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我是浙江温州人，年轻时在一家小纺织厂干活，76年底到部队当兵，在部队打篮球，退伍后分配到温州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因为喜欢打篮球， 曾参加温州市篮球队打球。我从小喜好文学。别人看小说看故事，我看了很感动，我的起步与普通文学青年差不多。我在这个单位呆了十几年，当过团委书记、党委 书记。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浙江的《江南》杂志，记得是1986年，那年我27岁，那个中篇名为《菲亚特》，菲亚特是意大利的小型轿车名，是一种早期的私家车，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开放早，开这种车、用这种车，当时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对私家车很陌生、很恐惧。这篇小说 1986年发表在《江南》杂志，那年我27岁，在浙江省有点名气。1994年，我开始了第一次远行，到阿尔巴尼亚。当时，我想出去走走，我老婆有个亲戚在阿尔巴尼亚做药材生意，我也想去试试，改变人生，有这个机会，也是下海吧。在欧洲拼打五年，白手起家，当时是背水一战，几乎停笔了，没有写作。《被绑架者说》写的就是那一段生活。1999年，我去加拿大。记得我一家三口到加拿大后，没有一个熟人，完全是陌生的国度，这又是一番新的苦战。我继续做贸易，在多 伦多有点中文环境，又感受到中文气息，又重新开始写作，而在欧洲感受不到，没有写作欲望。《被绑架者说》发表后，反响不俗，影响蛮好。这部作品受关注，因为它不是写一个故事，它让读者知道了我，也重新激发起我写作的信心。以后的写作很顺利，此后我发表了《布偶》等有十多个中短篇。
江：你称自己是一个高级的文学爱好者，是伪装成商人的作家。请你谈谈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是怎样起步写小说的呢？
陈：我当过书记、经理。但是我知道，我骨子里是个书生。我是从热爱文学起步的。小时候，阅读是我最大的娱乐，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革前及文革中读的，印象很深。从部队转业回来，我读了许多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如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人小说。如《美国短篇小说选》中的小说我读的很认真，索尔·贝娄、辛格的小说我都很喜 欢。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给我印象很深，贝娄的这篇小说里没有什么情节，找格林也没有找到，但是小说里面藏有深层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有象征、隐喻在里面。最近我重读纳博科夫的作品，看得眼花缭乱，这老头子很了不起。他的长篇都不很长。西方的经典作家的作品，我反复读，如伍尔芙、卡夫卡等人的小说。
江：在当今资讯、网络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或与读书渐行渐远，或读书赶时髦，追时尚，作为一个作家，请你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与文学青年、当代大学生谈谈读书的重要性，应当如何读书？
陈：对一个作家来说，阅读很重要，经典要认真读，反复读，要读原著。读书要讲究方法、方式。读书并非越多越好，读书要有选择。记得福克纳说过， 写完《喧嚣与骚动》后，再也不看书了，留下的任务是消化、咀嚼，反刍。这句话让我震惊。这样说不是不读书，而是要选择，读得精。我读书有兴趣，就找来看， 一本书有那么一两点值得看，就好。我到河南，看甲骨文很好奇，每天都看一看。
现在有的作者，没有做好写小说的准备，有的只是在讲故事。看了杂志上的几篇作品就写小说，而没有深厚的文学积累，读书少，尤其是没有读经典，那是难以成功的。读书学艺学歪了也不好。
江：你的奇特经历也是大家感兴趣的，现在学界对移民文学有所谓“离散”、“飞散”、“流散”写作等提法，而对作家而言，就是漂泊、移居，远行，请你就移民作家离开本土，远行海外与创作的关系谈谈自己的体会与感受。
陈：有作家做过研究，许多作家都有远行的经历，如纳博科夫、库切、贡布罗维奇等。远行对作家是有好处的，出国以后，回头看，有距离感，以前看不明白的，现在容易看明白。人的经历很重要。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得益于我这些年远离故土栖身异乡。远行漫游对于一个文人是件非常重要必要的事，古代的文人墨客无一不是流落天涯的。古人云：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真乃千古名言。更重要的自然是人的感受、人的感悟，还有把它转化为语言文字的能力。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勤奋、执着。天才就是执着，做其他事，我没有耐心，会烦，但写作我不会烦，一星期写不出字我也不会烦，写作是要有耐心的。
江：你现在已经把贸易生意停下了，完全投身于写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陈：在加拿大我一边做贸易，一边写作，今年（2011年）我的贸易生意完全停下了，我自由了，让自己生活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写，把自己的经历，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写出来，说实话比做生意有价值一些。不缺钱，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自己虽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经商，但并不感觉自己是位好商人，我依然是读书人，或者说是伪装成商人的作家。创作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平和的心态，现在一听到顾客按门铃我就感觉很烦。我不是数钱就快乐的人， 早晚要回归写作。在家里面，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每天在家里面慢慢写。又没有别人给你压力，不是想跟人家比什么东西，反而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安静。如果真要把写作这件事做好，我想把它当成专业工作。早年前未出国前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经常熬夜苦不堪言，虽然付出极大辛苦，可收获甚微。
江：你对小说创作的追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小说写作？
陈：一本好书放在桌子上，它会跳起来。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第一要让人看下去，产生阅读快感，文学有娱乐的功能，要让人读起来舒服，享受。但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讲故事，它的背后要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某种哲学的思考，要赋予故事以哲学底蕴。我不喜欢赶时髦，一阵子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大家都赶潮流，趋之若鹜。写作品一定要有新意，要有哲学的思想，我对自己有要求，要对得住自己，不能损坏名声，对读者要尊敬。写个好的作品不容易，前些时，构思一个中篇，两个多月写不出来，后来写成一个短篇。《沙捞越战事》里面有好多的象征，它写了种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而且最重要的表现了人类的一种勇气，有一些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里面，表现人面临一种选择时候的一种困惑，他只能去承担这种责任，去表现一个人最根本的内心思想。
江：你心中有什么目标吗？
陈：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目标想成为什么，说实话写作是为自己写作，为自己的内心写作。
江：有人认为，你的小说追求大气，有大家手笔，你认为是这样吗？
陈：写小说，要有对小说的虔诚之心、敬畏之心。
江：说说你是新作品。
陈：我的一部新作又与马来亚丛林发生关系，这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名为《米罗山营地》，写在马来西亚中部的高山，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与英国人联手建立的一个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这里面同样有国民党特工，有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还有英国军队。最重要还有一条线，就是马来亚医生卡迪卡素，她在怡保这个地方给马共游击队员治病，被敌人抓去受尽折磨，后来死在英国，临死前写了一部书叫《NO DARM OF MERCY》(绝不怜悯)。这个卡迪卡素很了不起，她的身上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与勇气，可惜中国人一点儿不知道她。写《米罗山营地》，中英文资料堆了一米多高。
江：你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却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而且可以阅读英文原著，的确令人钦佩，你的英语是在学校学的吗？
陈：有人曾问我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他们很惊讶：说那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呀。其实我在开玩笑，意思是自己上的是田野学校，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我的英语是到欧洲后自学的，我自学了新概念英语，经过四年的英语学习，我除了在生活中应用自如以外，还可以读英文书籍。
江：你对海外华文文学有何看法？有人说：新移民文学的辉煌、热闹总是在第一代，第二代很难有继承，人们担心，新移民文学怎么发展呢？
陈：这个不用担心，不断有新的移民到海外，只要有新的移民。就会有移民文学存在。海外文学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需要读者，海外华文文学在海外没有那么多读者。二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文化市场非常的大，海外作家应该有一个信心，可以进入国内的市场，比如严歌苓就做得很好，她的作品受到国内观众喜爱，并在国内已经具备相当的名气。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首先是作家要有与国内作家一比高低的信息，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业余的，也是有体验的专业创作。 此外作者本身专业功底也很重要。对我自己而言，在国外有利于写作，能远离各种喧嚣，只按自己的冲动来写，感觉真好！
江：谈谈你的写作计划？
陈：我青年时代在温州一个汽车公司工作，我了解到很多那个公司里档案方面的事情，如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在、70年代那些年代的一些 人，那个单位里面非常复杂，很多人的命运与事情我都藏在心里面，这些早期的记忆与你做社会调查不一样，记忆随时会复活、浮现，我可能会去写这个东西，现在 还没有开始，有可能。
江：这次厦门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陈：谢谢江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