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英文写的第一篇这种非虚构类的文章，是关于当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为此回国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访谈，以它为个 案写了很长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这文章先是发表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杂志上，后来也收入了《中国波普》。然后又写了一篇关于北京拆城墙前后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变迁的长文。那时候我身边时常见面交流的几位美国作家和学者们挺欣赏我这些文章，还一起讨论过，给了我不少鼓励、反馈。在92到94年间，我多次回国，做了不少采访调查，陆续写了一组这类文章，最后成为《China Pop》， 即《中国波普》。取这个书名，是因为书中大部分章节描写的个案与人物，都涉及了九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流行文化、大众媒体的运作、中国特色的政治与商业的关系，以及大批知识人和文艺人如何在复杂、生机勃勃又充满焦虑的转型大潮中分化、适应、变脸、投机、痛苦、新生。
回头看，英文写作也是我自己的一次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太多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它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一对新的翅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China Pop》是我写出的第一本真正成熟的书。
江少川：你曾在休斯敦为‘美国之音’工作，在香港为杂志撰写专栏，该专栏后结集成杂文集《说东道西》出版。请谈谈这本书。
查建英：《说东道西》的集子里有很多是描写、评述美国日常生活和文化现象的随笔、札记。那些年我女儿年纪太小，我基本上没怎么回中国，在家里带孩子之余给“美国之音”的一个“作家手记”节目写专栏，写完了自己在电话上念、录音，然后他们定期播出。香港的那个专栏也写了好几年，有些 是我在准备和撰写《中国波普》期间的副产品。但这本书里只选了其中一些能在内地发表的收入。集子里也有若干在内地杂志如《读书》、《万象》刊载过的文章， 大多是对中国文化现象的评论，包括对张艺谋、王家卫电影的评论、对九十年代中“人文精神失落”讨论的评论等等。
江少川：你的新书《Tide Players》（《弄潮儿》）登上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2011年最佳书籍”榜，这本书又是用英文创作的，国内读者很少读到，你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吗？你想告诉中国读者什么呢？
查建英：这本书的起源是我在2003年获得了美国古根汉姆的非虚构写作基金。虽然它的颁发主要是奖励旧作，但你也要报一 个新书计划，我就报了Tide Players这个选题，准备再写一本当下中国人物系列的书。2003年获得奖金之后，我就带着七岁的女儿回到北京，她进了本地一家小学念了四年，我当然也住在北京“陪读”。不过，这次重新搬回北京，我自己有一个重新适应、认识的过程。中国变得很厉害，到处都在大干快上，社会生活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态是兴奋、功利、浮躁、纷乱的，很多变化令人心情矛盾。我必须泡一阵子在这里“接地气”，试图在喧闹中沉静下来，才有可能比较从容地观察和了解。
新的英文书进展很慢。2004年之后我受聘于纽约的India China Institute (印度中国研究所)，做中、印、美三方的合作研究和交流项目的策划、组织工作，经常要去美国和印度开会、出差。这当中遇到一个偶然契机，做了《八十年代访 谈录》。那本书出版之后，才接着写这本《Tide Players》，最后在2011年出版。
与《China Pop》一样，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英文读者看的，全书各章基本上都是长篇人物特写，一半是企业家，比如张大中、潘石屹、张欣、孙立哲；另一半是知识分子、文人，比如张维迎、刘东等北大教授们、王蒙，还有我哥哥查建国。我试图透过这些人物的个人故事和命运来描写当下中国的商业、政治、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其中三章首先在《The New Yorker》（《纽约客》）杂志上发表。有两篇，“国家公敌”和“国家公仆”，已经被一些热心的网民翻译成中文贴到网上了，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在中文读者中传播。
最近《弄潮儿》全书也被译成中文了，我自己做了校订，目前正在排印繁体字中文版，将在明年（2014年）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目前不可能在大陆出版。
江少川：新移民文学发展至今，约有三十年的历程，许多作家虽移居海外，却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些年来，更是出现了“海归”作家，或者“两栖”类作家，他们很多的时间、或者有一半时间居住在国内，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认为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查建英：我近年在中国和美国两边各住一半，并且发现周围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据说我们这类人被叫作“海鸥”。中国越开放，“海龟”、“海鸥”也会越多，这是自然趋势。再者，互联网和各种高科技交流工具发展迅猛，现在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的人都可以及时交流资讯、分享作品。 尽管还有人为的这“墙”那“坝”，但现在的“海内“与“海外”远没有三十年前那么隔了：海外人写的很多文字，国内人马上可以读到；外国生活和资讯对中国人 生活和思维的渗透、冲击、影响几乎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如同全球化一样，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移民文学不仅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 分支，很多新移民作家的写作也早已成为中国当代写作的一部分。
不过，在这样一个多媒体、大众消费、娱乐化的时代里，快速而便捷的交流与传播是把双刃剑，它的另一面就是：写作和阅读普遍短平快、碎片化。这对文学及其品质（当然也包括新移民文学在内）是有严重影响乃至伤害的，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和阅读习惯，未来会不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结构？它是有利有弊的，但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里是否也有某种“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的尴尬与困境？严肃文学能够从中突围吗？这些都是重要而复杂的话题，却不是此处能展开讨论的。
江少川：新移民文学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你是亲身经历者与见证人，你对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前景有何看法与思考？
查建英：很惭愧，近年来的新移民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我看得太少，所以坦率讲我没有什么看法。至于前景，我当然祝它多结硕果了！
答于2013年11月13日北京芳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