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就小说整体来看，最能体现写作难度，恐怕是在后半部。我指的不是高安玲和她儿子日本家庭的复杂情感关系的情节设计，而是对平淡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掌控。国内曾一度非常轰动的新写实派，能写日常，但多流于庸常，很难做到收放自如。相比而言，您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始终不失一种庄重感，在如何提炼生活这一点上，您有什么特别的技艺？
哈金：这个故事好像有一个“场”，一旦进入其中不敢不庄重。头半部有路可寻，史料也很多，写起来确实容易些。下半部要难得多。所谓“提炼”就是弄清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写到什么份上，怎样才能使日常生活成为前面故事自然的延伸，怎样利用高安玲家的故事来推动魏特林的故事，又不喧宾夺主，而且还要让故事有流动感。所以说，表面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技巧，其实每一页都是靠技巧来完成的。
傅小平：个人感觉，您的小说尽管题材各异，但都凸显了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关注极限境遇人的生存处境。您喜欢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等，小说的人物在极端环境的淬炼中，都迸发出生命的力度和人性的光辉。您笔下的主人公，大多趋向妥协和沉沦。这是不是说，您对人性有一种根本上的悲观？或者在您看来，在我们这个价值观崩解的时代里，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只剩下了这一点可怜的挣扎，舍此别无其他意义？
哈金：其实，我的知识分子主人公最后都没有沉沦，比如《疯狂》中的万坚，《战废品》中的俞元，《自由生活》中的武男，他们都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和意义。《南京安魂曲》中也有许多正面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刘和高耀平。我并不认为那些俄苏作家刻意表现人性的光辉。契诃夫最好的作品都是灰色的，而且他的人物通常是不变的，但他的故事总是那么动人。也许你会提到《复活》，但那是托翁最差的长篇。“人性”这个词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有些被用滥了，总给人大而不当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感受和生活的逻辑。
故土是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必须承受，也无法放下
傅小平：您身处异域他乡，写的却大多是纯粹的中国小说，甚至带有比较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在这些小说里，基本不出现外国人的形象。
哈金：开始只想，也只能写中国的事情。后来慢慢范围扩大了一些。文化冲突是大家都关心的题材，但我目前对它没有兴趣。题材跟作家本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系，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文化冲突，可能是因为我甘愿生存在边缘。最终，优秀的作家必须有不同的眼光，看问题独到，至于国际视野并不重要。如果谈论同样的问题，您说得与众不同，而且有道理，大家就会认真听。关键要努力做到“飘然思不群”。
傅小平：在国内，经常有作家抱怨创作环境不够理想，认为社会大环境喧嚣、浮躁，作品只有经炒作、获奖或改编成影视，才能引来关注。您在海外，面对的或许是很不相同的环境，但同样有艰辛磨难。尤其是在进入美国主流文坛之前，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
哈金：大陆作家生活得舒服些，但体制确实也有限制人的地方。存在的方式不同，写出的作品也不一样。我不觉得进入了主流，也说不清什么是主流。海外绝大多数作家都不愿意进入主流，因为主流往往意味着保守，是被推翻的对象。大家也没有什么“顺利”的感觉，一本书比一本书难，像爬山，越爬越艰难。如果能写出一本好书来，那是万幸。但大家对文学小说和畅销书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像在国内把畅销小说跟文学小说混为一谈。比如，《追风筝的人》和《朗读者》，连我的学生们提起这类书都摇头。靠畅销成名是短命的。
傅小平：您频频获得主要的文学奖项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写作就有了很好的安顿？
哈金：国外的作家都没有安全感，写不出作品文学生涯就没了，哪有什么功成名就这一说。有些大作家最后连书都没有人给出。最近我读过一位曾经富有盛名的小说家的自传，是一家非常非常小的出版社出的，虽然书写得漂亮极了。国外的小说家基本上是独来独往，纽约上州住了一些作家，从来不跟外界来往，只是出书时露一下面，做做宣传，平时只专心写作，有的十几年也听不到他们的动静。还有的作家出书时也不跟外界打交道。
傅小平：长年身处海外的作家，在写作中回望故土，一定包含了特别复杂的人生况味。该怎么体会您和故土的精神关联？在写作中的这样一种倾情投入会不会在生活上，对您对他国文化的认同带来困扰？更何况，您还要面对来自国内类似认为您在贩卖中国落后文化，以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质疑。
哈金：故土是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必须承受，也无法放下。美国是多元的国家，没人要求你认同什么，只要不犯法，按时付税，就没有人管你。同故土的联系是好事，能让自己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别人也喜欢您有独特的看法。我并不对某一个国家完全有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比较喜欢美国是因为它有让各种各样的人生存的空间。
我坚信我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更大
傅小平：说到以非母语写作的作家，会自然想到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他们以非母语写作，却形成了独特的文体。事实上，即使以本民族语言写作，在文体上有所创造，也有相当的难度。这种反常和极端的写作，却可能是催生文体创新的一个动因？另外，如果说一种语言代表了一种思维，那英语又怎样影响了您的文体？
哈金：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是难的，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同样有很多难关。语言并不决定个人的思维，虽然用英语写作就要用英语思考，也要有英语文学传统的意识。我认识的人中有懂十几种语言的，但他们并不智力过人。纳博科夫就一再强调他用意象思维。至于非母语写作能催生文体创新的说法，那有些太浪漫，有几个人曾做到？光花在掌握一门语言上的工夫是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我还是那句话，最好用您的第一语言写作。某些人用外语写一两本书也许不太难，但要走得长远，是要付出超人的劳动的。小说家最宝贵的财富是青春年华，要想写出里程碑式的书，动笔要趁早。
傅小平：对比《等待》出版简体中文版时受到的冷遇，《南京安魂曲》可谓是“热得快”，媒体还是评论都一片叫好。您的作家朋友余华、阎连科，都对这本书给以“伟大”、“必将进入文学史”的鲜花和掌声。就我个人喜好，如果不考虑题材因素，宁可秉灯夜读《等待》。您怎么看这种“气候”反差？对您的其他作品出简体中文字版，有何期许？
哈金：这么多年来我懂了一个道理：你期待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总提醒自己别期待任何东西。直到《收获》出版《南京安魂曲》前，我和季思聪（译者）都一直不敢相信会在大陆出版。对余华和阎连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也明白最终一切是由时间来裁决的，不该期许什么。《等待》确实不一样，这部小说在文学上是有其位置的，因为孔林这种人物以前没出现过。不久前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刚播送了《等待》全书，可以说这本小说仍在发现读者。现在还不知道我别的作品的简体中文版能不能出来，如果能，当然我求之不得。我坚信我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更大。
傅小平：在美国，作家在大学任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教学工作是否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哈金：教书对写作的影响主要是要花费很大精力，但教书能给作家们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不受制于图书市场，专心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另一方面，大部分长篇小说家不愿意教书，许多大学想雇用长篇小说家，但雇不到。我原来教过书的艾默里大学的原副校长，有一回给大家看了他对学校的“如意算盘”，其中有一条是学校将拥有一位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长篇小说家。二十年都快过去了，他们还没找到那样的人。对我来说，教书还有几个好处，教文学会常常提醒自己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跟年轻作家打交道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写什么，使自己不孤陋寡闻。我们住在乡下，非常安静，这一点我十分珍惜。对于作家来说，大学也是言论自由的重要堡垒，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大学里教书，也使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
傅小平：最后说说您生活、工作的近况吧，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您是怎么进行阅读和写作的？
哈金：最近英文版的《南京安魂曲》和中文简体字和繁体字两个版本同时出来，身心有些招架不住，好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最近在读村上春树的书，很喜欢。他在思想和结构上并不强，但在字句和段落方面做得非常好。刚买了英文版的《2666》，准备认真读一遍。
（原载《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