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堂姊說，當年，她去日本念書的時候，看到好多奇怪的和衣服或和設計有關的事，但是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部紀錄片。她說，那是在日本的時候，有一次她在課裡看到一部服裝設計師的紀錄片，本來只是想待一下子就走，沒想到一看就完全走不了，好像內心的某些更裡頭的什麼被找出來了，和我們那個家族，那個時代的跟著布店長大的童年有太深的聯繫，使她看了一直很想哭。
電影裡那設計師說他最熱愛老照片，因為看這些照片，看他們在裡頭穿的衣服，就可以完全明白，當年，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族，他們的歷史。在死去很久的另一個時代的他們完成他自己的想像。一如那些古老的工人或軍人的制服，其實那些人都是最苦命的人。
最吸引他的是，領子，大衣的領子，那老照片充斥了老時代裡世界各地的人，再怎麼窮的他們所穿的衣服，都還是很迷人，女工在工廠煙囪前，流浪漢在街頭，屠夫漁夫穿著很髒但很自然而然，就在他們的又臭又亂的老攤子前抽菸好像是他們一輩子的某一刻，但卻正也就是他們一生的最濃縮的縮影。在老照片裡頭，你可以找到真實的人，他們不是穿衣服，而是穿著「真實」，一如，在十九世紀，在冬天很冷，你穿衣服是因為很寒冷，為了活下去，所穿的這種衣服和你的更深的聯繫，依賴，祕密，衣服就像家人或朋友。不像現在的很多很有錢的人，認為衣服只是消費，他們可以消費任何東西，甚至消費生命本身。他們不了解衣服應該就像樹木、石頭、雲、山這種更根本的存在，他們以為可以買所有的什麼，但是這是不對的。要想法子回到那個時代，因為貧窮，被迫去用這種方式穿衣服，看衣服吊在牆上，就可以認出來那衣服是誰的，是哥哥的或是伯父的。
有一張是他最喜歡的，那個人穿著尋常、破舊而寬鬆的衣服，很動人，尤其是眼神的憂鬱。堂姊說：「這好像我們小時候，即使我們家開布店整條街整個街廓裡都是布店。但是，整個城卻仍然都還沒有成衣，沒有品牌，沒有百貨公司的年代，那個我們還沒有衣服買，沒有賣衣服的店逛。甚至，長大過程還要撿七個堂兄弟姊妹衣服穿的年代，四姑會用布店的剩布做衣服給我們這些小孩穿的年代。」
電影裡，還說了更多後來的和做衣服有關的故事。「人的身體本身是不美的，做衣服就是為了要找某種狀態的均衡，很難。一如人的某些難度更高的品性，一如：慷慨、高雅、溫柔，都是如此狀態的均衡。但是，在做衣服中，這是矛盾的，我在找這種矛盾，找不可能的均衡，但或是也在均衡中破壞一點點，用做衣服來表達這種狀態真的很難。從那裡開始，從質地，料子，形，觸感，那都是相同的困難，接近一點。現在，此時，此地。做衣服像同時吹奏兩種奧祕，液體和固體，逃離的和留下的，衣服的玄奧，找尋，隨時準備要做，他的助理好像預先知道現象，他說我常常在等那種狀態來臨。但是，做衣服又非常競爭，生意，做最好，但是要尊敬其他的所有人，不用對自己做的衣服保密，沒辦法被抄襲，沒人可以偷你的設計。衣服的本質是袖子要修剪到怎樣要修剪幾百次，來感覺袖子，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是什麼服裝設計師，只是一個裁縫。」
「做衣服要很專注到忘了時間，不停地做，這我沒有問題，花兩三禮拜來理解一件衣服，像奴隸打開桎梏，打開風格的牢籠。我想設計的是時間，我只了解我的現在，和過去，不相信未來，我只是活在現在，辛苦而小心地。我想趕快變老，讓未來趕快結束。」
在那裡，每一件衣服，襯衫，裙子，被做出來，被保護。問他為什麼，他說：「我不太在乎顏色，甚至不太在乎。把一切放一邊，不能把什麼抓太緊，像歷史的感覺，衣服就會在那裡。﹂但是，他還是一直在那工作室鏡子旁發呆，抽菸，看模特兒試穿他設計的衣服，想著怎麼修改。或是，他到外頭，抽菸，做事，笑，繼續地忙，鏡頭走入城市裡在擁擠的施工中的街道走路，在櫥窗的一朵很大的紅玫瑰的櫥窗。在東京新宿火車站的大樓前向上看到的百貨公司天空線。
在那電影裡頭，那設計師講到了更多小時候他也跟衣服一起長大的故事。他說：「即使到現在，常常我還是覺得我只是一個小孩，大概因為我從五歲開始，一直在店裡待著，媽媽是裁縫，她那麼辛苦地在做衣服，和另一些阿姨們每天都守在縫紉機前，從早工作到晚，我就是在這群令人心疼也心愛的女人堆中長大，在她們面前，我永遠都不可能長大。尤其，當年我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而且是那個時代最沒辦法也最難過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東亞共榮圈的夢與夢魘。他是戰死的，甚至他的沒死的戰友被抓去西伯利亞，下場更慘，我讀他們寫的東西，最難過的時候，就會想起我父親。所以，對我而言，戰爭沒有結束，沒有戰後這個概念。我想為他們做一點什麼，延續一點什麼，用衣服。」
堂姊說：「那設計師讓我想起我們的父親和他們的父親。」
當年從當日本學校校長的祖父經歷的同樣難過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甚至是被日本人抓伕去南洋打大東亞共榮圈戰爭而失蹤的外公。
堂姊說她在京都的一個臺灣同學還跟她說過一個真正敗家的故事，他阿嬤的，那個時代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太遙遠了。那個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人生的困境，什麼對人生的期待的永不滿足，都跟現在完全不同了，或許更接近蛇郎君那時代，他說到他阿嬤出事了，因為她那時候常發病，而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只是很花力氣在跟她解釋所有她想的都不是真的。
因為阿嬤一發病，人就會回到她年輕時剛嫁到這個家很苦的那段日子，然後把我爸小時候的鄰家女孩當作是我阿公在外面養的小情人，那是老實的阿公不可能做的事。小故事中她甚至會不自覺地把時間弄亂掉了，會把西元一九六六年當成民國六十六年。她會跑去銀行查我阿公的帳戶，把簿子裡最右邊一列的金額統統加起來，說阿公賺了這麼多錢，卻一毛都沒給她，一定是給了那個外面的女人。還會把身分證、印章、健保卡、銀行簿子偷偷藏起來，卻又常常忘記藏去哪裡，我爸幫她補辦健保卡，太多次了，辦到健保局都認識他，連阿嬤的照片也不需要了，她常常會去警察局報案，說我阿公偷她的東西，警察也沒什麼能查的，因為沒證據，我阿嬤發現怎麼這樣就沒事了，馬上又說阿公家暴，使事情變大，我爸還被叫去問。現在台中市第六分局的警察們都認得她，其實第六分局是很遠的，我阿嬤住得離那裡有段路，也不知道她怎麼去的。阿嬤的病，因為被爸爸帶去看精神科吃藥，控制下來沒有再惡化，但每次去做測驗都是在失智的邊緣，雖然至少出門了還會記得回家的路。阿嬤念到小學六年級，只聽得懂台語，不識字，護士每次都很有耐心跟她用台語聊東聊西，然後中間突然跟她說：「阿嬤，我跟你說三樣東西，阿嬤聽好喔！火車，」謢士一邊拿起桌上一個個小玩具，「杯子，白板，等一下我問你的時候，你要記得告訴我喔！」就這樣又繼續聊了五分鐘，我阿嬤好開心有人跟她聊天，一直講一半是事實一半是她自己想出來的小時候的故事，主要是阿公怎樣對不起她的故事。
「阿嬤我剛剛跟你說了哪三樣東西？」
「嗯……什麼火車、杯子跟白板。﹂看完醫生出來，她還跟我爸說她覺得那個護士好奇怪，「為什麼要問我火車杯子跟白板？」
我爸自從知道阿嬤是老年失智後，都把那個她一直重複講的故事，稱作「阿嬤的錄音機」，一開起來就有兩個多小時，有時候她直接來我們家，還會神祕兮兮地帶一些銀行簿子和衣物要我們藏起來，我都會努力的和阿嬤用我那個不怎麼標準的台語聊天，那是很糟的台語，爸說那是國語講太多才會有的奇怪的腔來轉移她的注意力，可她都還是講著講著就會記得打開「錄音機」，我們也只能心裡還滿慶幸。
他說：「至少她還記得自己要做甚麼，就這樣所有人都會忍耐地聽完她講的故事，然後再送她回家。或許，就像一個行星因隕石入侵發生繞行軌道的偏離或浪潮突然因天候而太無法預料的翻滾所引發的異象，及其因之的吉兆，有點離奇，又有點可笑。但我們仍然還是必須要很有耐心地聽下去，聽這些阿嬤的恐懼，她面對她的情人，她的家，她的時代種種破敗了的恐懼，而且是越怕就顯得越那麼地可笑。」他說：「我爸說過養鰻魚的人，撈了一箱準備去別的地方賣，一定會在水裡丟一尾鯰魚，因為有天敵，鰻魚的生命力比較好，載到市場前才不會死掉，我們阿嬤就像阿公的天敵，天天都會鬥他，這樣我阿公身體才會還算好。」
堂姊才跟他說了我們家族養鰻魚的故事，那血淋淋的故事。
其實，聽的過程，我一直恍神，因為我一直想到那一部印度人拍的美國電影，《水中的女人》，一個無趣的公寓，裡頭有一群不同的國籍的人住在一起，環繞在中間一個游泳池，那是一個如何拯救世界的老神話，變成床邊故事式的童話。電影裡的一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女先知，要啟發寫出一本後來改變全人類的書的作者。但是，那公寓的房子變成一個隱喻，無趣，平庸，住著一群很尋常的美國人。但是，裡頭卻是一個神、妖、人種種的互相試探與交手的抽象的現場。故事迂迴極了，但是所有愚昧的遭遇，猜測，誰是療癒者，誰是大力士，誰是解釋者，誰是沒有祕密的人，他們都不知道彼此對彼此的意思，直到受了傷，出了事，看到了妖怪，才知道這一切發生的事，都是有原因的。印度的古神話，那種果報，不幸如何挽回，殘酷如何面對，原諒，如何救贖彼此生命的缺陷，無意的或故意的，但是過程充滿危機和未知的威脅及其誤解，一如堂姊所說的種種敗家的故事。一如所有的天敵或敗家故事的始終充滿誤解，一如在她被神鷹接走的那一剎那，那曲弧形的水中的女先知出現的那神話般的游泳池，從天空往下看，就像一滴眼淚。
作家簡介：
小說家。藝術家。策展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前系主任、現專任副教授。美國紐約MOMA/PS1 駐館藝術家，台北駐耶路撒冷、加拿大交換藝術家，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創作獎，藝術、設計作品曾赴多國參加展覽，出版《寶島大旅社》《壞迷宮》《阿賢》《軟建築》《殘念》《老天使俱樂部》《壞設計達人》《時髦讀書機器》《無深度旅遊指南》《明信片旅行主義》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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