举行运动会或演讲比赛的时候，偷偷溜走。
我记得就在第一次逃学后的某一天，妈妈突然问我：“你逃学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呀？”她很好奇，想到她七岁的女儿一连四五天独自在外游荡又非常后怕。我究竟在干什么呢？说起来我似乎做了很多事情，走过了很多地方（虽然现在看到只不过是那么几条街），但这些又都不算“什么”，也可以说我什么都没做。真的只能用“游荡”两个字来概括，这种游荡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动态的游荡就是走街串巷，静态的则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譬如坐在池塘边看人家钓鱼，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在外面走累了，我则会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待着。我逃学并不是为了做什么，而只是为了躲避上学，看到学校的大门会让我灰心丧气，听见学校的上课铃声简直让我心惊。我知道在这个小城里每天发生着那么多有趣的事，那么多有趣的人在热气腾腾地过活，而我们却被“关押”、“看守”在一个小屋里，被责令将一道早已熟悉的公式抄写二十次、把一组拼音写满整整两页纸……
我游荡到菜市场看小贩儿们卖菜，看买菜的人砍价，看双方如何争执得仿佛要吵起来最后却做成了买卖。我发现总有一些喜爱占便宜的买家，这种人多半是年纪大些的妇女，她们会趁小贩儿不注意再多拿几根小葱、一根黄瓜，在小贩儿发现后想要制止她时，爱撇着嘴说小贩儿多么小气，一旦得逞则欢天喜地。还有一些人，他们总在质问小贩儿的秤准不准，在一堆菜里面挑来挑去，似乎他们对人、菜和秤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小贩儿也分为很多种，有蛮横的，有极端活泼的，有严肃冷漠、不爱搭理人的，也有老实害羞的。有时候，我站在摊子前面观看得出了神，冷不防会被问道：“买菜吗？”我赶紧往前面走去，装作要追赶某个带我来的、不存在的大人。
我也喜欢看那些在菜市场里溜达的狗，它们多半是黄狗，毛很脏，有的断了腿，有的掉了毛，有的缺了一小块耳朵，但这些到处自由走动的狗都很温和，有时候它们用坦诚的眼神看着你，如果你碰巧也看着它们，它们就很有可能走过来，在你跟前站一会儿，或者围着你缓慢地兜一个半圈，发现你没有东西可给它们，它们就离去了。往市场的北面走是水产市场，那地方总是散发着浓重的腥臭，路边有一片片的血污和鳞片，因为鱼贩子就在摊位旁的下水道口杀鱼。我对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好感，但要走到北面那个湖塘去，必须穿过这一带。我只好捂着鼻子匆匆跑过去的，那股气味让我很恶心。
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我感到我刚才呼吸了腥臭空气的鼻子终于被这含着水气、荷叶味道的空气洗涤干净了。每天钓鱼的人总是那么两三个，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偶尔会有一个新人加入，但下次那个人就不来了。我已经忘记了是否看到过他们钓上来鱼，我只记得每次看他们端坐在那儿双手撑着一根竿子一动不动，我就会想起老师教过的小猫钓鱼的故事，我会觉得小猫做的事情显然更有意思。我看他们钓鱼，不如说是和他们一起坐在岸边，共同享受着那里的空气、光线和风景，做着属于我自己的白日梦。
然后，我沿着湖边那条宽阔的土路向西走，穿过一条南北马路，进入一条细长的胡同。胡同里有些住家，临街还有几间仍然用木板门的店面，多半和食品有关，有干货店、卖散酱油散醋的店，还有一家磨豆腐的店。胡同走到头是一所开在城隍庙旧址上的小学校，叫“北门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室就是以往城隍庙的正厅以及东西各三间偏房。因为学校在一个大宅院里，虽然破旧，但颇有点儿古色古香，我就感觉里面的学生并非在上学，而像修行的小和尚或小道士。这个小学校的学生多半来自北边的城郊，但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实验小学的学生幸福得多，仅仅是他们那个被当成上下课铃的喇叭花形大钟都让人羡慕无比。大钟应该是原来庙里的道士用的，悬挂在院子正中间的那棵老槐树上，负责打钟的人在某个时间使劲摆动那条垂下来的粗绳子，清脆而又沉郁的声音就会响起，仿佛踩着一种换沉稳、缓慢的节奏，把“嗡嗡”的震动传播到周围的空气中。这悠远的钟声远远胜过我们学校刺耳的电铃声，更何况就在这座城隍庙的后面，一墙之隔，就是小城北面的湖塘，夏天有人在河边洗衣，有人洗澡，还有小船划来划去地采荷花……我认为在这样的学校里我也会喜欢上课，我也不会逃学。但我只能悻悻然地站在一段距离之外，观看、想象，因为如果我太靠近校门口，可能会被看大门的人当作他们的小学生被抓进去，即使在诗情画意的地方，这种危险也会发生，想起来多让人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