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漢英大詞典》（上）試印本的得與失
发布: 2015-10-15 06:28 | 作者: 葉揚
366頁“大觀”條下，有“大觀園”，但是沒有收“大觀樓”，我想還是應該收，因為昆明大觀樓的五百字長聯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有名的。我雖然看不到H部分、Y部分，但我想，“黃鶴樓”、“岳陽樓”，一定都是收了進去的。再來看“大紅”，這一方面，有“大紅大綠”、“大紅大紫”、“大紅燈籠高高挂”、“大紅人”，但我發覺，這裡漏了一個詞：“大紅袍”。提到這個“大紅袍”，順便就提一提一部我經常使用的詞典。我當然用了許多漢英詞典，像林語堂的詞典，我就用得不少。我要介紹一部《（漢法拉英對照）利氏中國植物名稱辭典》（Dictionnaire Ricci des Plantes de Chine）。這是法國漢學界一項非常重要的成果。編者叫利氏學社，是法國的漢學重鎮，它也有一部大的《漢法詞典》，那是法文的，對我們來說不重要。但是這部《利氏中國植物名稱辭典》包括了英語譯名在內，收得很齊全。比方我舉一個例子，《中華英漢大詞典》“大白菜”這一條，我們譯作Chinese cabbage、celery cabbage，《利氏中國植物名稱辭典》條下，除了北京的“黃芽白菜”、“包心白菜”，還介紹了廣東話裡面的“紹菜”。然后，“大紅袍”條下，《利氏中國植物名稱辭典》講了好多，包括枇杷，我們知道有一種枇杷叫大紅袍，特別的好，還有一種板栗也叫大紅袍，我以前都不知道。當然，它還遺漏了武夷山的名茶“大紅袍”。所以，我建議《利氏中國植物名稱辭典》以後不妨用作參考，因為鳥獸草木虫魚之名是非常難的事情，如果參考這部利氏詞典，可以補充我們的不足之處。我知道，現在受到字庫的限制，很多應該收的詞都沒有收，但是“大紅袍”這個詞是絕對應該收進去的。
我發覺，在“大”字條下，歷代中國王朝的年號裡面，收了武則天的年號“大足”，后面跟著又收了“大足石刻”，收了“大歷”，但很遺憾的是，后面沒有收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大歷十才子”，這是完全應該收進去的。然后，唐文宗李昂和五代吳睿帝楊溥的年號“大和”都收了。因為平常我讀李義山的詩比較多，所以，在我來說很重要的李義山生活的年代“大中”就沒有收進去，隋煬帝的“大業”也沒有收進去。那麼，究竟哪些該收，哪些不該收呢？比方說，如果收了這些，像“大”字條下，一些非漢族的王朝，如遼、金、元，都用“大”字做過年號，哪些該收呢？至少在我看來，“大和”似乎並沒有收的必要。“大歷”是可以收的；“大足”收，是因為有“大足石刻”；如果收了“大和”，那麼“大業”、“大中”也都可以收進去。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在藝術史上是個很重要的年號，似乎也可以收進去。
我非常欣賞陸先生說的，最好能做到“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四周無牆、可刪可增、可改可置換”。為什麼這麼說呢？是因為我看到“大”字條下收了廣東話裡的“大番薯”，后面的解釋是傻瓜的意思。我就想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待過六年，打籃球謀生。江西方言裡有個詞“大寶”，就跟廣東話裡的“大番薯”是同樣的意思，當時，那邊有個人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因為他寫了一段快板，叫《毛主席著作是個寶》。這本來聽上去沒有什麼不好，但他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編的是萍鄉快板，用萍鄉方言念起來，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現在比較注意的是吳地方言、北方方言、港臺俗語。而中國內陸很多地方的方言，似乎就有疏漏的地方——我知道的也很有限。如果將來有機會開設一個平台，讓大家都有機會往上添加，就可以讓方言的詞匯更加豐富了。
在釋義方面，編者的方針似乎在maximalist和minimalist之間，也就是極大和極小、極繁和極簡之間搖擺不定。我舉一個例子：359頁有一條“打窮碑”，是北宋范仲淹的故事。這個故事我數了數，有十行，非常詳細地介紹了范仲淹的故事。另外，365頁上有一條“大耳兒劉備”，英文是emperor of the kingdom of Shu of Three Kingdoms period。英語的讀者一定覺得非常奇怪，明明是“王國”（Kingdom），怎麼跑出個“皇帝”（emperor）來了。這實際上要怪到漢學家頭上，應該是Moss Roberts吧，把《三國演義》翻成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他就翻錯了。因為魏蜀吳三家君主都自稱是皇帝，三個都是皇朝，根本不是Kingdom。這個emperor of the Kingdom of Shu，在英文裡根本說不通。我也很同意黃教授今天上午講的那個觀點，就是“《白毛女》”不能譯成Revolutionary Opera。這個在英語為母語的native speaker聽起來，會覺得莫名其妙。對他們來說，什麼是revolutionary的戲劇呢？我曾經看過一部實驗話劇，有的演員坐在觀眾當中，演到一半，突然從觀眾席上站起來，與台上交流，打破台上台下的界限。這樣的戲，叫Revolutionary Drama。《白毛女》的“革命”，和這個“革命”，完全是兩回事。我現在沒有看到F部分，我非常想看看“封建”這個詞是怎麼譯的，因為我們平時說的“封建”，和歐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以后的封建制度（feudalism）沒有什麼關係。然后，387頁“丹陽布衣”講的是陶弘景，483頁“豆萁才”講的是曹丕、曹植兄弟，這些詞條都是極繁、極大，差不多都有十行上下，人物故事前前後後都講到了。但是，357頁“打”字條下，有“打了梅香，丑了姑娘”，英文卻隻有 punish the servant and disgrace the master（意為“懲罰了僕人，讓主子丟了臉”）。這在外國讀者看來，會覺得莫名其妙。為什麼“梅香”就是個僕人（servant）呢？應該在后面加個括號：說“女僕常用的名字（the common name for a servant），否則別人無法知道這一點。順便說個笑話，章士釗曾經給自己起過一個別號叫“秋桐”，章太炎聽了哈哈大笑，說“秋桐”是《紅樓夢》裡的丫頭。章士釗倒也很會為自己解嘲，說：“吾家太炎怪我不該起此別號，此吾不讀小說之過也。”那麼，為什麼在中國文化裡面，梅香、秋桐都是女僕常用的名字呢？我想，我們的詞典不妨在這裡稍微繁一點，不要極簡了。后面471頁的“東床坦腹”，也祗有一個縮略記號idiom（成語），然后訓作son-in-law（“女婿”）。王羲之那個故事完全沒有寫進去。總之，我的印象是《大詞典》好像是在極繁和極簡之間搖來擺去。
然後，還有一個譯名我非常欣賞。421頁“德”字條下的“德意志”，英文解釋沒有滿足於Germany，而是加了個分號，跟了一個Deutschland。人家一看，就知道“德意志”是從德文翻過來的。我們的中文譯名實在很奇怪，巴黎是按照法文翻過來的，但是明明意大利人都讀Venezia（音“維尼夏”），卻又按照英文Venice翻成“威尼斯”。這讓我想到，西方有些引語詞典，專門有一欄misquotations，就是引錯了的話。比方說，有一句所謂的伏爾泰的名言，叫“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實際上不是伏爾泰說的，這個在新版的Bartlett's Familiar Quotations中就放在misquotations這一條下，說明這是別人總結的伏爾泰的生活態度，但不是伏爾泰本人說的。比方像“大”字條下有Alexandre Dumas père，“大仲馬”，外國讀者一看，這怎麼翻的，Dumas怎麼會翻成“仲馬”呢？又比如Sherlock Holmes，那個l是silent l，不發音的，當初不知怎麼，被翻成了“福爾摩斯”。有人告訴我說，這是一位浦東老鄉翻的。但是浦東話當中，H好像也不會發成F的音，“福爾摩斯”是怎麼出來的？當然，現在譯名已經約定俗成，不能再改了，但是不是有可能像“德意志”這條一樣，能夠加上注解，說明當初是由於誤譯，才會成為這樣。
我跟其他好多人意見一樣，我對第一人稱單數（first person singular）用小寫非常不習慣，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什麼東西都學e. e. cummings （按此為美國詩人，自己姓名全用小寫）。我原來還以為全部都是小寫，后來一看，后面有一條Saint George：the patron of England，這裡的Saint George和England又都是大寫。我覺得，該大寫，還是應該大寫的。
362頁有一條是“大阿福”，后面的英文解釋讓我有點納悶兒，它說arts and crafts，然后是Da’afu，great happiness，clay fingering of a smiling chubby child produced in Wuxi in Jiangsu province。我特意打電話給一位我的無錫朋友，問他“大阿福”到底怎麼念，他回答我說，應該讀“杜阿福”，第一個字絕對不念“大”。詞典的凡例條下是這麼說的，“字詞條目均加注漢語讀音，聲調一般隻注原調不注變調。”那麼，我建議在這個凡例2.1條下，加注說明，注音也是如此，祗注本音，不注變音。這個，當然也牽扯到其他很多詞語了。
我非常喜歡陸先生的一句話，我們用的英語，不屬於印度人講的World English。我這個人可能比較保守，在美國帶研究生，我要求他們必須人手一冊Elements of Style。我對他們說：即便你對現在那些“後學”人物感興趣，你也應該去看薩義德（Edward Said）那一手非常漂亮的英文，而不能去看斯皮瓦克（Gyatri Spivak）和霍米 ∙ 巴巴（Homi Bhabha）那樣的爛英文。我們的英文還是要講正宗。所謂正宗，並不是說我們光去看蘭姆（Charles Lamb）、黑茲利特（William Hazlitt）、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比爾博姆（Max Beerbohm）他們的文字，我也同樣非常欣賞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總之，英文一定要是標准的英文。比方“端午節”這一條，乾淨利落，Dragon Boat Festival，因為前面“端午”這一條，已經講清楚了端午節是五月初五。有一點我要講清楚，我仿傚林語堂先生的先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沒有起一個什麼David或是Tom這樣的洋名字，但是，這樣一來，我的名字“葉揚”（Ye Yang）就經常被美國人叫成“伊言昂”。讓我想到二十六年以前，那一場風波前后，我在美國聽到三大電視網的主持人詹寧斯（Peter Jennings）、布若考（Tom Brokow） 和拉瑟（Dan Rather）開口閉口“胡耀班”（胡耀邦）、“饒日言昂”（趙紫陽）。所以，在358頁這一條“打乒乓“條下，讀到例句裡的play ping-pang ball就讓我感到很奇怪，這裡為什麼還要輸出漢語拼音呢？（按：照英語發音，ping-pang會被念成“乒潘”）。英文裡面本來有一個ping pong，發音和我們的“乒乓”是非常接近的，而且漢語拼音是不用連字符（hyphen）的。（有人提醒：其他地方是ping pong，這裡打錯了。回應：有了那個連字符，不像是打錯的。）我在美國有時候跟學生講，call my name the German way （“用德語說我的名字”），比如莫扎特的名字是Wolfgang Amadeus Mozart （“沃爾夫“剛” ∙ 阿瑪竇斯 ∙ 莫扎特”），不是“沃爾夫甘”。395頁上有一條，錯了，但丁，也就是Dante Alighieri。但是但丁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罕見的例子，Alighieri是他的姓，Dante是他的名字。去年十二月我在羅馬特地問一個意大利朋友，為什麼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薄伽邱（Giovanni Boccaccio）、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都是用姓，為什麼但丁偏偏不用Alighieri 這個姓，而用Dante這個first name呢？意大利朋友說，Alighieri這個姓很普通，Dante這個名字可不普通，而且意大利人對Dante感到特別親切，所以，但丁是個特例，沒有用他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