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纽约报道
中国人的个体历史，向来被国家宏大的历史所淹没，成为政治大叙事中的点缀。而王鼎钧（见下图，网路照片）的四部曲回忆录，却将个体放大，并使其在历史的裂变中充满亮色，更重要的是他写的并非一个人的历史，用王鼎钧自己的话说，“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们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他说，“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
今年1月，著名作家王鼎钧的四部曲回忆录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在大陆引起一阵读书和评论热潮，热潮从年初持续至今不衰。本刊借此之机，采访了身居纽约的王鼎钧先生，并希望向北美的读者推介这部回忆录。
■本报记者文青纽约报道
人称鼎公的王鼎钧先生，如今已88岁高龄，日前他在平板电脑的屛幕上用手写的方式对本刊提出的问题，做了如下回答：
问：您的四卷本回忆录在大陆出版，引起大陆读书界的热烈反响。对于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您的回忆录给大陆读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最后一册《文学江湖》将台湾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30年台湾人的生存状况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这对大陆读者来说，是相当新鲜的内容，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答：大陆上的读者见过大场面，读过大文章，他们的见闻阅历大大超过我。可是，“他人有心，我忖度之”，那些年，我觉得他们怎么好像装在一艘很大的潜水艇里，深入海底，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一旦这艘潜艇浮出水面，外面的一只海鸥，一叶浮萍，都值得他看，都应该有人指给他看。
我和他们活在同一时间，另一空间，一旦能够交通，但愿互诉衷肠。我并没有甚么奇迹，甚么秘密，但是，我司空见惯的，他们也许惊叹诧异，我理所当然的，他们也许不可思议，我百思不解的，他们也许早已成竹在胸了。这是两个世界叠合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我的书可以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论选材，我比同时代的回忆录作者注意具体细节，这是文学训练使然，少年时代，苏格拉底的一件小事深深地影响了我。有人和苏格拉底谈勇敢，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词，两个人展开对话：甚么是勇敢？作战不退是勇敢，要是上级下命令撤退呢？这就到了细节的层次。军队攻击的时候，百步比五十步勇敢，军队撤退的时候，五十步又比百步勇敢。在“赵氏孤儿”的故事里，程婴卖友偷生，抚养孤儿，是勇敢，公孙杵臼舍生就死，掩护孤儿，也是勇敢。
我写回忆录，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综合，不要概括，不要论断，“勇敢”越少越好，“五十步或百步”越多越好。细节中有真相，有特色，有人性，“小”可以见大，“大”反而空洞。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芝麻绿豆里都能见天国，文学训练使我知道怎样选择。
我和大陆上的读者娓娓而谈细节，细节之中有趣味，有思考，细节可以进入茶余酒后，街谈巷议，可以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以使“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至于为了文章组织而不得不加的“总之言之”，算是技术性的收获吧，可以当做层次条理、章法结构的参考。
“在台湾我们曾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无史之国。”
问：您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四世为人”，实际上您离开故乡、离开大陆，离开台湾，从未再回去。与此同时，您又在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故旧，接续以往的因缘，这是为什么？
答：先说台湾。由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和中国大陆完全隔绝，地理上的隔绝，政治上的隔绝，文化上的隔绝，还加上历史记忆的隔绝，我称为真空包装。1949以前，我们读过的书有问题，接触过的人有问题，到过的地方有问题，服务过的机关名称部队番号都是问题，我称为背负原罪的初生婴儿。我们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无史之国。我们都祗知有神州，不知有故乡，祗知有亿万同胞，不知有至亲好友。
8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对外开放，我和大陆亲友通信，那些亲友和我谈未来，谈故乡建设，谈子女留学，我告诉他们，我是看看自己的前生，我不修来生。我说我是望乡台上的鬼魂。故老相传，人死后，牛头马面把他的灵魂领上一座高台，让他眺望他以前生活的世界。我说我像毛姆，来拣前生留下的脚印。那些切断了的神经血管，一根一根又接通了，像大手术一样，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用一本散文记录震波，那就是《左心房漩涡》。
那时，经过三年饥荒，十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陆亲友非常贫困，有人从海外寄给他们一点钱，对他就是很有用的接济，海外的人给他一点点温情，对他就是很大的安慰。而且海外关系一经开始，地方上的领导就会看重他，照顾他。想不到阴差阳错，我有了这么片刻的优势。
我要还前生欠下的人情债。除了母恩难报，抱恨终天，我在颠沛流离中得到的帮助，都可以趁着这个三生难逢的机会作出补偿。对方非常惊喜，他没想到当年无意中的一宿一饭，竟是不灭的因缘。他也没想到他教过的千百学生，他带过的千百士兵，他治过的千百病患，居然有人在30年后念念不忘。统战部门因此怀疑过我的动机，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我呢，求个心安，我也希望有些人因此不会丧失对人性最后的信心。
然后，为了写书，要搜集资料，完全是现实目的了。
2005年纽约《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王鼎钧提供
“‘艺术含金量’，我的回忆录有些地方18K，有些地方14K。”
问：在《文学江湖》中，您发表了很多有关文学的见地，也透露出您个人的创作轨迹。您说您的志趣是在文学性散文上，那么您是如何定义文学性散文的？
答：“文学”的定义很多，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我接受如下的说法：有广义的文学，有狭义的文学。
广义的文学是“文的科学”，组织文字表达一定的内容，就是文学作品，照这个说法，不但历史地理都是文学，你买了一架电视机，里面有一张说明书，那也是文学。狭义的文学是透过语言文字表现“意象”，意象是寓意于象，因象见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形之于外的象，燕子尚且成双成对，佳人却如此孤独寂寞，落花就是她低沉的心情，这是寓之于内的意。它有两个层面，也许不止两层，“佳人”也许又指怀才不遇的君子，揭开这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诗，电视说明书，这是两个极端，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宽广的地带。文学是大圈圈里头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一个黄圈圈，大圈圈使用文字传达一定的内容，黄圈圈用文字表现意象，两者之间的那个小圈圈，我想就是文学性的散文。散文难免叙事说理，首重实用，其次、又其次才是欣赏，黄圈圈里的散文并不多见，大圈圈里的散文触目皆是。举个例：鲁迅先生收在《野草》里面的“过客”，“墓碣文”，应该属于黄圈圈，他的杂文恐怕不然。我的回忆录在小圈圈的内缘，常常向黄圈圈倾斜。大陆文评家常常提到“艺术含金量”，好词！如果黄圈圈是足赤，我的回忆录有些地方18K，有些地方14K，大概就是如此吧。
“文学性”一词，有时含有虚构的意思。当年文评家常说“理想化”，这个理想是艺术的理想，不是政治的理想，为了符合艺术原理，产生艺术效果，舍弃真实。传说李白是淹死的，月明之夜，他在船上喝醉了，想把水中的一轮明月捞上来，这个捉月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李白这个典型的理想化。如果李白喝酒太多，得了肝硬化，又没有很好的医疗照顾，辗转床褥，凄凉憔悴，岂不糟蹋了这位诗仙的形象？“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作者努力营造苦难的家运，谎报死讯，闹了个大笑话，倒也给甚么是理想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一个失败的例子。
回忆录禁止这样的合理化，回忆录的文学性，只能显示在章法布局上，修辞造句上，而且有限度。在这里，文学性应该是技术层面的事，它好比房屋的装修，而非建屋的蓝图。我常常惋惜某些人的回忆录缺少文学性，那么好的材料没有写好，我也常常惊讶某些人的回忆录驰骋想像，任意拚贴，文学手段太超过了。我自信在这方面掌握了分寸。
王鼎钧的四部曲回忆录简体字版。网路照片
“语言的张力，来自作家胸中的‘气’。”
问：读您的回忆录，感慨于笔力温馨又老辣，但是难掩沉重、压抑和伤痛，尤其是疼痛的感觉挥之不去。从《昨日的云》最开初的篇章《吾乡》，老师问，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你举手回答，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然后是《吾家》战争来了，浸泡在血与炮灰中的担架上的伤兵。乱世与情义的基调已经确定。
之后的《关山夺路》是四部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本，写放弃学业之艰难——“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写体罚新兵传统——“他们要用心剪掉我们思想的翅膀”；写战乱中同袍之死——“‘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写苏北难民，写日俘日侨，写学潮、写中共和国民党军、写战场，写根据地和国统区，也写人性。其中有关青年的一段感慨，尤为印象深刻：“‘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思考的深度和语言的力度，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多谢您如此肯定我的语言风格。要答覆这个问题，我得毫不客气接受您的称赞，再自已指手画脚演绎一番，未免大言不惭？可是，我想，我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反应来自四面八方，大家的注意力对准了书中的众生相，几乎没有人讨论到形式美。这些年，我觉得多少人读文学作品是在摄取资讯，而非审美，今天听到您如此提问，真和“空谷足音”一样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