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在不怎么受欢迎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不受欢迎，而且出其不意。我的出生似乎颇能预测我后来的人生，在未来人生的诸多场景里，我都像个不请自来者，有点儿怯懦地走进一个陌生的、不属于我的地方。那里的人起初不怎么欢迎我，我自己更是感到尴尬，但渐渐地，他们接受了我，确信我是个无害的入侵者，而我也终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
我请你们想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县城，它的中心是一条南北街和东西街的交叉口，当地居民称它为“十字街口”。这条南北街和东西街之所以被称为“大街”，因为路面上铺着一层已经坑坑洼洼、处于半毁损状态的柏油。一辆小车驶过（这在当时的县城里并不多见），它就会荡起尘土，而只要下会儿雨，它那些坑坑洼洼就又变成一个个的小泥潭。这两条街就是整个县城的主干，而其它长长短短的巷子、小街多半是被人踩实的土路、煤渣路，从这主干上辐射出去，通往小城中的千门万户。小城的外围是一道坍塌的城墙，大部分城砖早已被人搬走，城墙旧址的四个角，各有一个小湖或者说是天然的池塘，当地方言称为“坑”，因此县城北角的池塘就被称为“北坑”，东边的池塘就被称为“东坑”。这种叫法对于不熟悉河南方言的人来说恐怕很难理解，而且听起来相当粗暴。那一带废弃的城墙最后变成了一条环城的堤岸，沿着这个堤岸，你可以走遍东南西北各个城角（当地人称为“城关”），而且，你总会很快地又回到了水边。这个小县城没有半点儿繁华的影迹，但明朗而安静，甚至不乏古雅；它没有高楼，但有很多树，春夏时节，小街上洒满浓浓淡淡的树荫；小城人的生活不优裕，但也热气腾腾，它还处在半乡镇、半城市的状态，很多居民有个属于自己的平房小院儿，在小院里，他们喜欢种石榴树、柿子树，有的还养几只鸡。
“十字街口”就是此地的繁华所在，其繁华的证明是街口北边有一家国营食堂，东边有两家卖胡辣汤、油茶、豆沫、包子油条的早点摊子。沿南北街向南走几步是县城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商场——百货大楼，紧挨着是人民影院，人民影院再向南是戏院也叫做“大礼堂”，对面是县文化馆……在这些建筑之间，零星地散布着两三家国营商店。这一带就是全城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终日流连的地方。但现在让我们往另一个方向走。从十字街口沿着那条不怎么平坦、宽阔的东西大街向西走两三分钟，在路的南边，我们会看到一家“回民食堂”，这家国营的清真馆子卖的是当地人最爱吃的羊肉烩面和水煮白羊肉、五香牛肉。经过“回民食堂”沿东西大街再往西一点儿，路北是商业局家属院，路南是盐业公司家属院……在盐业公司家属院外头有一家面条铺，它是一间刷着白漆的路边小屋，不营业时窗口挡着一块土黄色的刨花板，上面用粉笔不甚醒目地写着“卖面条”三个字。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屋却是整条街上最繁忙的店铺。每天上午十点钟以后，木板撤去，面条机开始运转，周围各机关单位家属院的人开始聚拢到窗口前排队买面条。在每天排队买面条的人里面，就有我姥姥或是我的某一位姐姐。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也会和我姐姐一起站在窗口前排队的人当中，起初，我姐姐会牵着我的手，但很快，她会看到一个熟人，然后对我说：“你站在这儿排队，我去和她说句话。”这个地方显然又成了社交场。
如今，你大概已经知道世界上曾存在过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这个小地方，曾存在着一个叫“商业局家属院”的地方，院子里大概住着八九户人家。院子中央有一口井，尽管有自来水管，但大人们有时仍会用一条系着麻绳的铁皮桶从井里打水，据说井水冬暖夏凉。因为害怕有人夜里失足掉进井里，大人们在井上加了一个盖子。后来，院子里的小孩儿为了吓唬自己，常常一起趴在井边，挪开井盖，看着深处一圈闪动的水光。在他们眼里，这光圈显然是幽灵世界的入口。
因为我母亲是商业系统的人，我们家得以住进这个家属院。我们拥有东西两处小院，称之为东屋、西屋。在这个家属院里，只有我们家被批准占据两处房屋，因为我们实在是个大家庭。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已经有了五个孩子。我相信大家庭的诞生和响应国家政策有一定的联系，至少在当时，我父母一定坚信毛主席所说的“人多力量大”是真理。他们（尤其是我母亲）一直是很忠诚的干部，积极拥护、追随着党的政策，尽管这政策不断变化以至于让他们有时摸不着北。他们俩都不爱读书，这在那个年代来说，简直是一家的福祉。我父亲的爱好是读报，他的信息都从报纸和广播上来，我母亲则除了伟人专著、党的文件之外连报纸也懒得看，况且她本身就是个“创造者”。我最早接触的有关写作的东西就是我母亲那些大会发言稿，她常常坐在被窝里还在修改她的发言稿。她是那种很早就投身“革命”的典型女党员，在我出生时，她是县城百货公司（也就是十字街口那家百货大楼的拥有者）的管理者，人们称她“王经理”或是“王主任”。
总之，在我出生前，我们家已经热闹非凡，孩子们均匀地相差三岁，他们既相互照顾，也经常打斗，在分享、打斗与和解之间，竟自行建立起一种秩序。但我小时候从未能进入过这种秩序，因为我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常常被母亲带在身边，同时也被比我年长十多岁的大姐姐照顾，就连年轻时对其他孩子都动过拳头的父亲也从未打过我一下，因为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终于懂得疼爱自己的孩子。后来，当所有孩子都能笑着“控诉”父亲年轻时的暴行，当小一点儿的得以控诉年长孩子对他们的“专政”时，我成了个个局外人。我很遗憾自己的童年一点儿也不精彩，既没能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未因此而得到胜利的狂喜或饮泣于失败……我受到家里所有人的照顾，如果我想要什么，其他孩子就尽量让给我，即便是不情愿地让出。对此，我父母的解释几乎不近情理但又理直气壮：“给她，她最小！”这注定我后来很难去为自己争什么，更不用说抢。争抢、挤来挤去、为得到某一种东西而竭尽全力，这对我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事，在热热闹闹的、急躁的竞争中，我一定是转身离开的消极者。这也注定我会喜欢一种较为自给自足的工作，譬如写作。在此类工作中，你做你所能做的，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坐下来继续工作。
我母亲工作很忙，早出晚归，除工作之外，还要到大礼堂（也就是戏剧院）接受造反派批斗。我母亲脾气刚烈，好在我们县城的造反派并不十分凶狠，甚至还有些愚蠢，结果批斗会常常变成我母亲和造反派之间的辩论会，最后则干脆演变成我母亲的申诉会。我相信我母亲的口才在那些年有很大进步，但听说她也受了一些苦，因为他们一整天不给她水喝，也不给她东西吃，只让她说话。到了天黑，批斗会结束，造反派放我母亲回家，原因是考虑到家里有五个孩子在等着母亲。我母亲这时候常常是嘴唇干裂出血，嘴角和鼻子下面起着一粒粒水泡，但她倒没有受辱的狼狈相，依然风风火火、腰板挺直地往家赶。而她的五个孩子则一过了黄昏，就全部等候在家属院大门口。他们就像一小队士兵（主要是女兵），手里还拿着武器，这些武器包括已经裂开的竹竿、从地上捡来的粗壮树枝还有家里用过的废旧锅铲。他们被严厉禁止去大礼堂看自己母亲的批斗会，但仍然有很壮烈的保护母亲的愿望，于是，他们就守在家属院门口，决定只要母亲受人非难就上前救助。
等我的姐姐哥哥们看到母亲的身影像往常一样出现在西街上，他们手里的“武器”就变成了欢迎的旗帜，他们挥舞旗帜兴奋地跑上前围住母亲，簇拥着她回家，仿佛她是个凯旋归来的女英雄。我父亲自己也从来不看对他妻子的批判，至于他妻子的善辩，他在家里也已经领略到了。他那时候在一个叫“财政委员会”的单位做会计，另外还在一个叫“烟叶管理办公室”的地方做兼职会计。这两个政府机构如今都已不存在了。据说，他经常出差，如果不出差，他更愿意在外面和朋友们喝酒，他是县城里有名的饮者。
当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在东屋和西屋里，我的五个哥哥姐姐来来往往，制造出非凡的骚动和喧哗。好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噪音污染”的说法。我的哥哥姐姐之间完全谈不上礼让，但彼此真诚相爱。只有一个成年人在照料着他们、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运转，这个人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姥姥。所有看过关于旧时代电影的人大概都不难想象这么一位旧式妇女：她裹着小脚、在脑后梳着那种圆圆的发髻、穿着斜襟盘扣的净面布衫。她是个整洁讲究的乡下老太太，却又异常能干。在臭名昭著的1942年洪灾期间，她带着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逃荒在外，前往河南救济灾民的西方传教士的稀粥救了她们的命，于是，她成了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从此以后，任多么强有力的宣传都无法改变她的“偏见”——外国人并不坏，美国人并不坏！她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观朴素的妇女，她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亲身的经历。她的不慎言论曾给我母亲带来很大恐慌，这使我姥姥在外人面前只能尽量保持沉默。但在她的外孙外孙女面前，她仍然虔诚地信着她的主，给他们看她藏在自己小抽屉里的基督牧羊图，并毫不掩饰自己那个政治不正确的“偏见”。
我姥姥后半生的操劳都是为了我们。从她的女儿生下第一个孩子，直到我这个不速之客来临，她一直充当着大家庭的保姆。她在乡下有地，也有她自己的房子，但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我们家，带年幼的孩子，给年长上学的孩子做饭，还负责管教他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耗尽了她的心力。在城里粮食困难的时期，我姥姥把她乡下地里的产物全都带到我们家，我的姐姐哥哥们才不至于挨饿。我姥姥会用自己地里产的花生榨油，给孩子们烙油饼吃，还用她自己地里出产的黄豆晒“酱豆”……就是这样，她踩着早已变形的小脚，在我们家和她的田地之间奔波。她仿佛会干所有的活儿，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牺牲、坚忍、勤劳持家等所有的美德，但她绝不软弱可欺。如果我父亲和我母亲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她就会表达她的愤怒：离家出走！这当然是我出生很久以后家人告诉我的，但我能想象她气愤地扬长而去的样子，我能想象她如何坚决地拒绝我父母的劝说和恳求，我还能想象她挎着她的小布包、头也不回地走在县城和乡村相接的郊道上……往往是这样，她愤然走在前面，我父亲推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跟在后面。他深知没有他的岳母，整个家就会瘫痪，所以他一路跟着，巴望她回心转意。他不善于道歉，只是一直说：“妈，走得累了，快坐到车子上吧。”他经常得不到理睬。有一次，他突发奇想，说：“好，你要回去就回去，但是这么远的路，你要走到什么时候？你坐上来，我送你回家！”我姥姥起初将信将疑，但他说得很坚定。于是，我姥姥就坐上了他的车后座。起初，我父亲蹬着自行车往姥姥那个村庄的方向去，但他后来越蹬越快，到了某个岔路口，突然一个大转弯，然后飞快地朝进城的方向蹬。我姥姥发觉受骗了，但不敢从飞速前进的自行车上往下跳。她坐在后座上不停地打我父亲、喝令他马上停车，但他不为所动。这样的喜剧不只发生过一次。是的，我就是降生在这个笑笑闹闹、缺乏严厉长者管束的家里，在一群偶尔善感却并不多愁，甚至还有点儿爱享乐、颇能自给自足的人当中。我想不到比这更合适的一个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