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书简－“若有人兮山之阿”
发布: 2012-1-05 19:30 | 作者: 赵越胜
（下）
建英：
春天来了，岸柳微吐鹅黄，晓雾中已见灰鹤戏水。但春温不临笔端，论及顾圣婴的毁灭，常掷笔徘徊。陈寅恪先生以为，笔涉人物，须有“了解之同情”，实为至言。
在周广仁先生编的纪念集中，收有一些顾圣婴的照片。看她颀长的身材、清秀的容颜，演奏时忧郁的目光，会想起杜甫诗句“日暮依修竹，天寒翠袖薄”。何以会有这种感觉？从她的朋友们的回忆中，知道她父亲入狱，母亲无业，弟弟患病，顾以一人之力，支撑全家，更有作为钢琴家的日常苦练。这些担子压在她瘦弱的身上，让人有不胜苦寒的感觉。鲍惠荞先生感叹道：“圣婴活得太累，太苦了!”她还觉出顾圣婴是一个“把自己的痛苦藏在心底的人”。什么痛苦需要埋藏？
顾训中先生说：“顾高地被正式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从此顾圣婴的心被劈成了两半，一半仍在孜孜追求着艺术女神，一半留给了深陷冤狱的慈爱父亲。”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些，顾先生义说，顾高地“从家里每隔数月寄来的薄薄信纸中贪婪地吞噬着女儿的信息，他从农场仅能搜罗到的几种报纸的缝隙中寻觅着女儿的踪影”。“数月”而来的“薄薄的信纸”和“报纸的缝隙”，说明顾圣婴和父亲的联系交流并不充分。顾是笔头甚勤的人，纪念集中，没有她给父亲的只言片语，却收有给刁蓓华先生的信件十三通。是顾先生“丢了”这些信吗？顾先生身陷高墙，女儿的片语只言都是救命甘泉，倘有亲人手泽，能不宝爱至深？有点大致可以判断，即使顾圣婴有信给父亲，她也会把想说的话掩埋心底，因为她要依照当时社会的生存逻辑行事。
由于父亲被冤判，顾圣婴已沦为“杀关管子女”。这个符号标志着某些人，因上辈中有人被“杀掉、关押、管制”而身负“原罪”，沦为“贱民”。他们前途暗淡，举步维艰。当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你若想摆脱“贱民”地位，则必须认同主流意识，并且格外努力表现。借用批判哲学的术语，肩负救赎任务的主体是Establishment，在中国，恰当的译法就是“组织”，一种无个性却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个人再有才华，在组织面前也等于零。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顾圣婴的卓越才华和她的贱民地位强烈冲突，并决定了她今后的行为模式。她将积极靠拢组织，以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来洗刷她的原罪而葆有她的艺术。
在她和刁先生的通信中，她批评别人“政治基本功太薄弱”，这会使“演奏停滞不前”。她真诚地赞成“改变思想感情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并称“没有人像雷锋那样使我激动和敬佩”。这种努力有些效果，她在日记中记下别人对她的肯定：“知我是团干部，说我这几年特别卖力，某些地方赶过别人了。”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她又如何看待父亲入狱的性质？当年她目睹父亲被捕，说出“我爱爸爸”时，她刚刚十八岁。经过几年的“革命化”教育，顾圣婴的看法会有哪些改变？在不断的政治清洗中，我们眼见骨肉相残。但我以为，顾圣婴和父亲的关系绝非如此。在经验不到之处，自有启示之光将思考带入澄明。
顾圣婴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随后，加入共青团，初步摆脱“贱民”地位。但前述冲突依然存在，只是变成了她个人的心理冲突。她已是“组织的人”，当然认可组织的正当性。但判父亲人狱的不也是“组织”吗？相信组织，就要相信父亲是有罪的，但“自我”却绝难认同。对父亲出于本能的爱，同组织的判定相冲突。用精神分析学的话说，这是一种双重的“对丧失爱的恐惧”。面对这种心理冲突，需建立一套防卫机制，来保持心理平衡。这种压抑一转移一升华的心理过程在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与拉康的著作中有详尽的分析。简而言之，她将把对父亲的思念逐入潜意识，再以革命的名义转移那些与当下现实冲突的欲念，而“升华入”音乐，“为革命演奏”使她找到心理冲突的平衡点。她暂时“得救”了。不过从纠缠顾圣婴一生的紧张、失眠、噩梦、焦虑诸症候看，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它是一种在“超我临督”下的“恐怖的平衡”。外部强权迫使“超我”顺从“有罪判定”，而本能却告诉“自我”，爱不是罪。冲突的结果，形成顾圣婴心理上的“伪原罪感”。这就是顾圣婴埋藏起来的痛苦。安提戈涅并不想抛下瞎眼的父亲俄狄浦斯，是国王克瑞翁把她拉走的。
在没有自由空间的全能社会中，顾圣婴的行为方式是合理且正当的。弱小的个人在强大的社会机制面前，正如拉康所论“镜像阶段”的幼儿。其自我认证是通过“它性”来完成的。组织才是给予顾圣婴自我的“它性”。它是力量的象征，价值的衡定和弱者的保护人。顾圣婴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她的钢琴艺术，而这也只在组织的关怀下方能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活动杠杆的形势下，个人唯一的依靠就是“站好队”，尤其当你不是本阶级的人，这个阶级却宽宏地收容你，便自然会“感恩”了。我们谁不曾有过把自己交给“组织”后那种轻松的幸福感？这是一种为逃避的接受，我们接受外部威权，甚至不考虑它是否在侵害我们，以换取失去自由的安全感。因此，对顾圣婴时而激昂的革命情绪，我们绝无责怪，唯有痛惜。
由于顾圣婴要追随政治正确，她便经常处于艺术家本能与社会政治要求相冲突的境地。讨论一场音乐会的得失，她能一丝不苟地考虑技术问题与音乐处理，但又会认为“政治上的‘娇’导致了业务的‘矫’，于是演奏也停滞不前”。她很真诚地同意“经常下乡下厂对我们搞洋、搞古、搞单干的十分必要”，又感到“党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这几天显然感觉调门又往高处走了，我不得不再自问，究竟哪个调门是我的”。她说服自己“最近再三的强调了总方向，严格审查作品，注意倾向性，我不可也不应该在自己的舞台上去搬弄适于西洋的一套”，又抱怨“多少年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明显的‘提高’？固然政治觉悟的提高，思想认识的一致是大前提，但若是离开了乐队队员的技术、修养，离开了指挥艺术，又有什么可言呢?”我们甚至能感到这种矛盾冲突动摇着她赖以生存的艺术基石。她问道：“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能和可以对过去的作品有兴趣和喜好吗?”纪念集中，收有顾圣婴一九六四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的日记，可以看出艺术与政治的冲突怎样折磨着她。
当她知道参赛者的情况后，便断定“美苏选手是强敌”，命令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应该记住，弹好就是我运用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显然，顾圣婴并未把参加比赛当做深入钢琴艺术的机会，而把它当做一场国际政治斗争。
五月三日，顾圣婴得空在樱花林中散步，自然唤醒了她被压抑的本能：“略闻草香泥土气，心情为之一爽，什么时候我能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中轻松一下呢?…?我太喜欢这样的天地了，我能不能怀着这样的心情上台比赛呢?”在自然怀抱中，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轻松的心情上台。随后，因为一位负责接待她的比利时老太太“拥抱和吻了我，给我力量，我差点流泪了，的确心在那一刻发热了，我得到了力量”。这个力量并非来自“政治斗争、祖国荣誉”，而是来自人性之爱。第一轮比赛她弹得相当成功。
顾圣婴到比利时后，每天都记下身体的各种不适，头昏、抽筋、噩梦、手臂疼痛，这显然和心理压力有关。她为自己加压，竟认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岂是她那脆弱的身体和心灵所能担承?第一轮赛后的清晨，她到林中散步：“晨间的阳光透过树丛，形成各种色调、气氛。林中各种虫声鸟鸣极悦耳，对Ballade有大启发。如老太太所说，我弹得不够诗意，不够libre。”诗意与自由，这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啊。但她多半时间却无暇顾及。第二轮，她的表现不理想，她自评道：“很不满意，没有一首好的。”尽管如此，她也没有从艺术上反省，却想到，“现在局势是微妙的，这里还是有斗争，需手段的”。恰在这时，丁善德先生和她谈了一次话，“说到我的家庭问题，谈到团的工作，说到入党问题，要我回去也……说现在将吸收一些（丁院长的提法是较令人惊讶和感觉兴趣的）”。
丁先生的这次谈话似乎是想为第二轮比赛表现欠佳的顾圣婴鼓把劲，所以竟隐约谈到尽管顾出身不好，却仍有可能入党。顾在记丁先生的话时很特殊地用了省略号，似是丁先生出语慎重，甚或曾“面授机宜”。总之，这隐约的许诺让顾圣婴“惊讶”，而且“感觉兴趣”。这使她更紧张动员起来，“应争取得奖，得高奖!”在五月十九日与乐队和乐之后，她感觉“白天头疼，精神不佳，手不舒服，如何工作呢?”却又告诫自已，“让所有的想念都变成练习效果吧!这是最好的献礼”。倘若能仅做此想倒也罢了，她却又注意到“看看其他选手，都不像我这样紧张，是他们会安排，还是我过分??深思!”两个问号加惊叹号，说明她实是不堪重负。是啊，其他选手只为自己，为艺术弹琴，而顾小姐却平白要为六亿五千万人弹琴啊!
顾圣婴以总分排名的方式进入第三轮，需在隔离状态下练习昆特的协奏曲，背谱时心力交瘁，却仍不忘“我是一个革命者，来自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体现一下我们的革命风格呢?”这时，美国选手科尔蒂出现了，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顾圣婴记下了他的一些言论“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有个人自己的想法，开展自己的艺术道路，言下还有艺术不具体体现政治之意。”顾圣婴当然知道这和她信奉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她却未加批判，还直言：“我喜欢他。”两天之后，她又与科尔蒂散步聊天，具体谈了些什么，顾未曾记下，却记下了科尔蒂对劳动的看法：“他拥护我们的政策，认为劳动是‘good for health，mlnd，soul。”但顾圣婴却忽略了科尔蒂所谈的劳动和我们的“劳动改造”之本质区别。这个忽略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顾圣婴不可能忘记她的父亲正在从事着一种劳动，它可不是“good for health，mind，soul”。而不做这种忽略，她就不好接着记下“我还是很喜欢和他交往”。
最后顾圣婴获得第十名。应该说，在她那种心理压力和身体状况下，这已是不错的成绩。但她不满意，自己默默流了泪。可惜对这个结果，她给出了这样一个总结：“对比赛，我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可说，因为艺术不可能脱离政治，比赛无例外的也是一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所在。它既是艺术观上的交锋，也是政治上的交锋。”顾圣婴没有说明，在她的名次上，“敌对阶级”是如何行动的，倒是记下了英国评委的意见：“不要加太多东西进去，而应该去掉杂质废料，使作品的全貌呈现。”照当时的阵营划分，英国评委应属“敌对势力”，但顾圣婴却斩钉截铁地说“很好的道理”。“去掉杂质废料”，莫非英国评委听出了顾在演奏时心中所装的那些“党国、人民、阶级”，而顾自己也明白这点?
随后，她买到肯普夫弹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李帕蒂弹的格里格，听后极喜欢，甚至“觉得我能够弹好贝多芬”。就在第二天，她记下了观看电影《柯山红日》的感受：“《柯山红日》太差了，我受不了这种全无音乐逻辑的东西。”笔锋一转，她又写道：“突然非常喜欢Beethoven，Kempff的原因吧!”只要稍微离开那些“杂质废料”，顾小姐就立时恢复了纯正的艺术趣味。比赛结束后，顾圣婴在欧洲几国巡回演出。其间政治活动不少，听报告，“受到激励，一定要不负期望，努力革命化，彻底革命化，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共产党员”。日记中出现了“革命啊!永远革命”的呼喊。这种超常的革命表态，其实来自她的内疚感，似乎这次比赛没有取得理想成绩是她的“过错”，“唉，一种抱愧遗憾的心情总占据着我，只能从以后去弥补了”。这种抱愧内疚的感觉，根子还是那个“负罪感”。据刁蓓华先生说，顾圣婴每次出国要经“特批”，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喜爱她的才华，每次为她做“政治担保”。顾小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曾帮助过她的人，心中总存一份感恩。说大了，是“党国、人民”，其实心中是具体的个人，没达到理想要求，竟深怀愧歉，长久不能释怀。帕斯卡尔说：“世上只有两种人，相信自己是罪人的义人和相信自己是义人的罪人。”顾小姐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