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死亡
发布: 2013-6-13 17:54 | 作者: 陈丹青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摹、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15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扬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省长，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15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15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7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鲁迅朋友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4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遇害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最后，催促鲁迅写小说最“着力”而晚景凄凉、贫病而死的陈独秀，生前也和鲁迅有过超越友谊之上的历史关系。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价值或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五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但其间是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而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庚、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甘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只是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都不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我们看见，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发现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又非常不害怕——教科书一再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死神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神，可能是这一切的总和，也是这一切的取消，直白的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有一次讲演完毕，一位学生轻蔑地质问他：“死亡被你说得那么单调？！”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摆脱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
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岁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
七十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示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神对帐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灵感，看他怎样。
（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嘱目的图景。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骇，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也可算是死刑的执行，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他自己说“故事新编”多是游戏之作，并非谦抑，因“游戏”一词未见得贬义，而他深味笔墨的快感，只不便明说而已。
鲁迅研究者应该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像：杀头、剥皮、斩决、袅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我可恨读书太少，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天天忙碌，文学家怎样看？怎么写？与鲁迅关于死刑的言说相比附，将会有怎样的异同与启示？而鲁迅要是读到福柯同志关于刑罚的史学，将有怎样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