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的开拓者：记丹尼尔．艾伦教授
发布: 2016-4-20 18:47 | 作者: 张隆溪
艾伦对美国研究做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在他对过去和现在许多美国作家的阐释。读他回忆学术和文化生涯的文字，他对二十世纪美国一些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化人物的评论，的确很令人神往。1929年，他去密西根大学英文系学习，在那里他“在系里一次聚会上遇见了叶兹（W. B. Yeats），并且坐在他身旁。”他觉得很高兴的是，在密西根大学英文系，他“可以听伟大的叶兹吟诵他的詩，优雅的艾略特讲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詩，还有批评家理查兹（I. A. Richards）热情洋溢地朗诵劳伦斯（D. H. Lawrence）的詩作”（页34）。在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校园里，常常可以见到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的学识和才能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在哈佛，艾伦回忆说“乔治．莱曼．基特里吉（George Lyman Kittredge）是个长着白胡须、学养极丰厚的大学者，他只要把他的手杖一挥，就可以让马萨诸塞大道上所有的车都立即停下来”（页42）。基特里吉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在二十世纪初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当年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程度，现在的人文学者真可以说望尘莫及。在哈佛，艾伦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阅读当时还没有进入经典的作品，也是哈佛英文系当时还没有人讲授的作家，包括纳萨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艾伦说：“麦尔维尔的书十分重要，主要由于奥尔逊（Charles Olson）的努力，那时候他刚刚起航，开始他探索麦尔维尔水上世界的旅程。那时候康明斯（E. E. Cummings）的姓名还没有固定为刻意与众不同、全部小写的形式，他那时是我们文学反叛的试金石，是我们俗世间的彼得．潘（Peter Pan）”（页44-45）。1930年代中，在哈佛一次情绪激昂的集会上，艾伦听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发表演说反对法西斯，支持西班牙政府，不禁为之欢呼。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马尔罗瘦削，眼窝深陷，身穿一件没有熨过的制服，一面讲话，一面不停地抽烟，活像是刚刚从他一部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页50）。艾伦在哈佛遇见过著名诗人麦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gh），听过卡尔．荣格（Carl Jung）讲课，在学生当中认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那时看来好像随时都饥肠辘辘的样子”（页56）。1939年，他应聘去史密斯学院接受面试时，那时的校长是威廉．阿兰．尼尔森（William Allan Neilson），一位研究莎士比亚颇受尊重的学者，他和艾伦讨论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关于惠特曼的新书。艾伦认为尼尔森一定是最后几位“还肯阅读自己学校教员著作的大学校长”（页66）。艾伦虽然没有以感伤怀旧的笔调来写这些往事，但他的确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那时候大学校长们还在读书，讨论学术，而且文学和文化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说来，也还无可否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就像他为美国总统勾勒几幅文学剪影一样，艾伦也给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几个女子大学绘制了饶有趣味的微型肖像。他说这些女子大学“每间都有自己基于传言的特点，”如瓦莎学院（Vassar）给人的印象是“初出茅庐，有文艺气息”；布瑞摩尔（Bryn Mawr）和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则是“严肃认真，有点学究气”；威尔斯利（Wellesley）“在社会意义上安全而体面”；史密斯学院则“在政治上和性问题上自由开放，在所谓‘七姊妹院校’中最少地区色彩”（页67-68）。他在史密斯学院教过许多颇有才华的学生，其中包括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还有一些有名的同事，如诗人奥登（W. H. Auden）、作家凯塞琳．安．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1941年夏，艾伦参加设在弗尔芒州的“长条面包英文学校”（Bread Loaf School of English），和诗人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及其研究生助手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等人一起，“结队到附近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家里，听他随意漫谈”（页74）。那时正值时局动荡，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艾伦所说，“与希特勒和裕仁天皇之战压倒了其他一切”（页77）。他很想从军，但没有通过为参加海军所做的视力检测，后来也一直没有得到服役通知。在战争年代，艾伦“跨越了大学和社会的分界”，在当地一个农场干活，还加入了诺桑普敦的后备警察队（页81）。二战以后，他应邀到欧洲和其他很多国家去讲授美国文化课程，很自觉意识到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他说：“我到这些地方不是去‘兜售’美国，而是去‘解释’美国，不是去淡化美国的弱点，而是去讲解其来龙去脉。”他完全知道自己角色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是美国“文化的宣讲者”，很乐意歌颂美国的自然山川和政治制度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美国的批评者，毫不犹豫地“把家丑外扬”（页92）。他最先从1949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美国研究班开始，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到过世界各地，包括冷战时期苏联东欧集团的许多国家。艾伦说，在芬兰，“从1951年九月至下一年五月间我之所见所闻，使我对‘伟大的苏维埃实验’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全部化为灰烬”（页97）。1950年代初在赫尔辛基，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显然对艾伦的政治立场做出了错误判断，徒劳无功地想策反他为苏联间谍。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那之后，苏联便逐渐放松了对其卫星国的控制。艾伦1962年在波兰就见证了这样的情形，尽管那时候波兰仍然还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
艾伦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他写作《左翼作家》的过程，那是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一出版就立即获得普遍好评。这本书以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为题材，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1930年代美国的激进派。艾伦说，“在《左翼作家》里没有坏人，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宁可把他们表现为美国公民，那是一个尚能容许不同政见、具有灵活的阶级结构的美国。我想挑出过去和现在一些艺术家、作家和政治人物，他们是我喜欢那种不合俗流的人，体现了美国激进传统中我赞赏的方面。”他最后总结说：“所以至少在我自己，《左翼作家》是一部具有爱国精神的书”（页192）。艾伦还回忆了他与被称为“纽约知识分子”那群人的交往。不过在他看来，这一称呼使他们显得好像很协调一致，实际却并非如此。“1936年，他们接管了斯大林主义者创立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于是有了一份发行量虽小、影响却很大的杂志”（页119）。这帮“纽约知识分子”包括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界许多著名人物，其中有些人在1930年代是左翼，或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到了1960年代，全美国，尤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另一种左倾或激进主义运动。争取民权的运动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越战更激发了学生们的抗议。艾伦一贯持平，怀疑任何走极端的立场，不过他说，在激进的六十年代，左右两派的忠实信徒都“鄙弃我们温和的中间立场。在三十以下和某些三十岁以上的左派们看来，我们那种政治和文化都已经过时了”（页159）。1967年在纽约，艾伦主持了新老左派的一场辩论会，新左派由两位“青年雅各宾党人”代表，他们完全不理会老左派们在说些什么，只借此机会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艾伦说：“这些政治舞台上的新星们只急于自己说教，却无心听别人讲话，在他们眼里，无论这些老家伙们说什么都无关痛痒。可是他们那些口号和策略又如何呢？所谓‘解放’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罢课’又是什么呢？”（页161）。激进的学生运动造成了代沟，这一点艾伦在伦敦的一场音乐剧表演中就看得很清楚。“《头发》（Hair）一剧赞美青年造反派的标记——大胡须和凌乱的发式——并宣称打破语言和性禁忌之神圣，不过其总的讯息（主要针对三十岁以上的人）大体的意思不外乎就是‘去你妈的，正经！’”（页162）。和美国最激进的大学校园比较起来，欧洲的学生示威活动就显得比较温驯。艾伦1969年在汉堡讲诺曼．梅勒，他发现那里的学生“人人都好像平静而讲礼貌。只有墙上涂写的骂人话是暴烈的”（页167）。那时在美国的某些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有比较激烈的抗议活动，而激进主义的确有种类和程度之别，其破坏性或暴力也是如此。
1960年代欧美激进学生的游行和抗议活动，其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西方人理想中那种毛主义的乌托邦式幻想，但他们的激进行动——他们的性解放和性革命、摇滚乐音乐会、吸食大麻、披头散发、穿着讲究某种服饰、还有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的举动等等——和当时在毛泽东的中国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暴力行动和真刀真枪的武斗比起来，就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了。艾伦1980年春到中国访问，那时毛已去世，文革已结束，邓小平已开始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在访问期间了解到很多文革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灾难。艾伦说，中国曾是一个特别尊重老人的国家，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不孝曾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过，”可是文革中出现了红卫兵，“毛的年轻信徒们破四旧（包括书籍、家具、艺术品、唱片），在公众场合侮辱长者，强迫老师们挂黑牌、戴高帽，甚至逼得他们当中有些人自杀”（页175）。那的确就是文革当中的现实，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那时我在成都是一个中学毕业生，我们中学里许多老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里。一位数学老师就因为受不住拷打和侮辱，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从被关押的教学楼三楼跳下来，自杀而死。我亲眼看见卧毙在水泥地上那位老师僵硬的尸体，那个死亡的印象比成千上万充满光、亮、鲜正面人物形象的文革宣传画更令人难忘，是文革十年更具深刻含义的象征。艾伦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到中国访问，听到很多人讲述文革造成的伤害，他说，“每一个过来人和受害者都有一个故事要讲。”所以文革结束时，“人人都欢呼四人帮的倒台和逮捕毛的寡妇江青”（页174）。现在回想起来，真很难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有如此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曾经如此尊重知识和教育的国家，竟然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践踏一切文化，弃绝一切知识，把自私、怯懦和人性当中最坏、最野蛮的东西都释放出来，完全失去理性，戕害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不过我们如果看1970年代后期的柬埔寨和红色高棉，看波尔．布特那杀人如麻的疯狂政权，我们就可以看到由毛主义激发的更暴力、更极端的左翼政治。正如艾伦所说，“在不同国家里，激进运动依据一个国家所能容许的程度而互不相同。国家越稳定、越富裕，也就越宽容；民主政治，无论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往往看起来——而且实际上——也比威权政治更多一点自由，因为一个社会达到共识的基本设定，哪怕事实与之并不完全相符，也并非毫无意义。富国比穷国更能容忍异见，执法更宽松，对年轻人的违反法规也镇压得不会那么快”（页177）。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中国很穷，而1970年代的柬埔寨更穷。这也许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革之后的中国何以必须走改革开放的路，因为那绝不仅仅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的决策，更重要的是，文革之后的中国已经频临经济崩溃的边缘，要挽回这样危险的颓势，改革开放是必须跨出的一步。
人类要从自己过往经验中吸取知识和教训，就必须要有历史和记忆。二十世纪以来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许多传统观念产生疑问，尤其在西方现代批判理论中，对真理、现实、客观性、知识和再现等等基本概念都提出质疑，对历史叙述和任何经验的复述也都抱怀疑的态度。于是传记和尤其是自传变成一种复杂的文体，往往在叙述中自觉反思自身叙述的构建性质。艾伦在《美国研究者》一开始就说明，他的很多评论和判断“缺乏历史的尊严和分量，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可以得到验证”（页5）。他也明确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可能是偏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写作已经不可能或者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历史并不是枯燥乏味、死气沉沉的一堆数字和干巴巴的事实，而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叙述，是通过想象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人们的动机、意愿和行动。既然过去的一切不可能完全复原，许多细节和关联一去不复返，历史家和传记作者的使命就在于通过合理的推测和必要的想象，在历史的片段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在历史总体中理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和人生的历程。这样的历史和回忆极有价值，在近年出版的同类型著作中，丹尼尔．艾伦的《美国研究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