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被美国《时代》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100思想家之一的哲学家，罗素与中国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罗素以其他西方哲学家不同。世界主要西方哲学家对中国既缺乏知识，也缺乏感情。而罗素不同，罗素与中国具有很深的因缘。他不仅具有很深的中国情结，而且对中国与中国文化也有一些基本的 知识，甚至能在写作中随意引用一些中国哲学家的观点，如在《中国问题》中引用庄子（同上，第230—231页）。他并热情洋溢地说，“从老子的时代到我们时代，在所有方面，无论是艺术与文学，还是人品与政府，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同上，第234页）他甚至说，“庄子比起老师更有趣。”（同 上）罗素对老子庄子哲学中关于自由的思想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难怪，“罗素后来强调，中国人所具有的幽默，‘我觉得很对我的脾气，’”（同上）。
当然，罗素与中国的浪漫关系在罗素1920年访华达到高潮。罗素在改变中国的如火如潮的五四文化运动期间访问中国，与当时的中华各派思想 精英与各派思想的积极互动。他访华时与当时的中华各派思想精英与各派思想的互动对当时的五四文化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是另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实践的范例。1920年10月8日到1921年7月11日， 罗素访问了仍处在自1915年开始，并由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向新的高度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罗素在中国被当做“民主先生”与“科学先生”代表来欢 迎。他也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杭州，武汉，保定等市。在中国各地，罗素宣扬民主，科学与自由主义哲学，并与各界精英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对此，《罗素与中华文化》通过不同的切入点与考证，给我们做出了生动的介绍。尤其是，它审视了“罗素与当时中国三类精英的某种意义上的‘对话‘：一.文人精 英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适，丁文江，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赵元任，杨瑞六等；二，政治精英，如孙中山，谭延闿，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张申府等；三，哲学精英，如梁漱溟，张东蓀，金岳霖，冯友兰，李石岑，傅铜，张岱年，贺麟，洪谦，任华，沈有鼎，王浩，牟宗山，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殷海光等。”（同上，第1—2页）。从不同的方面，罗素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几代的中国文人精英，政治精英与哲学精英。
罗素访华时，对中国的复兴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罗素还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强调中国教育要加强中国民众的政治意识与公民意识的教育。而清末民国初期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就是缺乏中国民众的政治意识与公民意识的教育，所以中国民众缺乏民族国家意识，是一盘散 沙。总的来说，罗素访华时大讲现代化，大讲民主与科学。而民主，科学与现代化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在这意义上，罗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引导者之 一。罗素的许多社会政治思想被中国的许多精英所批判。如毛泽东等人就对罗素的中国的改革应采取和平主义以及非暴力的形式不以为然。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张太雷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罗素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议持保留意见。反过来，罗素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促进了他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改造问题的思考。
尽管如此，罗素当年訪华时关于中国改造开放所讲的一些话今天听来仍值得沉思。罗素当年坦诚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应当改造的，中国不过是其中之一。改造的重大责任，自然有赖青年负担。中国学生极富进取精神，前途很可乐观。因此，中国有志改革的人们，顶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切莫完全依靠外人。就中国的实际看，有两件应该注意的事情，一是中国不要盲目地采用欧洲文化，千万不要好坏齐收；二是中国旧文明之不适于新人生需求者，应该割爱。中国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古化。将来的中国，和过去的一样，对于文明之创造，将有一特异的贡献。”（同上，第222页）也就是说，罗素提醒中国国人，无论是对待西方文化，还是对待传统中国文化，都应是去其糟粕，学用其精华；中国新文化应是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这里，不存在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存在任何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相反，这里存在的是精精结合。罗素的这一提醒对于当时的国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对于当代国人同样 具有有启发作用。
无论如何，罗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入了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当时中国几类精英产生重大影响。 他没有启蒙老师的头衔，却作了启蒙老师的工作。因此，对中国读者来说，罗素不仅仅是一位西方哲学大师，而且是一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西方哲学大师。 《罗素与中华文化》再次把这位大师从新的视角介绍给读者。
总之，《罗素与中华文化》所指出的，罗素的一生与思想宣传了三大现代价值：思想，自由，与人道。他的一生与思想宣传了三大理念：科学，民 主与现代性。他的一生与思想宣传了中西交流的三大态度：开放，对话与学习。他的一生与思想宣传了中西交流的三大原则：忠于真理。忠于正义，与忠于理性。他的一生与思想宣传了自由思想，更多的自由思想，永远的自由思想。
顺便提及，丁子江还有一部多年前就完成的有关罗素纯哲学的书稿，题为《罗素与分析哲学--现代西方主导思潮的再审思》，可说是他多年教学 与研究生涯的重要心得体会之一，是对一代大哲罗素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考察与探讨的学术结晶；也可说是与著者其他两部已出版的著作《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 与《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构成了“罗素研究三部曲”。这三者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注重的是人物评传与跨文化研究，而这本书则完全强 调罗素的“纯粹”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对西方20世纪分析哲学运动的独特贡献。遗憾的是，此书因过于学术，读者面过于狭隘，而目前还难以问世。否则将会形 成对罗素研究相对完整相辅相成的“铁三角”或“证据链”。
最后，请让我简单介绍一下《罗素与中华文化》的作者丁子江。丁子江教授是美国普渡大学的哲学博士。他博学多才，现为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Pomona）哲学系的教授。他现在同时还是英文学术杂志《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的主编，中文学术杂志《东西方研究学刊》的主编，与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会长。他曾从事研究或任教于北京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等。曾任美国中国当代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东南大学东西方中心特约教授，中国云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哈尔滨工程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任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副会长。丁子江是个研究兴趣广阔包括哲学，文学，历史，世界文化等，多产的著名华人学者。他著有《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险道三十年》、《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史评》、 《思贯中西》、《美国之劫》、《经济大逃亡》、Chinese Renaissance (Co-author)、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o-Political Deviation 等10余部中英文著作；与此同时，他主编与合编了《东西方思想家评传丛书》、《新比较学派文库》以及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Selected Works of Liu Yazhou等中英文著述；不仅如此，他还发表了大量中英文学术论文和其他各类作品，并得过10余次各种写作奖项。
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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