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评述的语气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产党员的遇难——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样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靠得是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而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什么叫做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又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写道，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袅首围观，并非如他早岁蓄意攻击的那般残酷。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无名与“寂寞”。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敢说，不敢写，更不敢发表。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能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五千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种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因此总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逓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其实是他的文章与文笔，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鲁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这是他常说的话。他又以“坟”命名他的书，对自己的文章既顾惜，又达观，与他对死的认知，如出一辙，因他洞见文章与性命同样，终不免一死。他写道：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垅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尘，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写下这些时，鲁迅想必得意，得意于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换取的这些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乃成为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还能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后，便要说到鲁迅自己的死。
（五）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溺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晚期，关于他的亡友，还有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话已说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
“这样的就算是死下去么？”他说“我也不知道。”
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我们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陨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七十年来子翤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葬礼与光荣，无人望其项背。七十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当年的葬礼与哀荣——近来我翻阅孔另镜的女公子编写的图文集《痛别鲁迅》，才知道当天抬送遗体下楼的是租界殡葬馆的外国人，才知道十几位扶棺的文学青年当时事后，争执不休……我凝视这个人的葬礼，又想到死神与他的关系。
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大旗帜写着“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谈论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此刻，我又想到当年周作人的话——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样说，那是他的醒豁，也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此申说他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还是他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艾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少年时读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说到诗人死前过着近于自暴自弃的宫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读者爱着他，敬重他，在他出殡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守候他的灵柩——七十年前，鲁迅叨念那些怨恨他的人，扔下几句话，“一瞑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围拢来，给他鞠躬，与他永别。葬礼的回忆录写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岁，一瘸一瘸走到鲁迅遗体前，站着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鲁迅呢？此后新中国茫茫人海中，这孩子在哪里？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情状，鲁迅却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文中，他忽儿笔锋一转，谈到他死后：
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深意——国民党检查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那么，我所谓的“深意”是指什么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乡会。七十年来，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
这篇讲演已经太长了。我们开这些会，纪念鲁迅的什么呢？去年在鲁迅纪念馆讲，我只怕老先生从隔壁故居走过来；在今天的会场，在空中，鲁迅先生恐怕又在笑我们，当然，他自己照例不笑的——当我说鲁迅“好看、好玩”，会不会涉嫌夸张？此刻艰难地陈述他与死亡的关系，是不是亦属强词夺理？
最后，仿照鲁迅的说法：我谨“发愿”——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鲁迅。
2006年5月15日
注：前天我请教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孫郁先生，他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也谈到鲁迅与死亡，叫做《人与鬼的纠葛》，五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 原载 独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