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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比小说更残酷也更温暖

发布: 2011-5-05 20:49 | 作者: 张楚



         
        张昭兵:《刹那记》似乎是《樱桃记》的续篇。樱桃曾经遭遇的伤害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而继父的形象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为什么不把两个中篇合成一个小长篇来写呢?有没有把樱桃的故事再继续下去的打算? 

        张楚:《樱桃记》里的矿工继父在《刹那记》里已经死了,所以我让樱桃的母亲另嫁他人,也就是那个鞋匠。《樱桃记》写于2003年,《刹那记》写于2007年。写《樱桃记》的缘起是弟弟的一个同学,我从小就认识她,长得又黑又胖,大概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小女孩。上初中的时候,她收到一封倪萍姐姐的回信,但有男同学说是假的,于是她写了封血书,拿了菜刀要跟那个男孩决斗。20年后我在邮局看到她。她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五官膨胀了一些。她穿着臃肿、油亮的羽绒服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的手机。当然,她肯定不知道一个男人在观察她、揣摩她。后来听人说,因为长得丑,只得从县城嫁到农村。很长一段时间,她晃着走路的姿势、总是攒着眉头的样子让我心里觉得很难受。于是就写了《樱桃记》。这其实是个短篇,从被一个坏男孩追逐戏弄开始,到她奔跑着追逐男孩结束,这个过程,其实是性心理复杂成长的隐痛过程。当年这个小说获了“大红鹰”文学奖,很多朋友也喜欢,于是我琢磨她稍稍长大后的样子。我是个没有计划的人,直到2007年冬天,我又想起了樱桃,于是顺手写下去,没想到写得很快,35000字只写了十来天。后来给了《收获》。《人民文学》和《南方论坛》去年在凤凰召开青年作家论坛,施战军老师碰到我时说,《刹那记》是篇“可以留下来的小说”,让我小小得意了一番。

        本来今年有个打算,继续写写樱桃,连小说名字也想好了,但里面很多细节还很模糊,于是还在等。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张昭兵:《夜是怎样黑下来的》与《被儿子燃烧》似乎可以对照着阅读,都是写的父子关系,所不同的是后者着重于人物外在行为的“燃烧”,而前者着重于人物内在心理的明暗;后者更具有原生态的乡土气息,而前者更像是知识分子带自虐倾向的心理分析。请问你是先写出的哪个作品呢,你本人怎么理解这两个作品的关系? 

        张楚:《被儿子燃烧》写于1998年,其实是我舅舅的真实故事,《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写于2007年,其实是我同事的真实故事。如果你不提这个问题,我根本想不起来这两篇小说会有关联,呵呵。我的好朋友、作家黎晗读了《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给我发短信,说:一个脏的父亲对儿子净的生活的期待,居然有了救赎的苦楚;老辛与其说是害怕张茜这个准儿媳,不如说是检讨自己的一生。我觉得黎晗把这篇小说看透了,因为《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诺曼?梅勒说过:“重要的不是你说的,而是你没说的。因为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意思。” 
         
        张昭兵:我个人认为《地下室》是个很饱满的作品,两个主要人物宗建明和曹书娟的性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向了两个极端,反而形成了一个球形的相互吸引的磁场。小说撑圆了情节,便同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感受和思考的心理空间。请问你本人如何评论这个作品? 

        张楚:《刹那记》写完后有点累,因为《刹那记》是正襟危坐着写的,于是特想随心所欲地写一个。这就是《地下室》。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但它的发表却很坎坷,先后被《人民文学》和《十月》终审时毙掉。后来我给了何锐老师,何老师说,调子虽然有点灰,但还不错。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读过它,从来没有人跟我好好聊聊它。它在我的小说里是个异类,它有故事,但故事被我消解得很安静,它也有离奇的情节,但情节被我轻描淡写地化掉,总之它即便到了高潮的地方,也是在隐忍地呻吟。我觉得只有那些很静的读者,或者情感繁复的人,才会疼惜它吧。 
         
        张昭兵:《大象》写得很感人,但读起来还是觉得不太过瘾,可能在结构上有点问题吧,为什么要设置劳晨刚这条线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引出白血病女孩的亲生父母以便与养父母形成对照吗?白血病女孩的形象宛如天外之音,纯净但也虚飘,为什么不直接聚焦这个女孩,而刻意把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推向前台,这样的处理想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呢? 

        张楚: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直接写明净这个女孩,按照传统小说的笔法一点一点推进故事,就没意思了,太平。当时正在读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很是艳羡,便想何不东施效颦?这个故事由两条线索分别展开:一条线索是,孙志刚、艾绿珠夫妇为谢恩进城寻找曾资助过养女孙明净治疗的捐款者,却在进城的过程中不断遭受侮辱侵害,欲报恩而不得;另一条线索是,孙明净的病友劳晨刚替她寻找亲生父母,试图说服他们为之移植骨髓,却被他们拒绝。在小说前面部分,人物的动机一直隐着,只是展示他们的外在行止,而当动机显露出来,我觉得,之前人物一个个看似琐碎甚至猥琐的举动会获得完全相反的意义,而一直潜伏的力量也会随之爆发出来。 

        北大的陈新榜老师评论这篇《大象》时说:“作者开始时只从外部观察人物,随着叙述的展开,对人物心理的刺探悄然增加、深入,让读者不知不觉中走进人物内心,一同体验他们的多舛命运和汹涌情感。本篇精心的结构也在小说里被‘不经意’地点出了——‘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人物关系的枢纽孙明净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现身,当平行而不交叉的孙氏夫妇和劳晨刚即将相遇之时,小说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作者本篇所用的双线结构以及铺垫照应的细密编织能力《多米诺男孩》(《大家》2008年第2期)中就已颇为纯熟,在此处,由于故事的强大吸力,这些技巧的运用更显无形。总之,一方面,对孙志刚们生活现实的发现和心灵世界的挖掘,使作者完全摆脱了炫技的空洞;另一方面,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巧妙地遮掩着那些最动人的内容,有效避免了此类题材易见的煽情感伤。于是,《大象》给人的感觉如同海底岩浆一般,不停地被海水冷却,却始终炽热地翻滚喷涌着。”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张昭兵:与此相似的是另一篇小说《细嗓门》,这篇小说在情节上可谓煞费苦心,好象前面所有的叙述只为了成就最后揭示一起杀夫案的谜底,幸好还有林红心中那只儿时的“红乌鸦”和包里的那盆微型蔷薇,不然小说也就成了一篇故弄玄虚的侦探故事了。请问你本人怎么看这个作品? 

        张楚:这篇小说我写得非常累。作为一个中篇,写作之前偏偏故事没构思成熟。这个小说起源于我的两个高中女同学。其中一个离婚了,另外一个打电话给我,让我安慰安慰她。女同学丈夫有外遇,她于是提出离婚,男人死活不肯,后来在她终于偃旗息鼓后,丈夫却执意要求离婚。她只好净身出户,把房子留给丈夫,女儿也被判给丈夫。她手里捏着男人打的一张三万块钱的欠条,拎着个皮箱,独自去汾阳继续经营她的灯具用品。我想到了这两个女人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她们的眼睛都很大,瞳孔里满是欢喜。她们非常要好,像《细嗓门》里描写的那样,穿一样的衣服,梳相同的发式。到了课外活动,她们就买些零食,边吃边大声朗读张晓风的散文。多年后我还记得阳光安谧地照耀着她们脖颈上的细小汗毛的场景,也许,对于一个男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纯净。于是,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我打算让一个女人去探望另外一个受伤害的女人。她想帮助朋友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在最初的打算中,我想把它写成埃.萨瓦托《暗沟》那样的心理小说,一点一点进入,用最缓慢的速度和最精确冷静的语言,如剥茧丝。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小说最后的样子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张昭兵:我本人比较喜欢你早期的两个作品《曲别针》和《关于雪的部分说法》,我认为这两个作品对未知空间都有一种试探性的触摸,而又能把握一定的分寸,从中可以感受到文学在现实的泥淖中轻轻一跃的独特魅力,请问你本人对此有何看法? 

        张楚:这确实是我早期的两篇小说。还是说说《关于雪的部分说法》吧,关于《曲别针》,我说得已经够多了。2000年我刚学会上网,经常去网易的一个聊天室。那时大家都喜欢公聊,你一句我一句,热闹非凡。其中有个叫“天狗”的男孩,老在聊天室里等“刀鞘”。大家都知道“刀鞘”是舞蹈学院的学生,跳芭蕾的。大家喜欢看她跟“天狗”在聊天室甜言蜜语。他们商量着一些重大的私人问题,比如结婚。他们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沈阳。于是,在青岛还是在沈阳结婚、结婚时开奔驰还是开宝马——诸如此类的琐事经常让他们争吵、伤怀、愤怒……“天狗”和“刀鞘”的故事时断时续上演着,直到有天“天狗”喝多了,跟我说了实话。他说“刀鞘”出去卖淫得了性病。我说“刀鞘”怎么会去卖淫?那么好的姑娘。“天狗”说“刀鞘”哪里是什么姑娘,是个男孩啊,家里穷,又喜欢花钱,人又笨,出去卖,跟人家就睡了,结婚早晨醒来,人家早走了,他只得把祖父赠他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押在酒店……他说的很随意,我则不是一般得震惊。“天狗”和“刀鞘”原来是对同志爱人。后来聊天室关闭,那些从未谋面的朋友从此各奔东西。一晃多年,“天狗”和“刀鞘”生活得如何?不得而知。“天狗”其实是个职校毕业生,父亲是海员,母亲开了家美容院,他在店里帮忙给客人洗头。后来父亲患癌症去世,母亲找了男朋友,便想把他送到国外。聊天室关闭后我鸟枪换炮,开始在“新小说论坛”玩。论坛刚开张不久,多是些浙江作家在那里贴小说。有天我看了艾伟的《一起探望》,不动声色,温和冷酷,是个隐讳的同志故事。于是我想起了“天狗”。于是就有了这篇《关于雪的部分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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