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哈金来说，写作也是消磨生命的办法，计较得失便失去了乐趣和意义，「就是你往前走，做就行了」。为了鼓励学生坚持写作，他经常建议大家写生平介绍，装作自己得了什么写作奖，「比如我会写，『凯瑟琳，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虽然我从来没有真的发表过，但是这样真的会帮助我，特别是当我特别沮丧的时候。」凯瑟琳说。哈金称这个办法是一种「伟大的幻觉」，「相信自己写完就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当然写完你就知道自己还不是，你就出来了。但一开始你必须得有这种心境，要不然是非常孤独的事情⋯⋯你怎么继续？你继续不下去。」
除了写作之外，哈金「最喜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陪太太逛街。他却依然用作家的眼睛观察、思考着琐碎的生活：女人们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钱在名牌包上？为什么有些人喜欢Coach有些人喜欢Kate Spade？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布满商标的包？哈金的老师尤金盛赞哈金身上有极为敏锐的生活观察力，他曾写信给哈金赞扬他的小说《疯狂》里的一个细节，「比如你写那个男人用牙签挑牙齿，你对平凡的细节有不平凡的感受。」
哈金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担任教授，这个项目曾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处于全国同类写作项目的前百分之五
「人啊，执政者啊，都是暂时的」
今年9月，哈金的「移居者文学」开课。一个教室二十几个学生混杂着本科生、研究生和几个慕名而来旁听的人。哈金要求学生每周读完一本他挑选的小说，在课堂上讨论。小说一共12本—每本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作者都是「移居者」。
学生们最近读的一本小说是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哈金在课上分析书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不安现状的莉娜和守着家园生活的安东尼亚。课后当和记者谈及对土地的态度时，哈金认为「乡愁」是被媒体过度演绎出的概念，很多人都没有家，谈何「乡愁」？「大伙儿都觉得有这种（乡愁的）感觉，但是这其实不是对家的想念，是对我们本身对于生命中流失的东西挽不回来的遗憾。」他举例《我的安东尼亚》中父亲之所以会因为思念家乡而自杀，并不是乡愁而是语言困境，「这跟乡愁没有关系的，是他整个人的参照系统都没有了，这才是最大的恐惧。乡愁不是恐惧最大的原因。我有乡愁，但是我必须保持头脑清楚，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
哈金出生在辽宁省一个偏僻凋零的镇上，父亲是军官，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而频繁搬家。小学开始，哈金就在寄宿制学校上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就跟家里就有点感情上就断裂了。」久而久之，「自然就把家乡那个意识是一下就给它消掉了。」唯一给过哈金「家」的感觉的是在寄养的邻居家，一次他生病，「那个老头吓得裤子都吓掉了」。
「文革」爆发后，母亲作为「走资派」被流放乡下，学校停课了，哈金篡改年龄去中苏边界参军，再后来就是出国，和父母联系渐少，父母也不愿意来美国，他只能不断给他们汇钱。两年前，母亲病危，他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母亲去世后，「也没有那么想回去了」。
去年秋天，一家国内出版社打算再版《等待》却被叫停。「实际上，我听有人告黑状，就说是反动啊，因为《等待》一开始也被很多人批的嘛，就是英语系的一些教授，国内的⋯⋯因为你这个人是从边缘来的，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只能骗老美，你只能是诬蔑中国人，玩政治牌，你才能做这种事情。」哈金对记者说，「我出身边缘，来源也边缘，因为我上的大学也是黑龙江大学，他们经常拿这个来埋汰我。」
《等待》是哈金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13年前，导演陈可辛买下了电影版权，但涉及军婚，电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据哈金说，最初主演是周润发和巩俐，后来换成金城武和章子怡，现在已经到第三代的刘烨、周迅，电影还没有拍出来。
一年前，他的《南京安魂曲》入围「施耐庵文学奖」，进入最后一轮了，因为是「翻译作品」首先被淘汰。「你说是翻译作品，那你一开始叫它一轮一轮都过了？」哈金很不理解，他提到同样是旅美作家的严歌苓在中国的发展比自己顺利很多，「严歌苓她出国之前，她就是作家协会会员。」
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哈金说，自己过去喜欢去哈佛图书馆地下室翻看中国旧文献。「我被触动了，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简单：把历史翻译到文学里来，我觉得我的生命将用在写一本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上。但是当我这样那样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也许是因为我用英语写中国的原因，但所有的背景都在中国。这把我放在了地狱的边界—陷在了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之间。这就是我想要解放我自己的原因之一。」
最初，哈金定位自己是移民作家，「为中国劳苦大众代言」。成名后，被部分国人质疑「如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苦过，你就是在利用我们的遭遇获得个人利益」。后来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停止描写他已经离开的「当代中国」。
「你不要有目标读者，」哈金告诉文学课上的学生，「这样才能写出永恒的作品。」他认为作家是艺术版图上的独立个体，即便跟「你的民族和文化和语言的版图不吻合」。正如他赞同艾略特所说的，读者应该「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接受美国笔会采访，他坦诚地谈到，「自己不再是附属于中国的物体了」。
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在外面知道中国的事比在国内知道的多。」和记者讨论中国，他欲言又止，只说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强国。他认为「美国在很多地方是社会主义，这块穷人确实过得很好」。
今年3月，在麻省康克镇的一家书店，哈金身着棕灰色西服出席小说《自由生活》的交流会。他谈到初踏美国土地的感受：「刚来美国的时候，去查尔斯河边看人钓鱼，有个人钓鱼，钓了一筐，再倒回去，我被震惊了。还有鸭子，蘑菇啊，松鼠啊。我来自中国东北，有一道有名的菜，就是用松鼠做的。还有人在市场里卖。我发现土地在美国真的很不同，自然眷顾这块土地。后来我给中国一个朋友写信：『我们自己的土地一定感到精疲力竭了吧』。只有土地本身是永恒的，上面的人啊，执政者啊，都是暂时的。」
分享会的尾声，有读者提问哈金的「家」在哪里，哈金说，是美国，「空间上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现在我住在这里。」另一层面，对于一个写作者，「写作就是我的家园。」
借《自由生活》的男主人公吴楠，哈金道出了对祖国的复杂情绪：「有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心里挂念的家乡，见到了父母和家乡的繁荣，他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海外华人，退休后要回到这个需要贿赂和宴请他人，才可以办成事情的疯狂的国家。』很显然他已经不能再适应这样的生活。现在他更想活在美国、生在美国了。」
「魂归故里」没那么重要了
如今，哈金把家安置在远离波士顿市区的福克斯波罗，这里紧邻一个州级森林保护区，有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哈金的一天从早起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太太在外面做家务、看电视。他一整天一整天地沉浸在故事里「出不来」。
一年前，哈金的太太被诊断出肺癌，医生断定还有6周的生命。在否决保守治疗的建议后，他把妻子送到全美一流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他形容和太太是一个团队，「别人都觉得我傻，就是她一个人觉得我很精明。」他笑着说太太是他真正的伯乐。在采访过程中，哈金曾两次犹豫是否要继续，怕耽误照顾太太吃药，「药基本都是我给她分了，我叫她吃，（让她）有个精神上的依靠。」因为太太生病，哈金不得不放缓两本书的写作，转而尝试写短一些的中文诗歌。习惯早起的他，现在即使醒了也会躺在床上看书等太太醒来。他不敢想象失去太太，「好像两个人一直在一条路走，突然间断了一条路，这是非常恐惧的，应该说这个（照顾太太）其实比我写作还要重要。」如果没有太太，「我就辞职了，我到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我了。」他说的时候，笑呵呵，眉宇间却被苦涩笼罩。
即便最近太太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哈金也「不敢太乐观」，「我觉得生命非常脆弱，随时随地一下就了结了。」他对未来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观，妻子生病后，他们谈论骨灰一定要放在一起，但「魂归故里」却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我觉得就是想尽量把我的作品做好，可以把我的生命存在我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就行了，『乡』对我来说是不可强求的。」
哈金「最喜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陪太太逛街。他却依然用作家的眼睛观察、思考着琐碎的生活
今年3月，哈金成为200个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员之一，最早成员包括马克·吐温。他的新作《背叛的指南》也将会在11月出版，灵感来源中国电视剧《潜伏》，因为太太不喜欢电视剧的结局，所以哈金的新书开头从电视剧的结尾展开。「我希望有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能出席，」哈金的写作老师莱斯利告诉《人物》，他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他是一个实现美国梦的例子，只要你非常努力、有智慧和毅力，你就能成功。」
9月的一天，哈金结束了一周一次的3个小时的文学课，夕阳西下前，他背上单肩背包，穿过连接整个校园的波士顿著名的共富大街，乘地铁「绿线」赶回家。地铁车厢里，穿着西装的男子已经睡着了，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和车上大部分低着头看手机的乘客不同，哈金始终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注视着这个他生活多年却并不属于他的城市—突然，地铁驶入地下，窗外一片漆黑。
本文首发于《人物》2014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