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1日，基辛格在周恩来敲定尼克松访华的细节之后飞回巴基斯坦。7月 15日，中美同时发布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毛泽东在会谈中对尼克松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他还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周恩来和以尼克松为首的美国代表团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在2月28日就《上海公报》 达成了共识。公报中的一段话如下：“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这段历史自然也为今天中美关系的掌门人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教训。首先，毛泽东的 “继续革命”显然是对本国人民的意愿和世界发展的方向作出了错误判断的结果，他的外交和军事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剧 (中苏分裂)，也使得中国的安全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其次，赫鲁晓夫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不过是苏联人民的儿子，第一个土生土长但知道一个不能给自己的人民 提供土豆加牛肉的晚餐的政党是绝对没有合法性的改革者。中美上海公报的语言跟苏联1963年写给中国的公开信里提到的“三和主义”殊途同归。第三，意识形态再重要重要不过国家安全。毛泽东虽然在革命的迷思里一再迷失方向，最后还是意识到，不能给自己的国民提供安全和稳定的政府就是一个失职的政府，无能的政府，没有合法性的政府。最后，当年中国与美国刚开始打交道，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平等和互利。四十三年之后，平等和互利还是中美关系的焦点，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对美首次国事访问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2年的中国刚刚从革命的阵痛中走出，刚刚抬起头看到革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的视野还不宽广，思考还不成熟，步子还不稳健。但是，在撬动了美国之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学习、适应和成长，并朝着撬动世界之路走去。
终止了闭关自守，但革命的惯性依然沉重
尼克松前脚走，日本就有些坐不住了。北京和东京开始了频繁接触。1972年9月25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七个多月前接见尼克松的书房与他长谈。毛泽东对田中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四天之后，中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份声明中说，“中日两国是 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期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同一声明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自此日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尽管毛泽东已经跟莫斯科闹翻，但是他对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看法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还是十分的革命。他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说，“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 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 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
也许正是因为毛对美国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使得中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缺少了一鼓作气跟 美国把关系正常化的动力。当然，尽管尼克松在1972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被《华盛顿邮报》捅出的“水门事件”很快使尼克松自顾不暇，最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总统辞去职务的人。他的副总统杰拉德·福特就任总统，但他不但缺乏民意支持，还要对付台湾院外集团巨大的游说压力，也无法继续推动建交的步伐。
邓小平的努力不幸夭折
自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因病而不能再主持任何工作了，邓小平在此之前被毛泽东 重新启用，负责掌管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到了1975年，邓小平的各项措施已经遭受党内左派势力的全面攻击，有点自身难保了。1975年10月下旬，基辛格访华，正在
闭门反省的邓小平被临时批准与他交谈。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他的 《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中写到：从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进行了3天的会谈，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广泛交换意见。邓小平在第一次会谈时就劈头盖脸地问基辛格：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 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对基辛格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 现在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跟基辛格会谈之后，邓小平又继续接受批判。因为对邓的批判，中国的外交部甚至推迟了美国总统福特的访华日期。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抵达北京，邓小平又获特批去机场迎接福特总统并与 之会谈。在与福特的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他甚至对福特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单独 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队。不过，邓小平并不想“欺人太甚”。他还对福特说：“我们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邓小平还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
次日，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与福特总统见面，邓小平作陪。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跟福特的谈话一如既往的是宏观看世界，缺少政策性细节。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福特说：“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福特说：“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3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 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毛接着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福特说：“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毛泽东说：“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福特说：“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 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这次会见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去世；1976年4月5日，首都群众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而所谓“四五运动”的后果就是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中国的外交再度进入停滞，中国的内政又一次向“左”急转弯，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步子又一次终止。
1978，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在美国，1976年11月2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福特成为美国总统。中美邦交走向正常化是在尼克松任内启动的，让历来被共和党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运动软弱无能和“丢失了中国”的民主党的总统完成 此事自然困难重重。在中国，1977年7月11日，邓小平再度复出，中国史诗般的拨乱反正至此
开始。而在外交领域，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的步伐大大加快。
1978年初，中美邦交正常化的秘密谈判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卡特总统为了保证谈判的成功，决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操控谈判进程，既对国务院保守机密，也对国会三缄其口。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到达中国就美中建交展开最后的谈判。21日下午四点，邓小平与他举行了会谈。他对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中美双方之后的谈判进展顺利，直到12月12日，白宫突然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对美国继 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有误解，电告伍德科克求见邓小平作出解释。12月13日下午四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伍德科克。伍德科克告诉邓小平，美中建交之后，美国除了向台湾交付它已经订购的武器，还会根据台湾的需求继续出售防御性武器。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里说，邓小平怒不可遏，大骂美国背信弃义。邓小平讲完后，伍德科克说，美中建交可能是改变中美和世界的大事，或许很快也会改变台海关系。他有点战战兢兢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是不是先把建交的事搞定再去解决其他分歧。”邓小平沉默良久之后说，“好吧”，并拂袖而去。
三天以后，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公布。建交公报中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 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又过了三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22日，三中全会圆满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起步。一周之内，邓小平完成了两项壮举：打开了可以迈进西方各国的美国的大门；彻底结束文革，将中共领导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外交和内政或许还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是任何政策的成功之母。如果没有邓小平和卡特敢于反潮流和顾大局，中美邦交正常化还会被继续拖延。第二，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也要分轻重缓急。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的主要障碍，但是相比中美建交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它又变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如果当年邓小平坚持美国在放弃对台军售之后再谈建交的事，可以想像，中美建交又会被大大推后。美国对台军售今天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但是建交后的中国得以坐收中美建交红利，为自己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三，对一个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继续革命推行治理的政党，它的“革命”惯性和“左倾”惰性十分坚固。中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还是把美国当成世界反革命的策源地，而邓小平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和搞经济建设的务实政策在文革后期一直受到国内“左派”的打压，以致最终在文革中被再次打倒。
回过头看，1978年12月，邓小平凭着超人的勇气与远见和高超的政治技巧，终于将中国这艘大船从 “革命”的航线驶向“民生”的航线，告别了建国后第一个轰轰烈烈的30年，揭开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