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生于1912年，今年已是102岁高龄，不仅健在，而且精神矍铄，实在是学界翘楚和一位传奇式人物，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见证；对我个人而言，更是一位亲切的师长和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是哈佛英文系维克多．托马斯英美文学教授（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三十多年前的1983年，当我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时，他刚好在那一年退休。然而他精力充沛，这么几十年来，一直继续在哈佛英文系做他的研究，而且成绩斐然。他是美国研究的权威，赵一凡就是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我在比较文学系，不在英文系，也不是专攻美国研究的学生，可是艾伦教授对我很关切，常让我在办公室和他见面聊天，问起我的学习和阅读。他还常看我写的文章，教我写英文如何可以简洁有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赘词，又告诉我说，能用动词的地方就不要用冗长的动名词。我们在一起谈中国和美国，谈文学和写作，而他兴趣广泛，谈论的话题很多，可以说无所不谈。我回想起来，脑海里还清晰浮现出艾伦教授坐在他办公桌后面的样子，常常把一支烟斗叼在嘴里，或握在指间，带着长者慈祥而和蔼可亲的微笑侃侃而谈，言词充满睿智和洞见，也往往带着他特有的一种幽默。他知识面极广，对各类问题的看法都很合乎情理，让人很容易认同。在哈佛求学期间，与他交谈在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的随和使我在他面前毫无局促之感，完全可以畅所欲言。我离开哈佛去加州大学任教之后，我们也常有书信往来，艾伦教授曾在一封信里幽默地说，我们“在华伦大楼23号房间那块圣地里，常讨论一些危险的话题。”华伦大楼（Warren House）23号房间是他在哈佛英文系的办公室，所谓“危险的话题”是指我们讨论学术问题时，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时尚和一些明星式人物，往往提出批评而毫无顾忌。2010年四月，我应邀到哈佛比较文学系做雷纳托．坡吉奥利讲座的演讲（Renato Poggioli Lecture），在巴克中心（Barker Center）英文系新的办公室里，又见到了已是98岁高龄的艾伦教授。和从前一样，他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和我聊天，兴致极高，谈锋犹健，还送给我一册在那之前不久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题为《美国研究者》（The Americanist）。虽说这是他的个人回忆录，但此书更是以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来写出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纪录。正像艾伦教授自己所说，他是“美国的儿子”（native son），但他“既没有与美国人集体大家庭疏离，也没有毫无保留地投入其怀抱”（页2）。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就是美国精神最好的代表，在他生活中，在到世界各地去讲美国文学和文化时，这种精神就是他遵循的重要原则。
丹尼尔．艾伦是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专业毕业的第一位博士。他先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教美国文学、历史和文化，前后三十年，1971年之后又到哈佛任教。他常常由美国新闻处安排，到别的国家去讲授与美国文化有关的课程。他在美国研究中贡献极大，也在毕生事业中获得了辉煌成果，赢得了各种奖励。他的早期著作，1961年出版的《左翼作家》（Writers on the Left），早已成为研究二战后美国文学和文化的经典之作。他后来发表的著作，如1994年出版的《美国笔记》（American Notes）和2007年出版的《美国研究者》（The Americanist），对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文化和社会历史都有极敏锐的观察和十分精到的评论。他创立美国文丛（Library of America），以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保存美国文化遗产的精髓，他在其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得到普遍承认。2010年三月，由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授予他国家人文勋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那是美国人文领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2012年，艾伦教授满一百岁，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授予他百年勋章（Centennial Medal）。他的同事，哈佛英文系海伦．梵德勒教授（Helen Vendler）赞扬他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他都是美国研究这门学科主要的创始人。”他的另一位同事，韦纳．索勒斯（Werner Sollers）也说，他“身体力行了一个世纪来的美国研究。”艾伦的回忆录既有个人生活的回顾，也有对美国社会与公众生活的评述，所以题为《美国研究者》实在名副其实，最恰当不过。我们读这本书，也可以增多对二十世纪美国的了解。
《美国研究者》这本书开头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在加州和芝加哥，然后讲述去密西根大学读书，到哈佛做研究生，在史密斯学院和哈佛任教的学术生涯，同时记叙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到外国去所起的作用，回忆他“作为国家的代表者——美国指派的宣讲者到外国去，讲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学。”但他绝不是去宣传美国，恰恰相反，他觉得“在道义上有责任”揭露美国的缺失，因为他坚信“坦诚揭露弱点就是最切实的外交”（页2）。此书谈论美国文学和公众生活确实多于记叙个人生活。艾伦自己描述这本书说：“我对一生所经历过十四位‘总统史迹’的回顾，散见在《美国研究者》一书里，所谓‘总统史迹’（presidentiad）是惠特曼发明的一个词，指总统任期”（页4）。虽然艾伦承认散见书中这些回顾美国多位总统的文字，都是他个人难免偏颇的看法，但也许正因为这是些带有个人偏见的看法，读来却格外有趣，寥寥数笔，便为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肖像。
书中提到的第一位总统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在艾伦出生之前三个月当选为总统。艾伦对这位总统的印象主要是透过他的批评者眼中所见，他说，“虽然家人谈论中早已把威尔逊说成是一位被牺牲了的总统，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我却从未深究，去看看在那闪光的无边眼镜、浆过的领口和丝织的帽子下面，他还有些什么”（页24）。1930年代在哈佛学习的时候，艾伦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倾向左翼。他回顾当年他的政治倾向时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自认为是统一战线的一部份，”不过他们当时“绝不是共产党‘路线’的盲从者，而只是毫不含糊地反法西斯。”艾伦虽然认识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党员的身份，”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参加共产党。在他看来，尽管美共用了各种手段来本地化，却仍然“显得‘外来’、‘格格不入’，甚至滑稽”（页56）。不过他对三十年代美国左翼的兴趣对他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却证明很有价值，也使他得以接近二十世纪美国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
1936年初秋，正值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艾伦在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大道上遇见了罗斯福总统的车队，他对总统欢呼致敬，并说“他是我的英雄”（页47）。艾伦认为哪怕罗斯福有各种不足，但“按照我的标准他既精明又伟大。你不会赞同那些神经过敏攻击他的人，最多可以承认他的批评者们说得大概不无道理，但无论如何，你仍然可以为他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页48）。艾伦1939年到位于麻省中部诺桑普敦市（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学院任教，在那里结识了葛瑞丝．库力治（Grace Coolidge），她的丈夫加尔文．库力治（Calvin Coolidge）曾是“诺桑普敦前市长，麻省前州长，合众国第三十任总统”（页65）。艾伦在那里积极参与地方和全国性的选举过程和政治活动，他说：“在诺桑普敦和周围地区，政治是件严肃的事情，使很多人都卷入其中，包括我自己”（页76）。艾伦和他夫人成为政治活跃人物，许多学界同行都来找他们了解局势，请他们提供参考意见，结果“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也觉得我们值得来往。每当选举时节，州里和全国的候选人都会到我们家厨房来拜访，听取我们的意见，看应该联络哪些有用的人”（页76）。艾伦毫不殆惓地研究美国政治和社会，而总统就是这政治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好几位总统的评论为读者提供了简洁生动而且很有启发意义的描述。
下面是艾伦对杜鲁门总统的评论：“假如他没有丰富的头脑和宽阔的心胸，也并不使人觉得气质高贵，但他让人觉得可以信赖赫尔曼．麦尔维尔所谓‘伟大的民主之神’，正是这位民主之神把哈利．杜鲁门从小石块堆里拣出来，扔进了白宫里去”（页80）。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艾伦喜欢的总统候选人，他坦率承认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要花更长时间才可能度量艾克的分量，认识到他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高大得多的人物。”艾伦绝不可能自在地佩戴“我爱艾克”的胸针图章，他还曾取笑艾森豪威尔不能自圆其说，笨拙无能。“只是在他结束了他的告别演说，开始公开地说出他曾经小心暗示过的，那就是军方和工业界勾结起来形成的威胁，我才逐渐对他复杂的性格有所了解”（页81）。在此书的好几处地方，艾伦都坦承自己抱有偏见，并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但他基本的信念和政治立场则始终一贯，毫不动摇。艾伦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政治立场又偏于左倾，所以对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人生活中投下那个巨大的阴影极度反感。他认为麦卡锡“毫无疑问带出来了最坏的人身上最坏的东西，但他只是个虚张声势吓人的家伙，其实力远不如当年表面看来那样不可一世，而且现在回头看去，他更像个跳梁小丑”（页121）。不过在麦卡锡大搞非美活动调查、到处追查赤色分子的时候，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反抗的危险也确实压在所有美国人头上。1951年的某天，艾伦在诺桑普敦参加两个地方俱乐部联合举行的会议，他在会上公开批评了麦卡锡参议员，结果他发现只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时，眼睛直视前方，悄悄地说，他很高兴我把话说出了口，但所有的听众都面色严峻，没有一个人为我鼓掌”（页78）。也许同样出于对右翼政治的反感，艾伦很讨厌理查．尼克松，他在诺桑普敦曾见过此人，因为尼克松的女儿那时在史密斯学院念书。艾伦说：“我恨的尼克松比尼克松本人更真实，”他认为尼克松是“从麦卡锡主义的乌云里降下的一个妖怪”（页129-30）。“尼克松在我看来像是政治传染病长出的一块脓疮，几乎像个骗子。……尼克松颇有马弗里奥（Malvolio）的味道，他言谈举止之夸张和肢体之笨拙，真实的他与他自我幻想之间的差距，还有他那些听起来绝不悦耳的粗话，这当中都有点悲惨的意味”（页130）。水门事件的丑闻使尼克松下台，但他的“虚假和故作姿态”也更使人厌烦（页131）。在尼克松“毫无悲剧感的败落”之后，艾伦认为“福特总统的继任几乎是反高潮，而这位新总统既不让人欢欣鼓舞，也不至令人哀声叹气”（页131）。与尼克松和福特比较起来，里根总统则复杂得多，而对艾伦说来很有点不痛快的，就是“承认没有那么激烈反对的人早已看到的一点，即里根在政治上很有一手，而且很得人心”（页180）。艾伦到史密斯学院任教时，南茜．戴维斯（Nancy Davis）是那里的学生，她后来成为里根夫人，在艾伦的记忆中，她绝对保守，后来对她丈夫影响颇深，把他“从一个温和的民主派和把罗斯福当成英雄来崇拜的人，转变成非此即彼、黑白两分的斗士，成为苏联那个‘邪恶帝国’的头号敌人”（页181）。艾伦把里根的总统任期视为“一齣拖泥带水的好莱坞史剧”（页181），但其主角和整个表演都没有什么特出。
艾伦说：“作为美国总统，肯尼迪是我认为是‘我的总统’唯一的一位。”他回忆说，他曾批改过肯尼迪“为哈佛美国文学课写的一份颇为一般的考试答卷”（页102）。后来艾伦支持肯尼迪竞选，但他“是个抱有怀疑态度的自愿者走在肯尼迪的旗下，与其说是倾倒于肯尼迪的魅力，毋宁说更是反感仇恨他的人”（页110）。艾伦认为约翰逊“最适于悲剧”，因为他“很有力量，而且很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却又有很多缺点，终于失败于他刚愎自用的傲慢，以及无视其他力量势头的盲目”（页112）。艾伦对卡特的看法则复杂而矛盾，说他“好像在那个总统圈子之外，或者说他就像切郡之猫（the Cheshire cat）的微笑一样，飘浮在那个圈子之上。”不过最终说来，他对卡特的看法还是正面的，因为他总结说，“卡特坚强、聪明，值得尊重；他只获得很少几次大的成功；他的意愿是好的”（页179）。艾伦对克林顿的印象就更好些，他相信比尔．克林顿的名字“在1980年以前尚不为人知，但是很快就会写进历史书里。……他是爱默森（有保留地）赞叹的那种强健、精力充沛的人，高大、结实、有活力的人，‘他们懂得人，很会谈论政治、贸易、法律、战争和宗教。’爱默森说，这种人想要的是权力，‘不是糖果’。克林顿则两者都要”（页184）。这最后一句话当然指的是克林顿“与一个年轻傻女人毫无道理的‘关系’，”正是这件事把克林顿拖进性丑闻里，使他的名声受损。艾伦把这描述成“一个美国式的老故事，最有名就是霍桑讲的那个，其中狂热地要惩罚伪善和犯罪者的人们自己就变成了恶魔”（页185）。这些“总统史迹”的简略描述很能体现艾伦的文字风格，其中经常用到文学典故——如惠特曼、麦尔维尔、爱默森、霍桑、莎士比亚的马弗里奥、《阿丽丝漫游奇镜记》里那只切郡之猫等等。这些文学典故使他的文字生动活泼、色彩丰富，并且使他的描述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