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新著《我们仨》，标题十分醒目，书中记叙她和钱钟书先生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的生活，最近由三联书店在国内出版，在香港则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印了繁体字本。 这本书从一九三五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同赴英国牛津求学起始，记叙女儿在英国出生，全家在一九三八年回国以及后来的各种经历，一直写到文革后以至于现在，前后一共六十多年一个家庭的历史，记录了三个人生活中许多情深意长的片断。杨绛先生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77页）。读者把杨绛先生这部新著和《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回忆性质的著作合起来，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这一家，也了解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状况。
学者家庭的聚散
钱钟书先生年轻时就以学识渊博、文采斐然，又精通数种欧洲语言，在长辈和同辈学人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说《围城》已成现代文学经典，而《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等学术著作更展现出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对中外典籍的熟练把握，其中浩瀚的学问和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见，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杨绛先生也是一位才女，早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就以《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喜剧成名，后来又出版短篇小说《倒影集》和文学评论《春泥集》，文革后更有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洗澡》和《将饮茶》等多种著作问世。他们的女儿钱瑗自幼受到父母熏陶濡染，在北京师范大学先教俄语，后来改教英语，都很有成就。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干扰，没有思想和创作自由，并一直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钱瑗和成千上万她的同龄人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和她的父母比较起来，才能天赋都没有可能充分发挥，甚为可惜。杨绛先生说钱瑗是她的“生平杰作”，是她公公钱基博老先生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可是钱瑗“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254页）。《我们仨》附录中有钱瑗随笔为她爸爸画的像和几幅速写，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她的天分，而且分明展现出父女之间的骨肉亲情，让人似乎可以听见他们在家中嬉戏的欢笑声。在文革前中国那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下，无论外间有怎样的风风雨雨，钱钟书、杨绛夫妇二人数十年互敬互爱，心心相应，对女儿亲情厚笃，三个人构成一个令人艳羡的学者家庭，家中有的是书香和学养，又充满温馨的爱和高尚丰富的生活情趣。文革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变化，逐渐开放，整个生活和学术环境也相应改善。一九七九年，钱钟书先生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五年，《谈艺录》增订本出版，八十年代初《围城》重印，九十年代初又改编成电视剧，在众多读者之外更增加了无数观众，使向来淡泊名利的钱钟书“一下子变成了名人”。杨绛描写当时情形说：“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254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兴起“钱学”热，钱钟书更成为学者和读者研究讨论的对象。杨绛先生文革后发表的《干校六记》和其它著作，以清澈明朗、平淡如水的语言，道出深切的情感和深沉的意味，使我们对他们一家的经历有更多了解，在国内外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然而天地无情，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255页）。就在钱杨两位著述正丰，受到学界和众多读者普遍尊敬和爱戴的时候，钱钟书先生却在一九九四年夏因病住进医院，长期卧在病榻上，钱瑗也在一九九五年冬住院，一家三口两人染病，只剩下本来就柔弱的杨绛先生，每天要看望病人，多方照料。不久这令人艳羡尊敬的一家，竟永远失散了。读到《我们仨》结尾几句话，真令人心酸得欷歔叹息，潸然泪下：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256页）。
最后这几句话使人想起陶渊明《杂诗八首》之七的诗句：“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也想起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九的句子：“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是把人生视为旅途，家不过是旅途中的客栈，死才是最后的归宿。然而这不只是诗的联想，而是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之后，实实在在的人生体验。杨绛先生在九七、九八两年之中，先失去唯一的爱女，又失去了终生伴侣，那是何等的悲痛！在这种时候，古人诗句中经过提炼苦吟出来的人生体验和道理，與自己的思想、心情融为一体，就好像一粒粒盐化在水里，已经没有古今彼此之别，那些诗句感人的语言和意象，就最能传达深远的意绪。杨绛先生追忆过去一家三口经历过的一切，以九十二岁高龄写出《我们仨》这部回忆录，似乎最后想到的是如何再回到亲人身边，回到“我们仨”那个家。
古驿道上的离别之梦
这部回忆录分为三部分，前两部以文学虚构的形式，第三部再以纪实的形式写成。文学虚构的部分看似平淡，却沉郁凝重，其中化用了许多古典诗词里的意象，传达出深刻悠远的思念缅怀之情。第一部写的是“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梦见他们夫妇二人一同散步，却突然间不见了钟书先生。作者道：“钟书自顾自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4页）。这梦好像是预兆性的，因为在杨绛先生，当初的梦境似乎就是今日的现实。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是文学虚构还是心境实录，实在不可贸然断定。那个拉一辆空黄包车的老人，竟停下车来等客人上去，在充满象征意味的梦境中，这个寻常的意象似乎并不寻常，总使我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有名的诗句：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And Immortality.
因为我不能停步去见死神，
他竟关切地为我把车停——
车上只坐着我们俩——
还有一位便是永生。
在狄金森诗里，死神并不可怕，却好像一个和善的赶车人，停下车来让客人上去，载客人到终极的归宿。更重要的是，诗人告诉我们说，在那车上除了死神和诗人自己，还有一位是荣名之不朽，是精神的永恒。
《我们仨》第二部是梦的继续，是那个“万里长梦”，在梦境里杨绛先生在送别亲人。她和阿瑗走在一条“古驿道”上，一程又一程送钟书先生沿一条河远去。她们母女俩乘车出城，又步行走了很远的路，终于看见“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古驿道’。下面有许多行小字……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如灞陵道、咸阳道等”（22-23页）。这驿道旁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客栈，掌柜的说：“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管理却是新式的；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经改建成客栈了，是连锁的一条龙”（24页）。这里用象征笔法，以送别来比喻每天到医院去探望钟书先生。“古驿道”的描写化用了李白诗句，因为李白有一首《忆秦娥》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还有另一首《菩萨蛮》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结尾两句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古人送别，驿道上每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亭边有柔条万千的垂柳树，送别的时候就折一段柳枝给远去的亲人或朋友，寄托思念之情。长安东面的灞陵有一道灞桥，传为六朝人所著《三辅黄图》卷六有一段记载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传到唐代，更为兴盛，《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有“销魂桥”一条记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李白《忆秦娥》词里说“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写的就是灞桥离别之地的场景。宋代周邦彦《兰陵王》词也有这样的名句：“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长亭路，年去年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心目中，杨柳大概总和缠绵依恋的感情分不开。《诗．采薇》早就有这样感人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代诗词中更有无数描写柳岸边送别的著名作品。例如初唐张九龄有一首《折杨柳》诗，“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写的就是折柳送别的风俗。宋词中柳永的《雨霖铃》大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就有写柳岸边送别的名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有一节专门讨论诗中写折柳的作品，指出“古有折柳送行之俗，历世习知”，并且引用许多名篇佳句，详细辨明有“赠别之折柳”，又有“寄远之折柳”。汉代《古诗十九首》之九：“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别经时”；钱先生认为，虽然这首诗没有明白点出柳树，但诗中说的是“感别经时”，攀折柔条“以遗所思”，所以和后来写折柳送别的诗，其实是一样的用意。 杨绛先生描写梦中的“古驿道”，提到灞陵、咸阳这些名称，又有长亭短亭和客栈这类意象，就构成《我们仨》前两部生离死别的基调。另一个重要的意象，当然就是驿道边的杨柳：
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有吹，柳条上已经发芽，远看着已有绿意；柳树在春风里，就飘荡着嫩绿的长条。然后飞絮，要飞上一两个月。飞絮还没飞完，柳树都已绿叶成荫。然后又一片片黄落，又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我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一年多（46页）。
柳树的荣枯，在这里不仅是梦境里的景物，更是情感心绪的象征。在这似梦又似非梦的旅途上，杨绛和钱瑗沿驿道走到河边，找到311号小船，病中的钟书先生就躺在那只船上。他们三人在船上见面，每到太阳落到前舱的时候，母女两人就得离开小船，走回客栈。那船的号码大概就是钱先生住院的病房号码，不过在梦中，那条小船载着船上的病人，渐行渐远，慢慢地走了一年多。最不幸的是，不久钱瑗患腰椎骨结核病，不能来看钟书先生了。女儿的病越来越严重，做母亲的觉得“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59页）。心情沉重，梦中的景物也随之变化，尤其是那象征感情的柳树：
阿圆住院时，杨柳都是光秃秃的，现在，成荫的柳叶已开始黄落。我天天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一步一步小心地走，没完地走（60页）。
钱瑗走了。他们唯一的爱女竟然先离开父母而去，这种不寻常的悲痛是难与外人道的。杨绛先生写到这里，真是一字一泪，令人不能不深深感动：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64页）。
现在只有杨绛独自一人去看钟书先生，而钟书先生也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回家”去了。他明白地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现在她终于放心回家了（68页）。这些话里含着深沉的悲痛，而钟书先生也在渐渐离去。作者写道：
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柳又变成嫩绿的长条，又渐渐黄落，驿道上又满地落叶，一棵棵杨柳又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
那天我走出客栈，忽见门后有个石礅，和钟书船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70-71页）。
那一天就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她突然找不到钟书先生的船，因为那只小船已经把他带走了。她到处张望，只遥遥看见那船漂在水中，愈行愈远。杨绛先生以蘸满了深情的笔墨写道：
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73页）。
然而心力交瘁的她只变成风中飘摇的一片黄叶，“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她沿途抚摸一年多来走过的驿道，发现原来“一路上都是离情”。梦终于醒了，她突然回到三里河自己卧室的床上，然而她觉得“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74页）。第二部结尾这几句话，在第三部即全书结尾时又重复了一次，都是把余下的生命看成归途中最后的一程，原来三个人住的家，现在变成暂住的“客栈”，因为对杨绛先生说来，只有“我们仨”那个家，才是真正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