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21日，周恩来致信罗素，并致印度、锡兰两国政府备忘录。说明两次与罗素的秘书会谈的情况。同日，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说：罗素的秘书是要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再让步，我已告诉他中国做不到。希望大使回国后将情况报告总理。
由于罗素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情结，故他这样说过：“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但是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16] 有时，罗素为了保持某种英国绅士的风度，相当注意某种礼貌，例如在书中和在私人信中对中国的印象还是有着区别，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17]
1965年10月22日，周恩来致函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他在公众集会上谴责美国侵略行径、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支持他为国际主义与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11月30日，罗素复信周恩来，表示将全心全意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
时隔44年，即1966年，《中国问题》一书在英国重印，罗素在此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此时的中国正爆发“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后的4年中，90多岁高龄的老者罗素一直冷眼旁观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运动”。
在一次访谈中，著名翻译家何兆武回忆了自己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的戏剧性经过：“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罗素到中国来访问，罗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体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当时商务印书馆找我来翻译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文革的时候说我这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因为罗素是资产阶级。幸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书是毛泽东交给译的，我想给我这个帽子的人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他也是反毛泽东的啦。” [18] 何兆武先生在回忆自己在文革中为何被打成反革命时说到：因为有以下两条：
一条是我们排长宣布我“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不喜欢看样板戏……。另一条是我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罗素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他们的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和我是同班同学，很熟，在运动以前常有来往。运动期间不敢接触，互相都怕连累对方。运动以后恢复联系，她告诉我，这本书是毛泽东交译的。二战以后，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个人合搞世界和平运动，搞得很火热，实际是针对美帝的世界霸权，所以我们很欣赏。尤其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是亲身经历过“五四”的，“五四”时期罗素到中国来过一年，非常欣赏中国文明不过他的欣赏跟我们也不尽相同，他是因为中国文明没有被现代化所污染。后来毛周联名邀请他到中国访问，他也很愿意来，但他已97岁，身体不好，就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吩咐下面翻译出来。那个时候出版非常严格，凡是翻译国外的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凡是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都是内部发行。所以这本《西方哲学史》只能内部发行。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交译的，后来知道了，觉得军宣队很荒唐，他们定我罪的时候竟然不考虑这书从哪里来的。[19]
注释
[1]Ronald Clark, 1981. 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Knopf ，1981,p.389.
[2]Christopher Farley.1976. “Bertrand Russell: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in Russell in Review, ed. J. E. Thomas and K. Blackwell, Toronto: Hakkert, p. 20.
[3]顺便提一下，周恩来于1920年12月13日抵达马赛港，随即去巴黎，并于1921年1月5日又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有趣的是，这个广场就是以罗素祖父命名的。
[4]罗素：“实现的与破灭的希望”（1955年〕，《罗素文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2000），第28卷，英文版137页
[5]罗素：“中国没有暴君的位置”（1955年〕，《罗素文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2000），第29卷，英文版274页。
[6]罗素：“东方的危险”（1955年〕，《罗素文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2000），第28卷，英文版256页
[7]转引自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书屋》，2004年11期。
[8]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16日），《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选集》（下卷），1980年版。
[10]朱洪：赵朴初赵元任的三次交往，中华读书报，2006年04月05日
[11]章立凡：“翻开尘封的历史——记张申府先生”，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962）》 第九集，1964年7月第1版，第163-164页。
[13]转引自克拉克：《罗素生平》（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Knopf ，1981），英文版第606页。
[14]摩尔海德：《罗素一生》(Bertrand Russell: A Life, Viking, 1993)，英文版第533页。
[15]转引自蒙克：《罗素：热狂的幽灵》(Bertrand Russell: the Ghost of Madness, Free Press, 2000)，英文版第450～451页。
[16]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64—165页。
[17]“罗素致柯莉的信”，1920年12月3日，原件存罗索档案馆。
[18]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50496.htm。
[19]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11/08/18965543_1.shtml。
节选自《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丁子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