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专访：天涯每惜此心清
发布: 2013-2-21 18:01 | 作者: 江少川
江：你谈到，创作《米调》与《迷谷》，受到沈从文《边城》的影响，这是自己一个隐约的心思，你能具体讲讲吗？
苏：这要从我的第一部长篇《渡口，又一个早晨》说起。我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0、81）读到沈从文的湘西文字和他的《边城》的。在那以前，沈从文是被我们教科书里的现代文学史整个忽略掉的。那时候我读到的沈从文，还是非正式出版的“内部参考读物”。沈从文的文字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确 实让我有蓦地进入一片新天地而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些远离了“匕首与投枪”（鲁迅言）或“战鼓与号角”（毛《讲话》言）氛围的文字，那么清新水灵的富有泥土 气、水腥气以及青草露珠气息，同时又仍然是民俗的入世的，大众的乡土的，关注时代与社会的，拉开了距离却反而更加切入了人性深处的。我在《渡口》里，几乎在刻意模仿沈从文的这种笔调，甚至《边城》里写到的“吊脚楼”，我也在《渡口》写的粤西山城故事里刻意渲染了渡口边的“水楼”；《边城》里写赛龙舟，《渡 口》里也写了赛龙舟——虽然“水楼”和“赛龙舟”，也是粤地“蛋家人”（水上人）特有的生活形态，并不是我模仿拟造的，但《渡口》里的“沈味”的确很重， 这是有心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但到了《米调》和《迷谷》，沈从文的影响就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声”或者“隐约的心思”了，所以李陀说他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我从沈从文那里获得了一个对题材的独特的观照角度，沈从文教会我掌握了某种文学眼光——跟流行的叙述形态不一样的眼光，但这两部小说从叙述语调到描写形态上，都完全脱掉了沈从文的影响。因此，当海外有读者朋友说：《迷谷》很像是“文革小说的《边城》”时，我吃了一惊，觉得自己的心思被他点破了，连连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以后，自己与沈家人的结缘——我算是被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的沈从文的内妹张充和的耶鲁晚辈，日常多有过从和受教，我的一本关于张充和的新书《天涯晚笛》最近会在国内出版（繁体版香港已出），这，或许就是冥冥中我和沈从文先生另一种奇特的结缘方式了。
江：李陀说，当今的小说家缺乏想象力，是白的现实主义，请就小说家的想象力，并联系你的小说创作、或者说你的教学，谈谈你的看法。
苏：李陀抓住了“想象力”来谈论《迷谷》与《米调》，并且借题发挥针砭当今的汉语文学创作，我以为他是有的放矢、搔到问题痒处的。
我喜欢写作，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几乎一切写作文类——从诗歌入门，到散文、小说、随笔、批评、学术论文以及各种类型的剧本、歌词等等，可以说我都尝试遍了，也各有各的写作心得和文字收获，所以我的好几本文集（如《独自面对》、《在耶鲁讲台上》和《走进耶鲁》），都在一本书里收进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写作，一直有读者善意抱怨：你这一本书可以出成好几本书，信息密度太高又文体驳杂，至少是几本书的容量。——我把话题扯开了，在各种类型的写作中，说真切 的感觉，我觉得写小说是最有高难度的，脑力激荡最强烈、最富挑战性的，同时也最具有写作快感的一种写作形式。——这种“写作快感”，主要就是一种“想象力 的愉悦”。
在小说写作过程中，作为主事作者，你就成了上帝，造物主，你为你笔下的人物、环境、景观、氛围赋予生命，而这些生命一旦在纸上（现在是荧屏上）立起 来，他们（它们）就是活的、有个性有意愿的，必须按照他们的意志牵着你的笔往前走的。——说真的，我基本上不属于那种做好万全写作准备，写好写作大纲，列 明情节人物细目甚至类似分镜头本一样的条条本本，才能进入写作的作家。从《米调》到《迷谷》，当然有写作的由头，基本的主题、人物以及情绪、调子的意向， 但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是即兴地跟着自己的想象力走——也就是跟着小说规定情境的人物、气氛、调子走，往往它们会把我带到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想象过的地方，每章、每节故事情节的走向、结局，也往往和原来的粗略设想大相径庭。这种过程，就是写作中最感到愉悦、尽兴、痛快淋漓的。常常关着门自己会高兴地模仿 里面人物的语调或样子，手舞足蹈起来。更奇特的是，每个小说里的具体活动环境，对于我后来都变成了真实的，可触可感、不可更易的，比如《迷谷》里阿佩的窝棚、灶台和上面的绳套、木梳、门后的水流等等，都变得如在眼前，具体细致得不行，好像自己真的正在里面生活着一样。
我这里强调了“调子”，我很重视这个“调子”——它是语言的节奏、色彩、气味、触觉、明暗、快慢、线状还是块状……等等，说来很玄乎，但我每一次进入写作状态，如果找不到那个叙述的“调子”（称“语调”好像还是太狭义了），不能被那个“调子”领着走，写作就不会顺，也就不会获得那种痛快淋漓的写作快 感。这个“调子”，也许我可以把它换作另一种名称，或者叫它“即兴的想象力”，或者叫它“即兴的旋律”，“想象力的音乐感”——总之它跟这几样东西有关： 想象力、即兴、音乐感。哪怕是写非虚构的散文，我也喜欢被这种“即兴的音乐感”牵着思维和笔杆走。
有意思的是，《迷谷》的英译者、我的耶鲁高足温侯廷（Austin Woerner），本来是一位音乐神童（八岁就写过交响乐），他在翻译中经常也在寻找某一种“调子”，他会哼哼着不同的旋律或音调问我：你的这一章，写作过程中是贯穿一种什么样的调子？是这样……还是这样……？在旁人听来（比如我妻子），也许我们的谈话显得怪里怪气、怪腔怪调的，只有我和他知道这绝非故弄玄虚。温侯廷也“点破”了我某种写作的“隐秘的心思”，这样的译者，还真的是跟我“心有灵犀”。
“想象力”的话题很大，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和发散香气的。我这里说的，不过是写作过程中的一点以往很难为人道的真切感受就是了。
江：我读过你写的旧体诗词，包括其中的唱和诗，这在海外中年移民作家中似不多见，年轻作家就更少了。这些诗作情真意切，尤其是古典诗词的韵味十足，看得出你在古典文学方面下功夫之深。我读你的诗词不全，有些诗作给我很深的印象，如：
無題再感
——夜聽廖亦武、北明唱《黃河悼》與《孤風吟簫》
何事微吟化浩歌，一聲尕調賦黃河。
孤風簫唳心事斷，寒谷水枯爛石磨。
赤地春霖知日少，貧家母乳剩幾多？
故鄉豈但三戶在，終古楚聲未蹉跎！
秋日無題（四首）之二
懷人每在暮秋時，紅葉蕭蕭雨絲絲。
今日同樽他日客，遠鴻陌上一線癡。
你为何对学习古典诗词产生兴趣？而且学写旧体诗词，谈谈你的经验与体悟。你认为，古典诗词的功底，尤其是写旧体诗词，对小说家有何重要意义？
苏：呵呵，你的问题又搔到敝人近时的“痒处痛处”了。我曾在《程坚甫：中国农民中的古典诗人》一文中（见《走进耶鲁》），以痛切的笔调谈到这样一个 令人痛心的事实（也是史实）：从二十世纪初年迄今，中国，作为以诗国为主要特征的几千年文明古国，其文明主干之一——“以诗文取仕”的传统诗道，早已被时 代激变的泥石巨流所拦腰截断，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沉埋多年多时了！传统古体诗词被贬称为“旧体诗”，除了知名人士的偶然之作外，几十年来，无论海峡两岸， “旧体诗”在现实文化语境中几失去了“合法地位”，报刊不登，论者不问，史书不载，更别说在官式机构如“作协”、“文联”里，得不到基本的承认（试问：像 程坚甫这样的被行家誉为“当世老杜”的民间农民诗人，可以有资格加入“作协”吗？），这几年多少年来，“旧体诗”只能成为活跃在民间一脉潜流，而且愈来愈 显现其丰沛、柔韧的生命力。——关于传统中国诗道的当代传承课题，应该进入当代作家、学者、文化机构的真实视野和议事日程了！
我从来相信，在艺术范畴里，形式是永远大于内容的。而形式，正是形式，才是古体诗词的生命本体和自我拯救的最佳利器。内容可以更易，古体诗几近完美 的形式，则是永恒的。因此，早年不提倡年青人学习旧体诗的毛泽东，在晚年说过这样“慷慨激烈”的话：“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 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见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而语言——语词、音节的精粹锤炼，则是古体诗形式的核心。以写 作为志业的人都知道，“叙述就是一切”。而语言，“则是一切的一切”。坦白说来，今天台面上的许多中国作家，大多数对汉语言的粗陋把握，已经到了让人不能 容忍也不忍卒读的地步。对于以母语为叙述载体的现代中国作家，可以这么说，缺乏传统中国文化的滋润，对诸如古体诗词从形式音律到意境经营的无知，已经成了 今天中国作家群体最大“硬伤”之一。
这，正是我和张大春——海峡两岸中、青世代的同辈作家在2007年夏天的聚谈中，所共同痛切感受到的新世纪中国文学面对的大课题。
江：你曾说到，台湾小说家张大春邀你打古体诗的擂台，技艺是写旧体诗词，打成了吗？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谈谈对张大春的印象。
苏： 如何重新从中国文学根基性的传统再出发，将传统诗道的传承、创新视为一己责任，这个话题念想，不可谓不大，也不可谓不“万险千难”——实在因为，自二十世 纪迄今的近百年间，传统诗道已经被我们荒废得太久，也生疏隔膜得太久了！古来中国士人——也就是今天的读书人、知识者，因为“以诗文取仕”，可以说，如果 不是百分百地需要精通明白诗道诗艺——诗体、诗律、诗韵、诗境等等，至少也需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程度，否则，他通不过科举考试，不可能出仕做官，也无 以安身立命。说来真是很可怜，因为时代激变及其功利作用的消失（因为取消了科举式考试，更因为文化激进主义造成的对传统的彻底唾弃），今天，中国现、当代 的几代读书人——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一直到2000后——当然包括专业作家与职业诗人们，对于传统诗道诗艺——文体特征、 平仄音律、意境章法等等，有基本了解的，恐怕就连百分之一的比例人数都达不到！但你问所有人，几乎没有谁不喜欢唐诗宋词的，可喜欢、钟爱，甚至谁都可以对 其中若干倒背如流，你我却为什么却不懂、不会、更不作？同时也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任由这么一脉可以滋润心智灵魂的灵水活泉被沉埋、枯竭、断流？
这个话题，2007年那个夏天在台北，我和张大春可谓从“鼎泰丰”包子馆谈到他友人的咖啡馆，从中午日当头谈到傍晚日将落，一边发着感慨，一边互相 用餐巾纸写着彼此的诗词习作，他戏言要和我打诗词擂台，甚至戏称要打两岸同辈作家的的诗词擂台。我历来认为，台湾作家同行和人文学界最值得我们大陆文化人 学习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总有一种“在微细处做出大格局”的沉实气度和坚韧劲头。在这个课题上，以“文学顽童”著称的张大春早已经坐言起行。传言他当时以 “每日一诗”的实践固守着“新古典”的营地，古体诗词的创作无论产量、质量，都远远走在我等前面。我对他说：我现在还不敢跟你老兄打擂台，等我练练“摊 儿”再说。“练摊儿”是北京天桥的卖艺人的行话，就是先练好武艺才可以摆摊儿的意思。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中文网络上发表的那些“练摊儿小札”。我对古体诗词 的写作认真起来，包括在平仄音律的推敲讲究上认真下功夫，就是从2007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比如你上面提到的那两首诗，就还有音律的问题（“遠鴻陌上一 線癡”的“線”字，应该用平声字）。
不过，我和张大春的诗词擂台到底没打起来。我不知道他后来换了电邮地址，我传过去的“练摊儿小札” 被退了回来。听说后来他也停下了“每日一诗”的写作。我把其中选的一些诗词包括“练摊儿”的原委传给台湾报系在美国的华文报纸副刊以求抛砖引玉，答复我的 一如上述：台湾的文学副刊一概不登古体诗词，在文章里引用者除外（一如中国大陆官方报刊历来对“旧体诗”的冷漠和封杀）。但我还是得好好谢谢张大春，是他 的“打擂台”之约刺激了我对古体诗词的研习热情，成为我勤做诗词功课的原初动力，至今，倒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作为写作人，既然说“传承”，我 当然抱有要把古体诗词“写出样子来”、至少不要愧对古人的雄心和野心。不过这种大话不宜多说，我还是好好“练摊儿”吧。
江：在江西南昌的高峰论坛，你特别强调小说家的语言之重要，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请你说说当代小说语言方面主要存在哪些问题？你说到小说中的语言存在学生腔，这个比较好理解；你还谈到小说语言中的中文系腔、体制腔，你能具体讲一讲吗？
苏：哈，你又问了一个几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高难问题。对于小说家，语言之重要，我上面谈古典诗词对语言的锤炼时，已经言及。那几乎是一切一 切的基础。离开语言和叙述，就没有小说；离开好的语言和叙述，自然就没有好的小说和好的小说家，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当代中国小说在语言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什 么？这个问题比天还大。但我们只要问一句：当今小说家中，谁的语言好？或比较好？恐怕谁都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主要问题所在。“好”的标准，当然就 是在叙述语言上风格独具，并且可以引领潮流，形成流派。五四以后的小说家，我们会马上想到鲁迅、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等独具风味的语言风格，最 近时期的作家，我们也可以说，白先勇、汪曾祺、阿成、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等等几位，语言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调子”（都说莫言语言风格驳杂，泥沙 俱下，但这也是他的风格特点所在），“后新时期”的苏童、余华包括王朔几位，在语言和叙述上也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但再往后，就很难有清楚面目了，剩下 的，就是我说的各种“学生腔”、“中文系腔”、“体制腔”以及面目怪异却模糊、无以规范的“网腔”了。
江：你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苏：关于“中文系腔”和“体制腔”，是我在大学阅览室里看中国大陆文学刊物时的某种即兴直觉，不是一 个经得起学术标准审核的严格概念。大概那种喜欢掉书袋、修饰语过多、玩耍概念、端“规范”或“学问”架子、喜欢拿腔拿调说教等等之类的文字风格，一看就让 我这个“中文系中人”“心有戚戚焉”，可以自然猜测到他（她）的授业背景的，我都习惯冠之以“中文系腔”。“体制腔”，当然就跟“专业作家”、“合同作 家”与“作协”、“文联”这种“中国特色”的体制有关。我在耶鲁校园里，常常需要接待过路访问的各方大陆人士，其中又以出访的“知名作家”、“著名学人” 为常见。这种时光，中国文化“名人”们身上这种“体制感”就特别明显——那种满身官气，被体制养得脑满肠肥的“牛人”、“大爷”的自我感觉，那种可以对 “海外同胞”、“海外粉丝们”颐指气使的张扬气息，在域外世界很是让人触目，也引起普遍的反感。不独耶鲁，我从哈佛、哥大以至加州、休士顿等地友人处，都 听到这种非常负面的反应。于是，在刊物作品的阅读中，我就会生出某种敏感——你从那些游山玩水的“笔会”游记里，从那些虚应情感故事，不接地气、缺乏真情 实感却把笔墨耍玩得很花哨的“创作”里，你可以感受到“耶鲁接待”中的那些眉眼声口，猜测到这大概是某某“专业作家”、“合同作家”的交差之作，从而嗅出 某种“体制味”来。
——我知道这“体制味”很难界定，况且也很易得罪人。但没有法子，说到底，“体制味”是一切自由创作、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最大的硬伤。我不是“桃花源中人”，我应该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
江：你在耶鲁大学教中文，请你介绍一下当前美国人学习中文的现状，这种学中文的势头是否形成热潮，在美国中小学开设中文的情况如何？将来的走势呢？
苏：这个话题其实很大，拙作《走进耶鲁》里面有很详尽的我在耶鲁教中文的长短故事，有各种趣闻，也有诸般感触。一般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庞大的中国市场需要始终摆在那里，全球“中文热”目前还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在耶鲁校园，中文已经超越传统上的法文，成为除西班牙语以外最大的第二公共外 语课，我知道很多大学现在都如此。在海外各地中学开设中文课，更成了普遍的现象。但应该冷静地说，真正“热”的最高峰值已经降下来了。从各大学学中文的学生人数看，从2006年到2008年北京奥运，学生人数曾达到了破纪录的最高值，以后几年就逐渐回落，近一两年渐趋平稳。在一些曾经跟潮流“热”过的中小 型大学，甚至回落得很厉害，由于生源减少，甚至前几年热度高时增加的教职位置都不得不裁减，反而有中文老师因此而丢了工作。因为前几年盲目“热”，现在中 文教职几乎处在人满为患、僧多粥少的境地。任何一个教职出缺，都会有过百人在争抢，竞争非常激烈。这是我个人相当有切身感受的体验。现在反而需要面对的， 是“中文热”之后生发的一些新问题：比如曾经作为“中文热”标志而海外各地纷纷建立的“孔子学院”，那是国家化巨款堆出来的“实绩”，但海外对“孔子学 院”整体反应却很负面，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当地带来许多遗留问题（包括很多类似学校教中文的套路都很成问题）。这个话题很大、很复杂，这里不宜 展开细谈。
又如，作为一位任教多年的大学中文教师，我碰到的最严峻的事实是：有些学生，不是全部——越是中文学得好，越是几乎把自己全部情感、志趣都投注到中 文和中国文化中去的好学生，他们到中国学习、生活的经验越深，反而越容易产生逆反的失落失望情绪，最终“因为了解而分开”，反而让他们离中文而去，甚至站到了中国文化、社会的对立面上去。我在上述拙书中《史力文为什么中止了学中文》一文中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端倪，当时已引起许多反响；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已 变得非常普遍，它涉及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当今面临的转型困境问题，还真不是我这里可以简单言述清楚的。但是，既然近年喜欢讨论“软实力”，这个话题所涉及到 的一些根本面，就是我们每一位“中国文化中人”都需要严肃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