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者
发布: 2014-9-04 12:59 | 作者: 李云
星期天我们组织学生去野炊，把附近的山头都走遍了，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当地老百姓对我们评价很好，说这帮师范生果然与众不同，有激情、有爱心。
在此期间，我还出了一次风头。我给我们学校的老校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里的条件艰苦，教学设施奇缺，上地理课连幅教学地图都没有，请求他将学校的地图借来一用。后来老校长在全校实习总结大会上表扬了我，我一阵脸红，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有点异样，可能是觉得我太爱表现自己了。
临近实习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指导老师，那个不修边幅的中年男人，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面前写满字迹的几张纸对我们说，实习鉴定我已经写好了，保证你们回去个个都被评为优秀实习生。我想，优不优秀不是你说了算的。但我还是挺感激他的，总算兑现了他对我们的承诺。
走的那天正赶上落雨，这是四月的小镇，草木华滋，杂树生花。淅淅沥沥的雨点把小镇四周打扮得更加妖娆迷离。淋着雨，学生们在我们的车子后面追了很远，不停地喊着：老师再见！老师再见！童心难得，那一刻，所有的人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同时第一次尝到了当老师的荣耀。
回到学校，我听说整个实习期间，我们班上多了好几对谈恋爱的男女。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的实习生活太单调了。
很快就到了毕业的时候，我再次打量着这个躁动的舞台。三年了，操场、教室、宿舍、食堂、图书室还有老师，突然变得如此陌生。我的表演即将结束。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却是个未知数。有关系、有门路的同学已经开始四处活动，想分个好的学校。我别无选择，只能听天由命，看命运把我抛到哪里就到哪里。
母亲在我毕业前一个月来学校看我。我把她一个人扔在旅馆里，跑出去和同学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清醒过来，我到旅馆一看，母亲已经走了，她要赶回家去做农活。有一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女同学指责我说，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母亲呢？我无言以对。我应该好好陪陪母亲，带她到城里四处看看的。我后来说起此事，母亲说，有什么好看的，城里再好也是人家的。她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这就让我更加惭愧。
当我意识到我的师范生涯真的就要结束时，一片惆怅，同时脑海中一片空白。我默默地收拾起行囊，步履沉重地向着未知的方向行进，我的耳边回响着乌鸦翅膀煽动的声音。
舞台之三：像蜜蜂一样转了一个圈又飞回来了
对于能不能扮演好乡村教师这个角色，事先我没有一点儿把握。我被分到初中就读的母校任教。我没有想到这张薄薄的分配通知单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像钉子一样把我牢牢钉在那里，而且一钉就是十年，漫长、悠远、令人绝望。
校长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有些谢顶的矮个子男人，喜欢喝酒，喜欢自吹自擂。一喝醉了爱吹嘘他是最好的老师，还说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对于他这种明显带有夸张性质的称赞，我没有当回事。作为他曾经的学生，我很尊敬他；作为他的下属与同事，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作风。去报到那天，他毫不犹豫地对教导主任说，安排他教语文，这是他的强项。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语文老师。当班主任，教初一两个班的语文，另外还兼两个班的地理课。一周约20课时。这点工作量对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根本就不算回事。
学校分给新来的老师，每人一间6平方米的寝室，在一排木质楼房的二楼位置。推开房间，满屋都是灰尘，床架也是散的，我费了半天劲才修好。校长说，条件就这样，只好将就了。我们没有过多挑剔，觉得有这样的房子住也不错了，可喜的是，推开窗户就能看见不远处潺潺流动的花溪河，空气清幽，对面山坡上植物茂盛。安顿下来后，首要任务是准备第二天的教案。
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面对齐刷刷的几十双眼睛，我感到身上灼热，满脸通红，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所受的专业训练完全失去了作用。好在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并顺利地上完了第一节课。下课后我感觉背心都是汗。像人生中无数个第一次一样，我对我的表演并不满意。
开学那段时间，作息并不怎么正规，每天只上半天课，中午12点过就放学了。附近的农民嘲笑我们吃的是稀饭，不经饿，直到国庆节以后才恢复正常上课。我正好利用这些时间钻研教材和教法，拟写各种教学计划。
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难的不是备课、改作业，难的是上公开课。不是上给学生看的，而是上给领导和同事看的。这也是一种表演，表演得好，在领导和同事的心中才有地位。第一学期，我上了三次公开课，收获了一定的信心。发展到后来，我完全以名师自居，同时很瞧不起老教师，觉得他们的教学方法古板而陈旧。
这所农村初中有学生三四百名，教师二十几名，大多数家在农村。只要一放学他们便回家去了，只有少数几个单身老师住校。最难熬的是放学时光，而且吃饭也是问题，需要自己动手做，不像读师范的时方便。我们决定一起开伙，轮流买菜、做饭、洗碗。有时还邀请其他老师加入，多的时候，我们小伙食团有七八个人吃饭，都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下午放学后打几个小时的篮球，然后洗个冷水澡，一起做晚饭，然后喝酒、吹牛，直到很晚才睡觉，每个人都有发泄不完的精力。因为年龄和经历都差不多，大家很投缘，相处得很愉快。
有个姓刘的老师，比我们早毕业几年，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平常大家都叫他刘书记。个子矮矮的，但人长得很清秀，招人喜欢。他教数学和音乐。喜欢乐器，二胡、小提琴、笛子、手风琴，样样精通，同时还写得一手好字。美中不足的是，三十好几了，老找不着对象，不是他嫌弃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他，高不成低不就的，这让他的父母头发都愁白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小文，题目叫《青春并不都如花》，后来发在《四川文学》上。大意是说，像他这样的乡村教师，辛辛苦苦读书，十年寒窗，好不容易才跳出农门，却又回到原来的学校任教。这也罢了，却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工资低、待遇差，连找个老婆都成问题。难怪他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他后来得胃癌去世了，死的时候不到四十五岁，孩子还在读小学。
还有个姓周的老师，和刘书记一届毕业分到这里任教的。他的情况和刘书记差不多，也是很费周折才结的婚。周老师喜欢古典诗词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教数学，但肚子里的墨水比很多人都多。说话往往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我常常想，他可能投错了胎，要是生活在唐朝绝对算是个人物，学而优则仕，说不定能当个大官。他心中一直弥漫着一股才子佳人的情结，挥之不去。可惜的是他是个穷教书匠，难免与现实格格不入。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喜与人交往，上完课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写字，对其他事情一概不关心。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后来得了自闭症。
因为耐不住寂寞，我渐渐学会了抽烟、喝酒、打牌。有次和乡政府的人打了一个通宵的牌，输掉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害得我大部分时间靠借钱过日子。我意识到我的堕落，却又没法管住自己。我是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经不住诱惑。别人说，走，打牌。我就跟着去了。别人说，走，喝酒。我也跟着去了。我的种种表现被母亲知晓了，她跑到学校狠狠骂了我一顿，我才幡然醒悟。
母亲不能容忍我再继续荒唐下去，她认为我已经到了必须结婚的年龄，得有个女人管住我才行。母亲四处为我物色对象，费了很多心力。几年以后，我结婚了。妻子是花溪河上游小镇上一小户人家的女儿，在国营水泥厂上班。又拿工资，又是吃商品粮的，母亲很满意，告诫我一定要珍惜。
因为学校没有房子，老家又在山上。结婚后我便住在岳父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到十公里之外的学校上课，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一转眼，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呆了四年，从一个教学新人变成了一个老油子。期间，我考取了某师范学院中文函授专业，边教书、边自学，并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多少弥补了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
一起耍得好的那帮哥们儿也大多结婚了，都没有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但还是经常在一起抽烟、打牌、喝酒，除了教书，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跳槽，觉得一辈子窝在这个鬼不下蛋的地方没什么意思，但真正能够实现想法的却寥寥无几。1994年，当一位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社会上马上兴起了一股经商之风，很多人纷纷跳槽下海，加入其中。一开始学校的老师只是隔岸观火看热闹，后来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最典型的是我们校长连校长都不想当了，要去办煤矿。另一个同事也在这个时候转行去了法院，因为他哥是县长助理。
很多人的心都乱了，心思根本不在教书上，都想发大财、挣大钱，也的确有人走出去发财了。这就让人更加眼红。
好些学校都出现了停薪停职人员，教育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只有少数教师还在凭着良心教书。
学校重新换了一个校长，开会的时候他严词厉色地对大家说，有本事想出去的，我绝不阻拦，但还没走的，就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这样一说，很多人收敛多了。
我和其他很多老师一样，一没本钱，二没门路，剩下只有好好教书这条路。我的老岳父也经常对我说，不要一山望着一山高。这是一个很好的老人，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很懂得知足常乐这个浅显的道理。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渔情。我心里文绉绉地冒出这两句诗来，暗暗打定主意，只做一个平凡人，当一个普通的老师。
在那个躁动不安的年代中，我的舞台只是我的内心世界。白天我坚持上课，尽力做好本质工作。晚上回到镇上，陪老岳父喝点小酒，有时也打打小牌。这样的日子倒也不错。
唯一使我不安的是，母亲还在老家山上劳作，我想在镇上买房，把她和奶奶接下来，全家人一起生活。这个愿望直到1996年才得以实现，我们在镇上卖了一套老房子，我出了一部分钱，母亲出了一部分钱。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开始做豆腐生意以贴补家用。后来她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我根本用不着负担她的生活。迁居镇上后，母亲再次表现出一个女强人的能力和素质，让我非常佩服。总算有个完整的家了，奶奶、母亲、老婆、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是父亲去世后，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光。我女儿也开始上小学了。
我胸无大志，没有什么追求。除了按部就班上课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娱乐。打牌、喝酒、看武侠小说，偶尔写几句诗，看着时光一点一点飞逝而过，却没有任何心痛的感觉。我并不在意自己一事无成，还常常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每年暑假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我成天沉迷在赌博之中，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婆经常和我吵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在慢慢腐朽，我被周围习惯的绳索牵引着，不知往何处去。
很多老师都在谋求调动，不想再继续呆在那所学校。我也想调走，它的环境和气氛都令我厌恶。我连续写了三年申请。前两年都没能如愿。看着一同来的人一个个都调走了，我心里直骂娘，恨不得抱个炸药包去找教育局长拼命。可只是想想罢了。到了第三年，我终于开窍了，四处托关系、找门路，脱了一层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如愿调到离家最近的镇上学校任教。拿到调令那天，我差点哭了，10公里的路程，我却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抵达。真是满腹心酸，无处述说。
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的。还有很多教师，从少年到白头，一辈子都呆在同一个地方，一步也没有挪动过，真的把自己站成了一道风景。无怨无悔，只是诗意的表达，还不如说是无可奈何。客观公正地说，农村师资历来很缺乏，不是你想调动就能调动的，所以大部分教师只能像哨兵一样守望着乡村。进城难，难进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还是想问一句：为什么守望乡村的就一定是我们，而不是你们呢？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我想应该有的。不过这不是我能解决的。
高兴的是我终于调回家了。到了新学校，我的角色仍然是一名语文老师，因为拥有十年的教学经验，貌似成功地教出过很多优秀的学生，我对自己充满信心。相比之下，这个学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学生也要调皮得多。大多数是场镇子弟，明显比乡下孩子有优越感，身上匪气较重。家长也不是十分讲理，发生过几起学生家长打老师的现象。我心里有点发怵。但我想一开始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威信，否则以后就没法混了。
一个月下来，我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威信，学生们送我一个“青水脸”的称号，意思是我上课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学生们都有点怕我。我听了暗暗高兴，总算镇住堂子了。从此以后，我始终以冷峻严肃的形象出现在学生面前，上课很轻松，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不敢在我的课堂上捣蛋。
我是一个弹性限度很大的人，在课堂上是一个样，课后又是另一个样。给人的印象是清高孤傲，放浪形骸。因为这些原因，我和校长关系不是很好。有时甚至和他唱反调，弄得彼此都不愉快。母亲很担心我被孤立起来，她说，你得油滑一点，否则会吃很多的亏。我说，我不在乎。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理我，我也要保持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