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传记作家克拉克（Ronald Clark）记述道：“在北京，罗素作了五大正式讲演…毛泽东与周恩来出席了听讲。”[1] 罗素最后的秘书法丽（Christopher Farley）也如此肯定说：“青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听了罗素的讲演。”[2] 这些说法仅是部分正确，因为根据新考证的资料，毛泽东确实听过罗素的讲演，但并非在北京，而是在湖南长沙（我们在另一章节将要详细提及）。周恩来有一定的可能出席过罗素在上海的演讲会，因为罗素是1920年10月12日到达上海，并于10月14日至16日作了三次正式讲演，而周恩来于1920年11月17日也在上海乘法国波尔多号邮船去的法国勤工俭学。[3]这在时间上有可能。据罗素的第二任夫人多拉•勃拉克致华人学者周策纵的信中提到，她自己在中国见过周恩来（详述见后）。以此推理，罗素也应当见过周恩来。本书著者则认为，这些说法仅为可能，但无其他更多的资料佐证，因为多拉写信时已相当年迈，恐记忆有误。
本作者本以为罗素没有直接谈论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经过考证，发现他曾多次提到这两个中国红色领袖，尽管包含一定的批评。1955年，罗素在“实现与破灭的希望”一文中，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是生存还是毁灭，就依赖马林科夫、毛泽东以及杜勒斯的决定，而不是我们这样的芸芸众生。”[4] “一个新的强大的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5]在“东方的危险”一信中谈及：“艾森豪维尔与周恩来这两个强人当前将人类置于继续存在的紧迫危险中”。[6]
1960年，旅美学者周策纵出版了55万字的英文版《五四运动史》，随后又编辑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书中详列“五四”时期出版的近千种报刊及其它资料，注明其出版地点、出版日期、编辑人员及撰稿人名单，并包括中文及外文译注。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出版后同时成为大陆和台湾的禁书，上世纪80－90年代后又同时为两地开禁，而成为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1978年12月，哈佛大学出版社给周先生转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第二任夫人多拉•勃拉克•罗素，即那位随罗素访华的那位女士的亲笔信，信中说：“敬爱的周策纵先生：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到你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史丹福大学或哈佛大学，或者甚至你是否还活着？但是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周策纵先生接信后评价道：“她这些话，以这样年迈的西方妇女改革运动先驱者如此说来，真令人感动。这不但使我个人感到惶恐，它更可能是‘五四’青年一种意外的安慰了。”[7] 在访华时，倍受争议的勃拉克怀了孕，返英不久两人正式结婚；虽近六十载逝去，但这位女性始终保留中国情结，看来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真的“穿透了她的皮肤”，并在中国真的“吸收到她的生命哲学”。从这封信还可以作出各种层面的解读。其中之一就是罗素与周恩来曾经见过面，这在别的资料上似乎没有确切记载。不过，根据与周恩来有关的南开校史记载，罗素曾在梁启超的引介下在这所学校作过讲演。
还有多处有关周恩来（1898～1976）与罗素间接有关的记载。一处是周恩来早年批判罗素一类观点是提到：“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工团主义和英国行会社会主义，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至今还无法相容，但在经济制度上却有一个相同之处，便是都主张产业自治，都反对生产集中。……行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中要算最狡猾最调和的，其坏恰如受资本主义之毒最深的英国人性。以中国情形，要用他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也只好让那些到了湖南才知中国穷的张东荪辈闭着眼睛坐在屋里乱讲去罢。好坏都与贫民无关，本来他们都是些英国绅士派的模仿者啊！“[8] 显然，这里所说的英国绅士派就是罗素。另一处是周恩来本人曾提到：“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原夫人）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9] 再一处是1963年人民日报报道说“周总理接见英哲学家罗素的代表”。还有一处是人民日报报道：1973年5月13日晚上9点，周恩来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国务院教科组组长刘西尧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籍中国学者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及其子女。参加会见的还有周培源、吴有训、邹秉文、黎锦熙、竺可桢、吕叔湘、丁西林、赵朴初等，共约50人。81岁的赵元任和85岁的夫人杨步伟是4月21日抵达北京的。自1938年离开昆明出国，这是35年后他们第一次返回内地。二女儿一家在内地，他们已经分别27年。对于杨步伟来说，除了见许多亲戚、朋友，看看当年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外，她还想了解一下祖父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的情况。大家随便聊天，除了大外孙女婿林迈不是中国人，其他都是中国人，因此会见不用翻译。“周总理在谈话中说道，赵先生执教清华大学时，他曾考虑去跟先生学语言学，后来先生给罗素做翻译暂时离开了清华大学，所以没能去学，也就不曾见着先生。赵元任听了非常高兴，说，幸亏没有跟我学语言学，不然中国可就少了一个好总理。大家听了周总理和赵元任先生风趣的谈话，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10]
章立凡这样透露：“老先生（张申府）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11]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这也是当时国际最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之一；除了直接的领土问题，它还涉及了西藏问题，中印两国综合利益问题，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争霸问题以及中国本身的国际地位问题等；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亚洲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战争分两个阶段，即10月20日至28日，11月16日至21日，中国赢得了重大军事胜利，而印度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罗素致电周恩来和他的剑桥校友兼老朋友尼赫鲁，敦促双方尽速停火撤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并建议印尼苏加诺总统、加纳总统恩鲁玛等参与调停。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很快对他进行了回复，并都派大使馆官员拜访了他。
据一份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月二十二日给英国罗素先生的信”的外交部解密文件，周恩来曾这样写道：“尊敬的罗素先生: 我非常高兴地从报祗上看到你十月十四日在伦敦发表的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侵略罪行的演说;在此之前,我还收到你就越南局势问题给我的来信。当此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 周恩来接着又于11月16日复电罗素，并于11月24日再写了一封长信给罗素。[12]
周恩来与尼赫鲁一样都还接见了他的代表舒恩曼(R. Schoenman)和鲍特尔(P. Pottle)。不过，这个舒恩曼僵化的作法有辱使命，罗素后来说道：两位代表“在第一次与周恩来总理见面时，气氛是有礼、友好而有益的；但第二次会面因为他们的行为以及愚蠢的轻率而受到中国方面严厉地谴责。作为他们的赞助者，很自然我受到了质疑；对我的苦恼以及我们工作严重的困扰来说，我一直未能恢复与中国政府温暖而友好的关系。”[13]舒恩曼是一个有点骄横气傲的人，在印度，主人问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以问为道：“在这么热的地方怎么做爱？”在中国，主人带他到湖上划船，他竟脱衣下水游泳；他想见毛泽东，等不耐烦了，便在下榻的房间里拿起电话叫道：“毛主席是一条神牛！”后来周恩来代替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但因各种原因，两位代表遭到了“驱逐”。[14]不久，尼赫鲁改变了不结盟政策，从而向美国求援；1962年11月，肯尼迪决定介入战争，并援助印度军队。中国方面则迅速撤军并归还了全部缴获的武器。
在《墨脱的诱惑》一书中，中国军旅作家金辉这样评论道，“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在《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一书中，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N. Maxwell）也感叹：“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当然，这一切是由于当时各种实际情况决定的，其中有些内幕恐怕很难明了。
不过，当时的罗素显然洞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相信这场冲突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他说道：“战火将继续，首先对中国有利。美国与英国将出面援助印度，但会发现除非动用核武器，它们无法击败中国。它们将要动用这种武器。中国将显示自己与俄国的不同，而俄国同样也会动用核武器，不止对付印度，而且对付西方。在很短的日子里，整个世界将变得与现在的喜马拉雅山一样空旷而荒凉。”[15]
罗素所作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43年以后，据2005年8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8月25日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公布了新近解密的录音带，表明在1963年5月，肯尼迪和他的顾问讨论过如果中国第二次袭击印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以及怎样防止印度成为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中另一张倒下的牌。在录音带中，国防部长麦克拉玛纳说：“在我们认真帮助印度不受中国入侵之前，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印度抵抗中国的袭击，我们必须使用核武器。中共对于那个地区任何部分的攻击都会使美国有必要使用核武器，这总比调动大量的美国军人好。”肯尼迪说："我们应当保护印度，所以（如果印度遭受攻击）我们将会保护印度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蒂文•科恩说：“谈话的背景是肯尼迪非常非常非常倾向于印度。他把印度看是中国的天然制衡力量。”科恩回忆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他暗示说肯尼迪的顾问们提到可能使用核武器也许还有一个动机。他说：“我们在韩战打了个平手，我们很担心苏联。可见他们提到了‘核武器’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肯尼迪在印度做任何事情。这种方式是把赌注拔很高，以至于你不可能选择它。”据印度分析人士说，他们被录音带的公布惊得目瞪口呆。哈佛大学南亚历史教授博斯（S. Bose）说：“很显然，1963年和2005年不乏相似之处。主要基调是怎样遏制中国。”不过分析家指出，美国即使考虑过所谓的核武器选择，在下一年也一定会放弃了，因为1964年中国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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