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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尚未醒来(下)

发布: 2013-8-02 09:35 | 作者: 陈丹青



        革命就是最无耻的人掌权后继续糟蹋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您说,革命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都过去了,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有文化就好。这算是一种智慧的妥协吗?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方式?
        陈丹青:不,这个是说反话了,第一我真的不希望革命,因为我见到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三论”,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这个时代真的不但过去了,而且应该过去。
        事实上反抗,比方说把自己的意志说出来,哪怕很克制的,被控制地说出来,每天都在发生,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权,地,然后你不要在这儿建化工厂,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还要时间,还要走很长的过程。
        
        中国人太能干了 反而该少做点事情
        
        凤凰网文化: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太谈左和右了,但是可能现在还是新左派跟自由主义还是在辩论当中,然后我们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的乱象。所谓的公知们的时而聒噪,时而中肯。您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而言,做些实事是不是应该更紧迫,而不是去讨论这些主义或者是倾向?
        陈丹青:是这样,其实新左派,自由主义我不是很了解,我也不是很关心,我关心的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然后有了声音以后,我关心他说的好不好,我嫌他说得不够好,说得不够迷人。那些新左派,如果你非常会说,你迷得进去的,自由主义也一样,就是他是个叙述策略,你要讲得好,也有人听。但目前总的倾向太学术,太学术一下子你读的人就少了,你能不能像五四那代人,都是大学者,大学问家,那深入浅出,非常平白的语言。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应该让木心先生来讲。
        陈丹青:木心都是用家常话在讲宗教,讲哲学。至于公知也好,所谓代表社会良知,代表在思考的这代人,这群人,当然总是会有这个批评,就是你们空口说白话,你们做了什么,来一点什么可行的事,做事情,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很多事是不可以做的,你想做就做了,不可以的。连文章发表都不可以发表,都屏蔽,说话都是问题,说话也是在做事,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太多太多限制,而且越来越严,你教我怎么做事。
        可是另一方面,事情又做得太多了,良性地来说,很多建设,比方中国的高速公路,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国的高速公路,我在其他先进国家没见过这么好的公路,四通八达,有时候就空的,根本没有车,它已经造好了。再有一个就是做事的能量,中国太大了,你要知道里头许多是罪恶滔天的事情,都给它做成了,王八蛋工程太多了,整座空城造了好几座,多少钱,有什么用,一拍脑袋就做了。
        我倒想少做点事情,中国人太能干了,想好了再做。乌镇就是想好了再做,看着情况一步一步做,你别以为西栅东栅这么小的地方,他都做满了,没有,向宏很有眼光,很多地还留着,很多项目想搀和进来,人多了,他都说慢慢来,慢慢来,留有余地。他很沉得住气。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太快了。
        陈丹青:太快了,这是难怪,因为落后,落后着急,这一路过来一百年,都是着急,现在已经江山初定,一个很现代工业国家,一个强国,差不多他们的说法打造成功了,慢慢来。
        
        在台湾我可能是左翼 说不定被枪毙
        
        凤凰网文化:您跟政府的这种关系,您个人怎么认定?
        陈丹青:我想我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可能也许会在审查我的言论,在注视,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事情。但我偶尔会遇到政府官员,很多官员都是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同辈,都客客气气这样的。哎呀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咱们中国人太世故的一个民族,见了面都嘻嘻哈哈,明天他逮捕我,今天还是嘻嘻哈哈。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你的言论有没有被限制过?
        陈丹青:反正我回国13年了,越管越紧,我也越来越不愿意说话,没有必要。但是我发现,我就最后可能被这个社会制服了,就是我决定比较管一下自己的嘴,因为我知道讲一点用都没有,我从来不相信我讲话有用,我也没有讲多少话,而真正要说的话,也根本没有说。这已经好像变成了一个说话的角儿了,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这叫什么说话?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您想真正说的话是指?
        陈丹青:真正说话就是言论自由,咱别看远的,咱就看台湾就行,那就叫真正说话,说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立刻可以就一件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大声说出来,不可能,想都别想。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设想一下,如果您现在生活在台湾,您会不会还保持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的这种本性?
        陈丹青: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我在批判,从来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脾气就是这个样子,见到事情忍不住就说出来了就,有些事情都没过大脑就说出来了。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在哪里都一样?比如在台湾。
        陈丹青:都一样,就性格,搞不好给枪毙掉了都难说,我很可能是一个左翼。所以我同情民国时候的左翼,就是他必须是在一个不是执政党,然后在在野的,他必须是这样。现在的左翼我不是很佩服,因为他都在体制内,大部分都在体制内,他是安全的,我不喜欢安全的慷慨激昂,但我自己也在这个情况当中。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少谈时政,接近不谈,但问题什么叫时政?所有事情都牵扯到时政。戏剧节、乌镇、木心,哪件事情不牵扯到时政,牵扯到一个大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
        
        莫言获奖是诺奖委员会识时务之举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您2008年接受我们节目采访的时候,您说我们中国会出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不会出大师了。那么您是否可以谈谈莫言获奖?
        陈丹青:莫言这个事情,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第一我知道会很多人出来说话,各自说出了一部分有意思的话,第二凡是对这种事情我感兴趣的不是莫言这个作者,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我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中国人得奖,我感兴趣的诺贝尔这样一个委员会,办了将近一百年还是一百多年我不知道。
        就是过去八、九十年给这个,给那个,不给中国,但今天他们终于,我不知道是妥协也好,策略也好,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事,就是我们得给中国一个脸,现在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真实的看法。因为我没有读过莫言的东西,我不能评价他的作品。而从礼貌来说,一个人如果得到这样的奖,反正我的性格倒不会去再说什么话,我只回答过一句就是祝贺他得奖,就是完全是一个礼貌行为。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可是这件事最好玩的地方可能还不在于他得奖本身,在于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这种反应。
        陈丹青:这个事情在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就是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存在,因为改革开放这个存在已经你不能装作没看见了,所以这个世界不断地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然后终于轮到文艺方面。所以我们给一个高行健,他是一个折中的选择,他是中国人,但他人住在法国,用法语写作。那我想可能还会有一次,就是给本土的中国作家,那么十多年后这个时刻到来了。正是这十多年,中国变得已经非常庞大了,你绕不过它了,所以在各个领域,西方也要有所表示。我觉得这是西方无论从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去评价它,这是西方所谓识时务者,这个时务你认同不认同是一回事情,但是这是时务,你得识,就是这样,我发现瑞典这帮哥们儿根本就是打算识这个时务。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其实这个时务未必完全是莫言本人,是背后的这个。
        陈丹青:他们当然会永远强调,我们出于文学的考虑,也好,我知道他们现在选择这种话语,他们没有以前会说话了。
        
        如果韩寒被代笔 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
        
        凤凰网文化:去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都了解,就是方舟子跟韩寒的论战。您当年很认可韩寒,到现在大家有这样的质疑,您怎么看?
        陈丹青:跟你说,我真的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对变成公共事件的事件,我都不太关心,而且也没有想到有什么要说的。我去年在一个大学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你对方舟子和韩寒,包括前一阵什么汪晖抄袭怎么看,其实我都不太关心。我看到的一个信号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一个是没有真的新闻,另外一个我们真正希望议论他们,质疑他们的人,我们不可以质疑,即便质疑了,立刻被屏蔽。那么可以晾在一个被大家指手划脚的这么一个广场上的人,就剩下类似像韩寒、方舟子或者像学者这样。伤他们没关系的,他们互相伤害更有戏看,所以我在后面的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可是一个社会永远是饥饿的,就是要八卦,无论是高级八卦还是低级八卦,你得填满它,你得共赢,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我非常喜欢韩寒,我一点不关心他抄袭不抄袭,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抄袭。如果有一天说这个文章是他爸爸写的,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很好,那么好的文章,你写写看,然后你想有这么多粉丝吗?你就试试看。
        凤凰网文化: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很多知情权,所以可能会愿意相信有一些人,他去认为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
        陈丹青:对,他也得知道剥夺知情权的后果,不是你不知情,不是你对知情这件事情,哪天你知道了一点情,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反应或者你过度反应,在一个知情权被保障的一个文明里头,人对知情不会过度反应,就是这样。
        凤凰网文化: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这些,比如说有一些考据派,他们这些行动的话,会不会造成新的误导,就是说我为了求真或者求一个真相,然后会传达一些其它的信息,这不是另外一种文化形式?
        陈丹青:我们所有媒体都在误导,你不想误导你也在误导,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一个诚实的空间,不是公正的空间,所以你随便说什么话,哪怕说很公正的话,你仍然在误导,更不要你在说一些伪新闻或者伪道德,一定在被误导。所以我比较沮丧的是在这么一个言论空间,一个讯息网络当中,我们不是完全无知,我们甚至知道很多情况,但是我们失去一个良性的态度。就是一个情况发生,你很自然地会调整你跟这个情况的关系,你在面对情况说话的时候,其实也在调整你自己,我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看,误导就发生在这里。所以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谁是这个丑闻的主角,而是你跟这个事情的关系一直在被误导,所以很多人会幸灾乐祸或者甚至是乱骂,会很激愤或者是很冷漠种种,这些都不太对,太介入、太冷漠,我都不喜欢,我觉得应该……
        凤凰网文化:超然一点?
        陈丹青:倒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可能也慢慢变成一个,不是慢慢变成,我就是一个在被误导的链条上面的一环。我可能现在就是已经被误导的情况,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任何公共事件,我连陪审团都没有去参加过,我也没有参加过选举,我其实是一个不够格的公民在那儿,公众义务我都没有尽到,但是我一直挺坦言的,就是知道,但是看一下,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在这儿,你觉得你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该干嘛,或者你用不着干嘛,这样的,这就是网络为什么这么多流言,我们很少看到,你欣赏的不是他说出来的话,而是他说这个话的那个position,他的位置,他的态度很好,有的很少很少,大部分人我觉得反应都是看热闹或者太激愤、幸灾乐祸这些,我关心的不是八卦主角,我关心的是围观的人。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 对话人: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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