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裡的八篇文章，長短不一，分別出自周煦良、卞之琳、美國學者耿德華、郭蕊（張芝聯夫人郭心暉的筆名）、孫道臨（演員、吳興華中學、大學的同窗）、郭正中、張泉、以及吳氏遺孀謝蔚英女士的手筆。煦良先生的是舊作，就是當年他在《新語》裡對吳氏詩作的介紹。卞、張二位先生的文章，上文已經提及，都是頗具份量的批評。耿德華的那篇（張泉中譯），是他一部評論近代中國文學的專著中有關吳興華的一些章節，與國內同類的著作相比，角度比較新穎。回憶性的文章裡（包括張芝聯先生的《代序》），我以為要以郭心暉的那一篇寫得最為生動、親切，從吳氏作為一個詩人、學者、兄長、好友的不同角度，為我們鈎勒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實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張泉的文章裡引用了巫寧坤的文章（《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在一九五一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吳興華如何積極參加，登臺控訴燕京老校長陸志韋。這一段公案，其他人都未提及。其實巫寧坤在他的英文自傳《一滴淚》（后有自己執筆的中文版）和散文集《孤琴》中，對於吳興華，有更為詳細的描摹。一九五一年初，當時正在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忽然收到陸志韋的急電，請他回國去燕京執教。他欣然回國之后，與他的同齡人吳興華“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在初到燕園的那些日子，兩人在未名湖邊月夜散步，吳興華背誦中國古詩或英詩，讓他覺得“如聽天籟”。 可是轉眼到了運動時期，讓他大為震動的是，吳興華居然也登台作了“大義凜然”的發言，批判陸志韋。他是這樣描寫的：
興華是陸校長最為器重的學貫中西的典範，又是他談天說地、玩橋牌的忘年之交，這是燕園裡的一段佳話。怎麼也沒料到，這位溫文爾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態，在全校師生面前，滿口批判八股，不僅痛訴自己如何長期為陸某學者面貌所欺騙，而且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
對於這段公案，又該如何理解呢？先容我說一段題外的話。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剛剛結束第一個學期的研究生學業之后，和當時同在哈佛的陳焜、趙一凡、黃勇民一起，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之邀，到首都華盛頓郊區、弗吉尼亞州的“臥雲居”庄園去參加了一個題為“美國研究新動向”的會議。在那裡見到的國內專程前來的學者中，有兩位是我素來仰慕而前此未曾謀面的前輩，巫寧坤和董樂山；大家一起朝夕相處了四天，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都很深刻。巫先生是歷盡滄桑而不改傲態，眼角眉梢，還透著三分狡黠；董先生則比較隨和、深沉，而其傲在骨。
我向來以為，人可貌相，我們的亞聖早有明訓（見《孟子•離婁上》）。以我認識的巫先生來看，我相信他決不是憑空捏造。但是同樣的，人可貌相，細看吳興華的照片，再細讀他的詩作以及他夫人、女兒和好友近距離的描寫，也包括巫先生的描述，我也同樣相信，吳興華絕非賣友求榮、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的小人之輩。試問歷經那二十七年各次運動磨難的巫先生：難道不了解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恰恰正因為吳興華以前和陸志韋過從甚密，如果他不出來表態，如何過得了關？不管吳興華當時如何“表演”，他實際上並沒有傷著陸志韋什麼要害。這一點，從運動之后，陸志韋這個燕京舊校長所受到的“懲罰”，祗不過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文字改革小組去任職，就可以看得出來。五十年代初，像吳興華那樣，以“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作為揭發批判的內容，居然還可以蒙混過關，得到“積極分子”們的好評，真是算得很僥幸了。到了後來，“反右”、“四清”以至文革，政治運動的“藝術”日臻成熟，像吳興華這樣“避重就輕”的揭發，是絕對瞞不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的。果然，數年之后，那一場大“陽謀”開局，吳興華祗不過因為質疑在英語教學中，為何要學習蘇聯，就被打成了右派。隨后，蘇聯老大哥漸漸成了“蘇修”，吳興華最早被蒙恩“摘帽”，從此夾起尾巴做人，過了幾年太平日子。可惜好景不長，文革開始之后，哪管你“摘帽”不“摘帽”，統統打入另冊，變成了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黑五類。巫寧坤先生頑強地活了下來，可以在自傳裡自豪地化用古羅馬凱撒大帝的名言，將他歸國后的三十年滄桑總結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 吳興華呢？他生於斯，受難於斯，而殞於斯。他已經不再有“說真話” 或是為自己辯白的機會。他沒有巫先生那麼幸運。
本文開頭所說起的那個頗為活躍的時代，其實非常短暫，而且天邊已是烏雲密布，山雨欲來。曾幾何時，隨著中蘇關系的全面惡化，那些蘇聯、東歐的電影，全部銷聲匿跡。兩大電影譯制廠中，上海方面，幾乎全部停工，長春那邊，則譯制了一大堆朝鮮、越南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爛片。我們家原來主要靠大哥的英美文學翻譯稿費度日，因為政治氣候的變化，稿源日漸枯竭，大哥經常愁眉不展。而舉國上下，正在宣傳如何讓一個分明是具備七情六欲的的大活人，去變成機器裡的小零件，而隱隱之中，一隻無形的大手，正在“把螺絲擰緊”。隨著個性、人性的泯滅，獸性的勃起，已經是一觸即發。
那場空前的浩劫開幕之后，吳興華首當其沖，慘死時才四十五歲。我查了舊歷，他臨死前那一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陰歷六月十六，離那年的大暑，剛剛過去十天。赤日炎炎似火燒的京城裡，吳興華正在北大校園裡“勞動改造”。他女兒吳同的文章裡，引用目擊者事后的描述說，她父親口干舌燥，向監工的“紅衛兵小將”討一口水喝，卻被強行灌入陰溝裡的污水，中暑、中毒昏迷不醒之后，還被棍棒相向，拳打腳踢，耽誤了送醫時間，以致沒能活過第二天早上。巫先生的書裡后來也寫到，吳興華死后，還被破腹驗尸，証明不是“畏罪自殺”， 而是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這樣才幸免於被追認為“現行反革命”。
四十余年過去，到了強調“以人為本”的時代，到了“尊嚴”、“體面”重新進入共和國的常用詞匯的今天，當年北大西語系的那些“小將”們，想來如今也早已為人父母、甚至升級當上祖父母了吧。若是良心未泯的話，不妨再來仔細看一看吳興華的遺照，特別是他和夫人、女兒合拍的那張“全家福”。想想當年，何以就能肆無忌憚地踐踏別人的尊嚴、以至剝奪別人的生命？何以能對吳興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拳腳交加，百般凌辱，以致一夕之間，讓他當時尚在三十年華的夫人，成為寡婦，讓他那兩個稚氣未脫的女兒，一下就變成了孤兒？
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當年在康奈爾大學講課，曾經說起很多作家最后的歸宿，往往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先兆。安娜 ∙ 卡列尼娜臥軌自殺，托爾斯泰自己離家出走，也死在離鐵軌不遠的地方。寫過《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斯蒂文森死於腦溢血，倒地不起之前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的臉怎麼了？”回顧吳興華短暫的一生以及他已有、該有、而未能有的成就，如果要從他自己的作品中去尋找“一語成讖”的例子，那該是《附錄》中張泉的文章引用而被《詩卷》所遺漏的這一首十四行詩的上半闕了：
當我想到一生不過是有數的幾十年，
自己還正走在中途，說不清再有多遠，
就達到大家共同的目標，那時，向后轉
看看從前的事準是可悲可笑又可憐。
同時我又怕我尚未將我的工作趕完，
我的筆就和我一起在土中深深收殮，
那時縱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別人，呼喊：
“聽著，我已明白生命的意義”也是徒然。
二零一零年五月於美國加州華山市
（原載《東方早報 ∙ 上海書評》 2010年6月6日, 第93期，第6-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