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查建英访谈录
发布: 2014-4-03 19:59 | 作者: 江少川
至于构思，是在亨利.詹姆斯那篇著名的《丛林中的猛兽》在我脑海中闪现出来的那一刻浮现的。那的确是我当年在美国南卡罗 来纳大学念英文系时读过的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其中那种宿命感特别让我着迷。一个严肃的、自以为聪明的人，怀着某种无法抗拒的使命感和英雄主义情结——或者 糊里糊涂的骄傲和浪漫，完全看不到眼前和周围的真相，一步步为命运所诱惑、所戏弄，最终被命运击败，并且与自己的真爱失之交臂——当时我觉得这里面有种存在主义的悖论，又觉得这个故事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与我在中西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游走、彷徨、困惑的感受很契合。当然，现在这样说是理性归纳。当时就是凭灵光一闪的直觉，也没有全都想得很清楚。开写之前，只是搭了个大致的故事框架，比如设计了詹姆斯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作为两条线索、先是平行发展、直到最后重合的叙述方式；又以我当年在英文系的一位印度同学为原型，设计了巴斯克伦这个关键人物。其他人物，则是由不同原型捏合、加工、变幻而来，很多情节、 细节都是一边写一边编出来的。比如那句“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有评论者后来说这是全篇故事的“主题”，但在动笔时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主题，这句话也是写到那里冒出来的。
小说当然是没有结论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可以有另一种结尾方式。但我那时就是偏爱悲剧。记得小说发表之后，我父亲拿了那期 《人民文学》杂志在家里读，好像也被吸引住了，就那么一直坐在那里读；天暗下来，他也快读完了，不开灯，拿到阳台上站着继续读到结尾，然后走进来，缓缓地说：嗯，写得不错，有意思。然后又说：可是你这么年青，怎么这样悲观、灰色呢？
我父亲原本是江南地主家的大少爷，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遂转行搞哲学，但他一生都是乐观主义者。 那是一九八九年初，我二十九岁，对世界并不真悲观。灰色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成熟、深沉。其实我那时的人生观相当浪漫，对中国的前途也满怀希望。可是小说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时它会呈现出、泄露出一些连作者也始料不及或并未完全意识到的东西。后来听到评论家说，《丛林下的冰河》是为中国的理想主义时代唱的一 曲挽歌，我有些惊讶。我以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写作表现的是个人命运，并没有上升到时代高度的企图和意识；可是看到这个评语，我有种突然被人点中了穴的感 觉：可不是嘛，我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教育，怎么可能对此没有情结呢！
还有一个相关的事情：八八年底，电影《青春祭》的导演张暖忻想把《丛林下的冰河》搬上银幕，聘请我把小说改编成剧本，这是我第一次“触电”。当时谢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巨星影业公司”，挂在上影厂名下，张暖忻便是首先与谢晋签约的导演之一。那时《丛林下的冰河》刚刚发表， 张暖忻很喜欢，马上把它列入她的拍片计划，得到谢晋批准后就把我请到上海，住在一家酒店里督着我紧锣密鼓地改剧本。剧本写完后，还让我弄了个 proposal之类的英文概要，交给两个美国电影投资人看，准备筹资去美国拍摄部分内容。结果，八九年夏天的事件之后，所有这些计划全部搁浅。后来这个剧本发在一个电影剧本杂志上，落款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六月”。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里，《青春祭》是我最喜欢的片子之一，比起当时那些“第五代”的片子更为个人化，大气而又细腻。那是张暖忻献给知青一代的挽歌。她九十年代初拍的纪实风格故事片《北京，你早》，开风气之先，也很不错。可惜她九五年就因病早逝了，才五十多岁。我觉得她并不很适应当时在政治和商业夹缝中正变得日益浑浊的社会氛围和中国电影业。今天回顾起我与她那次夭折的合作，就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冥冥之中似乎真有某种宿命。
江少川：《丛林下的冰河》在艺术上的追求也是值得称道的， 有学者指出你采用了冷静叙事的方式，是这样吗？请你谈谈你对小说叙事的艺术追求。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写得很顺。我记得当时每天写一段，一直保持着一种兴奋。写进去了，情绪会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命运起伏，时而快乐，时而悲伤，有时候整个人像发热病般的激动，甚至连吃饭都没有胃口。总之，并不一直那么冷静。当然，修改草稿的时候，会做调整。
在叙事方式上，我一向不喜欢那种一惊一咋、百般渲染的煽情、矫情，或者大叫大嚷、呼天抢地的喧闹文体。这可能与天性有关。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尽量冷静、从容、有节制地叙事。不过，如果现在去看，我当年写的那些小说肯定有年轻人创作的种种毛病，也会卖弄小聪明、把握不好、失控或是失度，肯定有很多幼稚。
至于各种小说叙述形式的实验，我在美国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看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和拉美作家的作品，当时对他们所做的形形色色的语言和叙述风格上的尝试也蛮有兴趣。我也写了几个短篇，比如《红蚂蚁》系列，用“意识流”的叙述手法玩了玩。但是，坦白讲，这些形式实验看得多了，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而且都是人家那边率先创新，该尝试的手段和技巧人家也都尝试过了，甚至已经推到了极致，你再去玩是步人家的后尘，多少有点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弄不好就成了故弄玄虚。年轻时玩玩这些还行，老玩就没劲了。
也可能我比较保守吧，我总觉得文学最终还是要看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和刻划有多深，作品能不能让人感动、沉思、难忘，在灵魂深处引起共鸣。画鬼容易画人难，能不能讲好故事、写好对话、刻画好人物及其心理，这些其实是最见作家功力的地方。所以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是曹雪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经典大师，读他们的作品，你有时会感到是上帝在扶他们的手写作。有些现代主义小说经典我认为是有时间性的，甚至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而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是永恒的，历久而弥新。
江少川：你写了《丛林下的冰河》后，开了一次讨论会，这应该是同仁自发组织的吧，黄子平、李陀、陈建功他们都在场，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早的移民小说讨论会了，请你回忆下当时讨论这部小说的情景，还记得当时他们发言的要点吗？
查建英：那是在1988年秋天。我记得是陀爷(李陀)读了小说稿子之后很兴奋，建议找些朋友一起聊一聊这篇小说，大家提提意见。当时好像是事先把小说稿在预定参加讨论的人当中传了一圈，然后约好在苏炜家开会。苏炜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不太久，是还没结婚的“单身贵族”，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公寓条件比较好，在那个年代甚至显得有些奢侈: 钢琴、地毯、转圈沙发，还有个能拉开的那种长餐桌，记得他说花一千元买的，在当时是天价。他又特别热情好客，家里便常有各种聚会、讨论会。
隔了这么多年，那天大家的发言我记不清了，但记得那种热烈、严肃的气氛。到场的人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毯上，个个都是有备而来，轮流发言，然后又讨论了半天。那时候大家讲话都比较坦诚直率，不光是赞扬、欣赏，还会对构思、人物仔细针砭、批评，很认真地提意见。不像如今很多研讨会，出版社花钱请些评论家、学者来开新书研讨会，所有人一律捧场抬轿子。八十年代的时候，文学真是被当作天大的事！当时很多人对小说、对诗歌的那种纯粹的热爱，那种疯狂的激情和迷恋，我觉得远远超过今天很多人对金钱的迷恋。但那时候完全没有炒作这个概念。今天文学圈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一些风气、现象，那时候大家会鄙视、会认为俗不可耐。
《丛林下的冰河》这个名字，好像也是来自黄子平那天讨论时的建议。几个月之后，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责编是朱伟。但朱伟是否参加了在苏炜家的讨论会，我倒是记不准了。
江少川：你在《八十年代》一书中访问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如阿城、北岛、陈丹青、刘索拉等、其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了，包括你自己，请你谈谈，在八十年代，你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态与想法走出国门的？
查建英：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态出国，对那段生活的想法，这些当然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讲，在《八十年代》书中他们也各自谈了不少，这里不重复。
若要讲我自己出国的心态，我想在这方面我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大概就是我比他们都稍微年轻一些，出国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而 且是去上学，不是移民、访问或者游历，也不是流亡。一个年轻学生，心态可能会更轻松一些，也没有在国内已经出道成名的心理包袱，学习外语不会不好意思张口。加上我最初几年去的南卡罗来纳大学，虽然所在地是州首府，但其实是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小城，当地没几个中国留学生，华侨都很少，更没有唐人街。我拿着美国大学英文系的奖学金，必须每天上课、考试、写论文，赶鸭子上架，不学也得学，没有退路，混不下去的话我连回国的机票钱都没有，这样就逼着你必须天天讲英 文，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和当地美国人打交道。
我觉得那最初几年在一个几乎与中文隔绝的陌生环境里生活的经验，对我是非常珍贵和特别的，也交到了很好的美国南方朋友。 后来我转学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见到我，对我说：哎呀，你这是歪打正着、先苦后甜嘛！如果你像很多中国人那样，从中国直接就来纽约，那一定掉进唐人街的环境里，整天泡在华人圈子里讲中国话吃中国饭，你会很舒服，但再过二十年你的英文也不会好。夏老师讲的是大实话。我很喜欢纽约，如今在纽约我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我庆幸当年先去了南方一个小地方，这让我永远地、而且是非常具体地知道，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实并非典型的美国。
江少川：其实，你访问的这些人，出国前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已崭露头角，或小有成就，他们出国后，你在美国和他们交流多吗？你认为出国或移民对他们的文学或艺术创作的发展与成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查建英：如上所言，他们的出国时间、方式与我不同。后来大家都住在美国那些年，索拉是我非常要好的“闺蜜”，互相见得多也聊得多，一起出去逛街、买衣服、泡咖啡馆、下馆子，一聊就是一夜；与其他几位比如阿城、北岛、丹青，碰到了当然也会吃饭、聊天，但大家不住在一个城市，见面并不算很多。
海外生活对他们的创作当然影响很大，我认为其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虽然出国前已成名，但从他们后来的作品和言行中，你可以明显看到在视野、品味以及思维方式上不同程度的变化。我们常看到有些中国作家，随团出去短暂地访问一下，由翻译陪着转了几个地方，回来就很快写出洋洋洒洒的一本书来，从他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马上就下判断并且得出一堆结论，但他整个人其实完全没有变化，他内心深处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这几位作家当然都不是这样粗率的人，何况他们都是在外国居住了多年。比如阿城和索拉住了十几年，丹青将近二十年，北岛二十多年、而且到现在也定居在香港。
我觉得你只有在国外作为一个个体生活过一段时间，作为普通人而不是被人家特别招待的游客住下来，你才有可能沉静下来感受和思考，看到一些表层以下的东西。只要足够敏感，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上，你都会被触动。也许你会先看到“异”与“隔”，再看到“同”与“通”，然后看到更微妙曲折的东西，你的观察会逐渐变得更有质感、更丰富。也许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疑问，而不是结论。也许最终你会有一种谦卑的达观。即使你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至少你应该不再是一个狭隘的、自卑而又自大的民族主义者。外国生活改变的不仅仅是你对外国的看法，或许改变更深的是你对祖国的看法。一个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人，就像一个一辈子没有照过镜子的人，我不觉得他/她能真正看清自己或自己的国家长的是什么模样。这一点我相信所有出国或移民的人，都有体会。
江少川：1995年出版的你写的《China Pop》（《中国波普》）这本书被美国的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请你谈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这本书的？当时你怎么选择了这个题材呢？写这本书你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请你谈谈这个准备过程。
查建英：八九年夏天的事件之后，我重新搬回美国居住，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都在一种压抑的心情中。八十年代结束了，很多希望破灭了，思想、感情都在调整。我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离了婚，又结了婚，意识到大概要在美国长期安家定居，写作也必须重新定位。那时候反思八十年代以及我自己青春期的写作，有几个问题想得比较多。一个是精英主义的倾向，一个是过于自我和个人化的写作。再一个就是觉得当时大陆出版环境不好，禁忌太多，不可能畅所欲言，而我又不想写些只能发表在海外华人刊物、只给海外华人看的东西，与自己将要长期生活于其中的英语环境毫无关系。那时也没有互联网。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促使我决定用英文写作，并开始关注九十年代初中国由于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加速经济改革而日益活跃的商业活动和随之而起的大众文化，也就是 pop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