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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

发布: 2011-5-19 21:17 | 作者: 黄惟群




        也因此,当今中国文学评论太多理论,太多与文学作品中的大历史如出一辙的貌似强大的理论,太多原创者如果健在多半会想修改的理论,太多鹦鹉学舌、别人话语的重复。这些理论,远远脱离实际,对中国文坛的发展,起不到积极作用。

        理论来自作品,而非作品来自理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而恰恰,又只有放回实践中有效运用,才有其价值。于评论家,理论是家底、素养,基本功,是资本的积累,是胸中赖以仰靠的大山。评论家的每次征程,都该在这样的仰靠下出发,将化为大山之石的理论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地用以具体作品赏析。理论与评论的关系,如同身体与营养的关系,有个吸收、消化、再生的过程。和任何知识一样,理论知识越多越好。但是,并非知道的就是已掌握的。理论本身有对错之分、有理无理之分,除此,还有合不合你、能不能被你消化、被你取为己用的重大问题。只有被你消化了的理论才是你的;只有适合你的才能被你纳入个人体系的理论才是有用的。那些消化不掉的,融不进的理论,即使再高深,也与你无关,就算借你,你也用不好。而即使是已吸纳融化进你思想认识体系的理论,也不是被你用来照搬的。理有恒存,思无定契。理论是被掌握它的人拿来活学活用的。作为文学评论家,重要的是将已掌握的理论,化繁为简,以简制繁,举重若轻,乘一总万地运用,能够的话,再示一定语言艺术的形象性与生动性,赋文学评论以文学丰采。

        我们总是重视“学识”,但是我们总是忽视重要一点:文学评论中,重要的不是“学”,而是“识”;文学评论中的“学”,是隐含在“识”中不外露的。这“学”并不仅为书上所学,还包括社会生活所学。当今文坛最大的悲哀是,学有余而识不足。严重的“有余”,严重的“不足”。

        一个在写评论时还惦记着学过理论的评论家,绝对是个死板、愚笨、木纳、缺少见地的批评家;一个需要发表独立见解时还惦记着别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企望在别人的见解中获取自信、靠别人的见解支撑自己的评论家,绝对是个不够格的评论家。

        被中国文坛激情万丈地敬仰崇拜得足以头昏的夏志清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写文章时是从来不想理论的。这才是艺高胆大、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才是值得大家认真一听、认真一想的寓有真知的话。

        沈从文的《论郭沫若》,其中没一句别人说过的话,没一句生涩费解貌似深奥的话,但读完文,你会觉得,这人太厉害,他看人看事看文,是往骨头里看的,是看透了本质的,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评论”。

        有一点很肯定,文学评论中,一个满纸理论的人,一定是个还没搞懂理论的人。

        事实上,当今中国文学评论中,蜂拥而出的理论已成作者的炫耀定式。我们的评论家中的不少,乐此不疲地忙于开清单,展示自己读书之多、之广、之偏,并将开出的清单作为自己实力的证明。

        一位著名评论家授人写作之技时曾经这么说,他说:“要多用名家的话,越多越好,越冷僻越好,越难懂越好。”――这是一个老实人,一个老实的滑头人。很多人这样做,但都只做不说,他是又做又说还要授人。

        可悲的是,这样廉价的阴谋确实吓倒了许多人,让许多被吓倒的人对之抬起了仰望的头。

“这篇文章写得好。” “好在哪?” “没看懂。” “没看懂为什么说好?” “就因看不懂,才感觉它好。”

        一段真实、生动的对话。一段很说明问题的对话。如此对话,俯首可拾。

        有作家说,如今的文学评论不过是些“中心思想”。确实,不少评论说的都是作品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表达了什么,诸如曾被广泛当作真理传诵的“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之类。

        这是否也与“统治”文坛的“大”之理念有关?大理论、大评论、大历史、大政治、大文学。彻底抛弃一切的小。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胸中无大之人才会格外爱大?当今文坛,几乎已没文本分析、已没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哪段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局部、整体的关系、与作者的希冀间的差距......太多太多。太多作家想听、读者想听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触动与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评论家真正该做的责无旁贷的事。

        中心思想不是不需,而是不能光有。就算小学语文,中心思想前,还得课文分析,分析结构、层次、段落大意,还得做些文字推敲、语言玩味、细节讲解。缺少了这些步骤,凭空获得的中心思想,就算再伟大,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到达的梯子,有没有关系不大,没有或许更好。没有了那样的空中楼阁,至少抽去了一块可以信口开河的平台,不至增添不必要的扰乱。

        一个优秀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的是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应首先打开的是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前提下,才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是个人思想情感的综合;再高的理论,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在首先是个优秀读者的前提下,一个优秀评论家,如能了解并且懂得创作、懂得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更可信、也更精彩。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作品中,不管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个效果。也因此,评论家评论的作品用心如非作家用心,那么,说得再漂亮也不足以信;不说有害,不说误导,起码可说,其存在的价值几近于零。毕竟,评论的准确性不能完全寄托在作家们的歪打正着上。

        不要再说理论了。当今中国文坛真正需要的,不是仅和理论、评论家對話的理论,而是既和作品對話又和作者對話的作品論,特别是今天。理论是灰色的、枯燥的。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也只有具体的文本分析,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究竟掌握如何、有用无用。

        (三)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

        《河岸》写得怎么样?实事求是地说,不怎么样;将之放到苏童的大名下、放到得奖位置、得奖高度上,那就更不怎么样。

        苏童不是没写过好作品,但写得好的不是《河岸》。

        轻了些,浅了些,――只能这么说。

        这轻不是轻盈,而是轻飘;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是文学不愿接受之轻。

        这浅,浅在难以勾起我们的记忆、拨动我们的情感、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阅读感觉似乎是,连基本的生活常识、经验积累都无需动用,或者说,动用不多。

        人物单薄了些,有点概念化,模式化,少了弹性、张力;文字语言缺少内涵,缺少能够感动我们的、染有作者本人的体味......我们努力了,想靠近,想触摸,哪怕只是感觉其中的跳动。可是,它们在眼皮前掠过,在努力伸出、努力捕捉的指间漂散,就连想让它们掌心稍作片断停留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点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这是书中难得的能让阅读停一停、让阅读觉得存有高明可能的地方。然而――

        一滴水是生不出另一滴水的;而时间则无法复制,过去的每一秒钟都不会回来。――这是常识。

        就算意会,也需提供意会的准确性。写作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手法,都以准确提取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不管这种本质是就整体而言,还是仅就整体中的一点而言。而在已有准确对应的前提下,还要提供被意会的不可取代的妙不可言。离开了不可取代、妙不可言,意会同样不能成立,至少成立价值不足。可这两句话,不仅不合常理,又无实质内涵,且还是可被任意取代、又无可回味的,唯一所有,只是一点花妙,一点平庸的花妙。这样的花妙,小女生洒满香水的笔记本里能见不少。

        其实,这里作者想说的,只是河上生活的单调,沉闷、机械,日复一日,除了水还是水。但是,他不甘心朴素、踏实的写法,想写得玄乎些,不同一般些,读上去文学些,散发些迷人味道。用心不错,但却没能用出感觉,且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花妙是要有本事的,越花妙,精准度要求就越高。这也是不少人喜欢玩弄的手法,看似曲意深隐,实是淡水一勺,妩媚有余,姿质不足,到头来,不过是又一次东施效颦。

        《河岸》除了热衷于再现历史(这个前面已谈很多,不再赘述),还热衷于动用一个概念,即同一个人,因出生的不同而获截然不同的遭遇。

        这主题深吗?打得动人吗?对一个没这样经历、没读过这类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主题或许能带来几分不解、几分新奇――或许,但在中国,起码一代,甚至二代、二代以上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今天都难有兴致回过头去停留在这样的“发现”上。不是他们麻木,而是这样的“发现”表面了些、起码了些,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已谈很多,谈得比《河岸》厚实、深入、贴切。而就广义来说,古今中外,表现类似主题的文学作品,实在不能算少。 

        很有意思,一次偶然的上网查阅,发现《河岸》竟有几十万个条目,还在香港得了文学大奖。因好奇,点开一些条目抽样观看,一片叫好。然而,让人惊诧不解的是,所有这些条目,一律只是引用了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写在《河岸》封底分别为二十四字和七十八字的“荐语”。这几行荐语似乎成了这书被叫好、被授奖的所有理由。就在不久前,这书还乘胜追击,继而勇夺国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就为一个美国小说家、一个美国汉学家的两段荐语,便能引起了如此水涨船高的连锁反应?如果是的话,那真是中国文坛莫大的悲哀。

        我们到底是在读这几行文字中的内容、读文字中传达的审美力、判断力,还是在读文字后的“美国小说家”和“哈佛大学教授”?是在读他们写的推荐还是在读写推荐的他们?他们说好说坏对我们就这么重要?我们自己的鉴赏、自己的判断呢?我们自己的自信、自己的骄傲呢?我们从事文学事业,是因为我们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我们善于察言观色、善于借用别人的头脑。 

        似又应了那句形象精彩的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能吠就好,能跟着吠就好,吠得比它犬响就好,甚至不关心那吠形的一犬到底看到了什么。

        不妨看看这两段荐语。

        苏童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的外衣,任性而优雅。

        ———小说家(美)约翰×厄普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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