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名声与声名不朽
家和归家的观念，贯穿在《我们仨》整部书里。在第三部开头，杨绛先生写道：“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77页）。然而“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78页）。所以第三部纪实的追述，全是为了在记忆和思念中再回到“我们仨”那个家。这是书中最长的部分，记叙了欢乐的时刻，也记叙了他们一生经历过的挫折和悲哀，但无论悲欢，无论顺利还是挫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三个无求于人，也无争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他们令人敬仰的品格、学识、才能和智慧。在我自己，读这本书更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我曾有幸在北京认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常常通电话或写信，约好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寓所造访，也在那里见过钱瑗女士。这次一口气读完《我们仨》，再联系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其它几部回忆性的作品，我觉得这里所写的他们一家，确实和我的许多印象完全一致，也引起我一些个人的回忆。
《我们仨》第三部首先记叙在牛津留学的阶段。他们那时最常来往的朋友中，有向达先生。杨绛写钱钟书的机警幽默，爱玩文字游戏，提到钱先生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这是用英文字的译音来开玩笑，“死的路”意为文静，“生的门”意为多情，所以向达回应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91页）。这使我想起钱先生另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和《红楼梦》的翻译有关。《红楼梦》曾有好几种英文译本，而牛津大学戴维．霍克斯教授的译本文字优美流畅，最能传神。他把书名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即《石头记》，而没有采用《红楼梦》这更普通的书名。钱先生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给我的信里说：“David Hawkes以所译Story of the Stone新出第三册相赠，我看了一些，觉得文笔远胜另一译本。我回信中有云：‘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rick’。”得到钱先生这句妙语赞赏，霍克斯教授非常高兴，便去信“请求引用”。这句妙语译成中文是：“此‘记’所有其他译者开始看见的是一块‘石头’，离开时却已成了砖头”。这句话当然是称赞霍克斯的译文精美，没有把一部《石头记》糟踏成“砖头”记。可是这句话的妙处还并不在此，而在化用一句西方名言，而且是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罗马史家苏维东纽斯（Suetonius Tranqillus）在《帝王传》里描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 Caesar）的一句话，说奥古斯都下令修建了许多宏伟壮丽的神庙和宫殿，把原来简陋的砖砌房屋变成大理石的豪华建筑，使罗马城焕然一新，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说：“他开始看见的是砖头，离开时却已成了大理石（marmoream se relinquere, quam latericiam accepisset）”。这句话后来成为名言，常被引用来赞扬某人在某一事业中除旧布新，化腐朽为神奇的独特建树。例如英国十八世纪批评家约翰生博士赞扬诗人和戏剧家德莱顿（John Dryden）改进了英诗和文学语言，就曾借用这句话说：He found it brick and left it marble。钱先生把这句名言倒过来，又把marble（大理石）改为stone（石头），赞扬霍克斯传神的翻译没有把“石头”变成“砖头”，既贴合霍克斯英译本采用《石头记》书名，又活用西方一句经典名言，将幽默与学问冶于一炉，就不同于一般称赞人的客气话。在钱钟书的著作、书信和谈话里，到处可以见到这类妙趣横生的词句，在满是机锋的妙语中，往往包含着哲理和深意。《管锥编》评《老子》用双关语，就曾指出“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 钱钟书先生深得“文字游戏三昧”，所以读他的书或听他谈话，都真是一种享受。
向达说钱钟书“口剑腹蜜”，那是能够互相了解的朋友之间的真话，然而正如杨绛先生所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91页）。这真所谓交友不易，做人更难。从《我们仨》有关记叙中可以看到，以为钱钟书刻薄或者骄傲，其实往往是忌妒他才学的人压制他的借口。压制有不同性质，而对知识分子说来，首先有政治上的压制。钱先生曾讨论三国时人李康《运命论》里这几句话：“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指出，这就是《老子》所谓“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也就是俗语所谓“树大招风”，并引用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为佐证。其中有法国诗人拉．封丹（La Fontaine）所作寓言诗，说在风暴中，高大的橡树被吹折，矮小的芦苇却安然无恙，钱先生把那首寓言中芦苇对橡树说的话，译成典雅的文言：“吾躬能曲，风吹不折（Je plie et ne romps pas）。” 由此可见，钱先生对险恶的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尽量避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据杨绛先生回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曾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想派钱先生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他辞谢了，因为他“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176页）。五十年代初，由清华同学乔冠华介绍，他被调去翻译毛选，当然不能不去。那时有一位朋友特别来道贺，但客人走后，钱先生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181页）。从一九五一年“三反”开始，中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这些运动中，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缺少胆识和智慧，但钱钟书和杨绛却清醒地意识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189页）。对当时完全灭绝个性的所谓群众运动，这一描绘真是入木三分。五六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们敏感到这很可能是欲擒故纵的陷阱。杨绛先生说：“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201页）。钱先生《槐聚诗存》一九五七年有《赴鄂道中》五首，其中有些诗句很值得玩味：“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最后一首又说：“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这些诗句都以含蓄的方式，表明对政治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感到政治运动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不久就开始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了数十年的迫害。
从“三反”到文革，数十年里中国政治环境之压抑，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之严密，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也难以想象。不久前有人提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甚至有人责怪老一代知识分子忍气吞声，没有骨气。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家们起码缺少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同情心和宽容心。如果他们处在当时同样的环境里，他们的举动又会如何呢？如果他们去抗争而坐牢杀头，固然值得人敬佩，但也不能因此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坐牢杀头，拿自己做衡量一切人的尺度，要别人都投身政治风暴，任其沉浮。更进一步说，在一个正常宽松的社会里，政治其实并不是一切，甚至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我们所期待的应该是学术上的贡献，而不是政治上的振臂一呼，叱咤风云。从长远看来，精神文化比器物制度对一个民族的盛衰存亡要重要得多。学者注重的是学问，不是政治，更不是名利。
然而，令人觉得可悲的是，钱钟书在学术界也受过不少压制。一九三八年夏，钱钟书杨绛夫妇从欧洲回国，清华大学聘钱先生为外文系教授，他就直接赴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但到第二年暑假，父亲要他去蓝田师院做英文系主任，他不敢抗命，又不愿离开清华。踌躇之中，他于九月中给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去信，但一直未得回音，十月初只好去蓝田师院。其实当时清华外文系里，就有人不愿留钱钟书，所以没有任何挽留的举动。一九四○年十一月六日，由于吴宓先生极力举荐，清华外文系又讨论聘请钱钟书任教，而且据吴宓日记，“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反对者当中，就有当时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等人。然而讨论虽通过了，系里却没有发聘书，一直拖延到第二年十月，陈福田有事去上海，才顺便以系主任身份，当面去请钱钟书。那时钱先生已明显感到不受欢迎，“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于是他便“客客气气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157-58页）。想当初钱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是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先生见他国文成绩好，英文尤其佳绝，就特别破格录取了他。钱先生一直视清华为母校，对清华许多师友的教诲和赏识都铭感于心。他在清华读书时，已经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可惜数年以后，他从国外学成归来，清华外文系诸公缺少伯乐相马的眼光，却学那买椟还珠的傻蛋，把已经到手的宝贝轻易丢掉了。其中更有人忌才畏强，容不得钱钟书这样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生怕他来之后，对自己在系里的名声和地位构成威胁。平庸者对天才的嫉恨，大概古今中外皆然，在学界也不例外。这里也许可以用得上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一句话：“The world is a republic of mediocrities, and always was”（世界是平庸者的天下，而且从来如此）。例如有些本来不错的大学，一旦被这种忌才畏强者把持，就固步自封，不能再向上进取，聘人时宁可损害自己科系的利益选取弱而易控制者，也要排除对自己可能构成威胁的强者。这类人往往在学术上不见得出色，但若论拉帮结派，建立自己的小圈子，那可就技艺高强，超人一等。钱钟书先生当年不能见容于清华，后来也还有不少挫折，想来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不过说到底，学术研究的成就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一部《管锥编》，作者是在清华、北大、社科院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又有什么要紧呢？
钱钟书幼承家学，熟读中国各类典籍，后来在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在清华读外文系，又出国到牛津留学，在巴黎大学攻读一年，英语和法语都讲得纯正而流利，又精通其它几种欧洲语文，所以比起只懂传统旧学的学者，他有广阔远大得多的眼光和识力，比起只懂一点外文的学者，他又有中国传统扎实深厚得多的根基和修养。“学贯中西”这句话，现在常常被人滥用，可是真正做到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却因为旧学新知都太突出，对学界两面的专家都造成压力，反而招人妒忌。当年在清华如此，后来在别处也未尝不是如此。钱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里说过：“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然而有些自鸣得意、自视甚高的专家，心胸也和自己的研究领域那样愈圈愈窄，最怕别人学问深广而显得自己寒伧平庸，所以也容不得打破学科藩篱的研究。一九八三年前后，钱先生要我为社科院编的书写一篇论文，评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后来我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一些相关文章，在介绍西方文论的同时，也举一些中国文学的例。有人对我在文章里谈西方又提到中国，颇不以为然。有一次和钱先生谈起此事，他就告诫我做学问一定要扎实，不要让小心眼的专家们拿住把柄。他说，他打通中西的努力，被有些人不无酸味地称为“钱派新学”，不过就是论旧学，他也比那些专家们高明，而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如果不注意，就会被人攻击得一无是处。钱先生故意用手指着我，先用英语说：“I am old enough to be cynic”（大概可以译成：吾老矣，说话可以无忌惮），然后又笑着对我说：“隆溪呀，你可要小心！”他在同年七月十九日给我的信里还说：“兄文如在较硬性之学术刊物上发表，则不致引起此等人侧目，《读书》较通俗，读者龙蛇混杂，无忌惮者多，遂胡说乱道矣”。
杨绛先生说：“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来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157-58页）。但另一方面，尊敬他、爱护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文革中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人，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对他们表示关切，提供帮助。杨绛先生说：“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228页）。这当中真可以体会世态炎凉，看出人性的两面。招人忌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正如杨绛所说：“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182页）。其实出于对政治的警觉和敏感，深知“树大招风”的危险，钱先生从来不愿冒尖，而由于淡泊名利，鄙弃沽名钓誉之徒，他也从来不愿争先。文革以后，曾任中宣部部长的胡乔木主动找钱钟书，“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认识”，的确很赏识钱钟书。但钱钟书和杨绛两位都很清楚，“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204页）。一九八二年六月，胡乔木提出让钱钟书和夏鼐出任社科院副院长，钱先生再三推托，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命。杨绛开玩笑说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杨绛先生说得很对，这或许“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248页）。但说实在的，钱先生对当“官”绝无兴趣，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把这“官”位看在眼里。他所希望的，是有人真正能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学术。正如杨绛先生所说：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237-38页）。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不过这话也许说得有点过于夸张了。知音或知己当然不易得，但钱钟书和杨绛两位有许多著作，拥有众多读者，其中当然就有他们希望的知己。“千里之外”和“数十百年之后”，在异域他乡和异代不同时的读者中，也必定有更多的知己，所以钱杨两位是不会寂寞的。有少数相知的知己，又有更多不相知的知己，也就有真正的名气，这正是我在开头引用过美国诗人狄金森所说的Immortality：真正声名的不朽。虽然杨绛、钱钟书和钱瑗三个人的家暂时失散了，可是有多少人可以说自己比他们仨的生活更幸福、更美满、更有意义呢？还是杨绛先生说得好：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